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房子在被碰觸到時，應聲瓦解，凹陷進去，竄出火焰；樹木隨聲一吼後，變成火炬…所以你們可以理解，當週一破曉之際，那令人恐懼的咆哮聲浪橫掃過世界裡的大城市－逃難的涓涓細流迅速加大為滔滔洪水，在激出白色泡沫的動亂中，往鐵路車站附近拍擊過去…難道它們在夢想或許能將我們滅絕？
威爾斯《世界間的大戰》
致命的世紀
威爾斯（H. G. Wells）《世界間的大戰》（The War of the
Worlds，一八九八）在二十世紀前夕出版，遠遠不只是獨具原創性的科幻小說作品。它也是某種達爾文式的道德故事，同時之間也是具有獨到先見之明的作品。在這本書出版之後的世紀中，像是威爾斯所想像的場景在全世界的城市裡變成事實：不只是倫敦這威爾斯設定為故事發生所在之處，而且也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貝爾格勒以及柏林；在史莫納、上海以及首爾。
入侵者往城市郊區前進。郊區居民遲遲才理解他們其實是多麼容易受到傷害。入侵者擁有致命武器：裝甲車輛、火焰噴射器、毒氣、飛機。他們恣意使用這些武器，無情地同時對付士兵及平民。城市的防衛被突破。當入侵者靠近城市時，恐慌瀰漫四處。人們在混亂中逃離家園，蜂擁而至的難民堵住道路及鐵路。屠殺他們的工作變得更加容易。人們像牲畜一樣被宰殺。最後所有殘留的只是冒煙的廢墟以及成堆的焦屍。
當威爾斯踏著他新購的腳踏車繞著平靜的沃金鎮以及徹特西鎮騎行，想像著所有這些摧殘及死亡。當然（－而在此這正是天才才有的神來一筆－）他將火星人設定為犯下這些罪行的人。但之後當這些場景真的成為事實後，那些需要負責的人不是火星人，而是其他人類，即使他們在辯護驗明自己所進行之殺戮時，會將受害人標籤為「外來人」或「次等人」。這不是二十世紀所見證到不同世界之間的大戰，而是同一世界裡的大戰。
在一九○○年之後百年，無疑是現代史上最血腥的世紀，就相對值以及絕對值而言，都較之前的時代來得更是暴力。很明顯地，有更大比例的世界人口在主宰這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中被殺，超過之前在地緣政治幅員上可相比擬的任何衝突（見圖I.1）。雖然「強權」之間的戰爭在之前一世紀中是更加頻繁，但兩次世界大戰就它們激烈（每年的戰爭死亡）以及密集（每國家每年的戰爭死亡）的程度，則是無與倫比。就任何標準來說，二次大戰是有史以來人造的最大災難。然而儘管它們從史家那裡所得到的關注，世界大戰只是許多二十世紀衝突中的兩件。有超過一打的其它衝突，＊其死亡人數或許越過百萬門檻。而死亡比例可相比擬者，則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青年土耳其人政權、一九二○年代到一九五○年代的蘇聯政權、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間的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政權，更不用提在柬埔寨的波布政權，這些政權對平民人口進行種族屠殺或「政治屠殺」戰爭。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之間以及之後，沒有任何一年沒見證到大規模的組織性暴力發生在世界的這部份或另部分。
