自序（節錄）
保安村是人類學家焦大衛（David
Jordan）1960年代末期對台灣西南部進行過村落田野民族誌書寫的地方（中譯本，2012，《神．鬼．祖先》，聯經出版），該民族誌中充分討論了有關漢人拜拜、神明會、乩童、問事、賞兵、冥婚、謝土、改運等民間信仰活動背後的社會意涵。建築在焦大衛的經驗材料和理論視野之上，本書重訪保安村進行田野追蹤，將時間向度納入考量，並結合漢人研究的最新文獻，試圖將聚落民間信仰研究，延伸為更具有理論整合性的「民間信仰社會學分析」。
我在討論中，一方面顯示農業村落生活所形成的世界觀與社會關係確實呈現漢人社會的深層認知框架；一方面也顯示出單一聚落宗教活動如何能向上擴張到不同層次而來進行實踐與動員。而當由傳統國家進入現代國家，隨著中央與地方相互扣連方式的改變，不同集體層次間的協商與互動也開始發生轉變，地方社區不再完全是獨立性法人團體，民間信仰由轄境維繫為主逐漸轉變為民族國家內共享之「地方性」創造的主要基石。
本書同時具有民間信仰基本研究命題建構與信仰變遷模式預測的雙重視野，內容則涵蓋漢人民間信仰象徵世界裡幾個最重要的主題︰靈驗、香火、儀式、巡狩、地方性與大型地方性、民間信仰與教派宗教間的分野與互動等。而在過去，民間信仰經常被看做是傳統文化體系裡的一部分，因此，這也一直被看做是屬於民俗學或人類學的研究範疇。至於社會學，它特別關心「現代性」的進程，以及「傳統」與「現代性」的接合問題，如果說它會對宗教感興趣的話，那不會是在於宗教信仰與象徵本身，而是在於人類的當代生活是否會愈來愈不具有宗教色彩？以及，如果說宗教仍然能與「現代性」共存的話，那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新興形式？即使當社會學碰觸到民間信仰議題，也會將焦點放在當地域性社會的天然界線逐漸解體和模糊化以後，民間信仰會以什麼樣的傳播或組合模式做為新的介面？簡言之，出於對當代社會現代化進程的關心，漢人民間信仰，即使說它涉及到集體生活與權力的面向，很少會是社會學家所關心的重點。
但是，換另一種角度來看，如果我們不是說僅僅把民間信仰看成是聚落界線內特定人群所共享的習慣和信仰，而還可以把其看做是屬於人類透過某種象徵性活動，而所產生的一種有著現象學特質的情感狀態，和能產生具體跨越時空或超越時空效果的實踐邏輯，那麼，即使說「地域性」這個性質，仍然會是民間信仰中緊密連帶著的一種屬性，但是民間信仰所能在各種社會網絡和媒介環境裡面所呈現出來的歷久彌新的效應，將不僅是社會學家所能夠研究與分析的主題，甚至於它還是宗教社會學家所必須要加以面對的，既傳統又新興的關鍵性的學術議題。
學界對於漢人民間信仰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還是出於人類學，問題意識一直擺在︰民間信仰中的象徵與社會組合，是理解傳統漢人社會之人群組合與社會秩序觀的關鍵性環節，因此有其研究上的必要。而這個問題背後的問題意識，建築在對於漢人社會集體生活之本質的探索，而對這個問題意識所採取的不同分析取徑，其各自的意義，還要被放在更大的對比性的框架裡才會顯現出其各自的獨特性。
整體性的來看，我們發現，人類學家對傳統漢人社會（現代化歷程開始之前的社會）的研究取徑，有的是以村落生活為焦點，有的是以超村落的某些面向為關鍵環節為焦點，舉例來說︰1. 認為農業村落的世界觀與社會關係就是漢人社會的小宇宙，對於一個村落的學術性再現，已經充分表達出漢人社會的全部；2.
Skinner的層級性市場與階序性「中地」的理論，認為村落受到其所在市場或政治軍事位置的影響，並非自足的內部系統，一個基本的分析單位也不是村落，而是大約五六個村落所構成的「標準市場城鎮」（standard market town）；3.
可能與階序性「中地」理論併在一起來看的觀察視野，這可以包「括祭祀圈理論」（林美容等）和「宗族組織理論」（Freedman、科大衛等）等，分別以「祭祀圈」（族群習慣與宗教儀式層面）或「宗族組織」（血緣與財產共享的組織層面）來解釋漢人地方社會，而且這兩者又可能分別有層級性的構成，進行著相互的連結與支援（如與祭祀圈有關的相互進香關係、主廟子廟進香活動；宗族組織也可能有「地方宗族」與「上層宗族」之別，不同層次間也會有所互動），表面上這兩個理論途徑是和Skinner反其道而行，但事實上只是提出了另外兩種可能是與層級市場關係相平行的人群組合模式，彼此不但不衝突，還可以相互補充；4.
本書沒有多提，但與第一種觀點可以相容的農村的「內捲化」（involution）理論（黃宗智），由農業經濟的觀點來看漢人農村，農村成為一種封閉停滯的生存維生系統，在家庭農場經濟型態中，小單位面積土地上進行集約生產，過多的人口與停滯的技術，永遠無法聚集足夠的剩餘資本來擴大經濟生產規模；5.
Duara的「權力『文化交接銜接叢』」的概念，隱然預設了人是權力的動物，而漢人文化傳統裡的文化權力意識形態和社會權力關係網，構成了漢人地方性實踐活動的運作場域，而這個平台也能貫穿於地方與國家之間。
其實，以上的分析觀點，即使有其動態性，但分析視野都還沒有能脫離所謂的對於「古典國家時期」裡的農村位置的定位模式，也就是將國家看成在上的收稅與統治單位，將村落看成是由住民共享但卻又是與國家相對對立的地方自治單位，並將地方菁英看成是資本上下流動過程中的關鍵性環節。但是，當以上這種國家與地方間的關係，以及地方性農業聚落的生存模式和內部權力結構，到了進入「現代國家」以後，會產生什麼樣的轉變？這似乎還亟待以新的視野來加以進行分析性的觀照。
相對於以上人類學對於漢人民間信仰的研究傳統，本書是一個從事本土宗教現象研究的社會學家所另闢蹊徑而產生的一個關於「漢人民間信仰研究的社會學觀點的『序論』」。本書在扣緊民間信仰由傳統社會過度到現代社會裡的社會位置與社會功能之刻，先刻意避開了漢人社會根本組成與社會連帶性質的討論，也避開了民間信仰的社會變遷的問題，而重新以（或更嚴謹地說，「某一種的」）社會學的觀點，由核心內容（靈驗、香火、通過性儀式、「地方性」建構等）、到邊界（民間信仰與民間教派間的關係與界線），直接進入漢人民間信仰的象徵邏輯，釐清這些信仰中各關鍵要素形成背後的有關環境與歷史框架（靈驗觀的文化特殊性、香火制度的形成、國家框架的遞變、地方環境生態裡的權力關係等），並在將民間信仰當作一種現象學上的特質（如「地方性」），和當作一種農村民眾實踐場域裡的重要溝通平台（階序性「中地」關係中的權力的建構與展演）的前提下，再經由此來說明以這些象徵邏輯為媒介所連結出來的社會關係（祭祀團體、神明會、地方聚落、宮廟法人等）的性質。而經過本書這樣一個「序論」性的分析與說明，也有助於宗教社會學能產生更深厚的基礎和更寬廣的關懷，可以進一步去處理漢人社會基本性質、社會變遷、宗教變遷等等各方面的課題。
當然，也因為本書只是一個基礎性的「序論」，著重點在如何能夠建立基本的有助於分析漢人民間信仰的社會學概念或工具，至於所創造出來的「工具箱」，如何能夠和其他的理論關懷相扣連或相配合，這還不在本書主要的討論範圍內，而是下一步仍有待繼續擴展與延續的學術性的目標。
至於前面所提到的所謂「某一種的」社會學的觀點，這並不見得一定要與人類學（特別著重文化層面）或民俗學（特別著重地方性的歷史與風俗特徵）間劃清界線，而是說在取法人類學與民俗學既有發現的同時，本書的研究取徑所更為重視的，是將宗教象徵性活動，放在更完整的日常性集體生活的脈絡中；本書也更為重視較為持久性的制度性（不斷重複出現而已成為民眾間共同相互預期裡的一部份）層面；同時，我也會借重M.Weber以來的社會學「理想類型式的」分析工具，而在多方向歸納與演繹的綜合中，嘗試呈現出手段與目的、個體與集體、行動企圖與結構限制等等間更具有辯證性質的社會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