何以如此？是什麼使二十世紀，特別是從一九○四年到一九五三年的五十年，特別血腥？這時代會特別地暴力似乎是個弔詭。畢竟在一九○○年之後的百年是段史無前例的進步時期。就實質而言，據估計全球生產之人均數字（－這是平均個人收入的大概基準，而且將幣值之變動－列入考慮），在一五○○年及一八七○年之間增加地比五○％稍多一些。然而在一八七○年及一九八○年間，它增加的倍數超過六倍半。以不同方式來表達，在一八七○年及一九八○年間的年複成長率是一五○○年及一八七○年間的將近十三倍之多。在二十世紀結束時，由於許多科技進展和知識改善，人類比歷史任何其它時代平均生存地更久，並過更好的生活。在相當大部分的世界裡，人們因為營養改善以及克服傳染疾病，成功避免早夭。在一九九○年英國的平均壽命是七十六歲，相較於一九○○年的四十八歲；嬰兒死亡率是過去的二十五分之一。人們不僅活得更久；他們也長得更大更高。老年變得比較不悲慘：在一九九○年，六十幾歲美國男人的慢性病比例是世紀開始之初的三分之一。有越來越多的人能夠逃離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稱之「鄉村生活的愚蠢」，所以在一九○○年和一九八○年間，生活在較大城市裡的世界人口的百分比加倍。人們因為工作更具效率，已經多了三倍休閒時間。那些將閒暇利用來爭取政治代表權，以及推動收入再分配的人，得到相當大的成功。幾乎不到五分之一的國家在一九○○年可以被視為民主政治；這比例在一九九○年代超過一半。政府不再只提供國防及司法的基本性公益；新福利國家演化出現，承諾要消除如一九四四年貝弗里奇（Beveridge）報告所說的「匱乏…疾病、無知、污穢以及懶惰」。
在所有這些進展中，要解釋二十世紀異常的暴力，單純地說因為有更多的人更緊密生活在一起，或是有更具毀滅性的武器存在，並不足夠。無疑地將高爆炸藥投擲在擁擠的城市中，犯下大規模殺戮，會比以刀槍殺害散居在鄉村的人口，要容易許多。但假如那是充分的解釋，那這世紀末理應比世紀之初及之中都要更加暴力才對。世界人口在一九九○年代首度超過六十億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的三倍。但實際上在這世紀最後十年中，武裝衝突數量有明顯下滑。軍事動員以及死亡之相對於整體人口，所曾紀錄過的最高比例，明顯地都是在這世紀的上半，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及立即之後出現。除此之外，今日之武器較之於一九○○年更具毀滅性。然而這世紀最嚴重的暴力是以最粗糙的武器來犯下：步槍、斧頭、刀劍以及手斧（以一九九○年代的中非最為明顯，但在一九七○年代的柬埔寨也是）。埃利亞斯．卡內提曾設法想像出一個世界，裡邊「所有武器都被廢除，而下一次戰爭中，只允許用嘴互咬」。但在如此徹底解除武裝的世界裡，我們能夠確定不會有種族屠殺？我們要瞭解何以過去百年對人命是如此摧殘，必須在這些謀殺背後尋找動機。
當我是學校學生時，歷史教科書對二十世紀暴力提出種種的解釋。有時候將其關連到經濟危機，宛如經濟蕭條及萎縮能夠解釋政治衝突。一個偏好方式是將威瑪時期德國的失業率升高，關連到納粹選舉票數的增加以及接著希特勒「奪取」權力，而這又被認為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發生。但我開始懷疑，有些時候經濟快速成長難道不會跟經濟危機一樣會造成動盪？接著有理論認為這世紀是關於階級衝突：革命是暴力主要原因之一。但比起所謂普羅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所謂的鬥爭，族群分裂不是在實際上來得更重要嗎？另一個論證是二十世紀的問題是政治意識型態極端化的結果，特別是共產主義（極端化之社會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極端化之民族主義），以及之前邪惡的「主義」們，特別是帝國主義。但是如宗教之傳統系統，或是其它表面上看似非政治性的想法以及假設，卻仍然具有暴力性的意涵，其所扮演之角色又當如何呢？還有，究竟是誰在打二十世紀的戰爭？在我還是孩童時所讀的書籍裡，通常是民族國家扮演主導性的角色：英國、德國、法國、俄羅斯、美國以及等等。這些政體之中有一些或所有，不是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多民族、而非單民族的國家？尤其是舊的教科書將二十世紀的故事說成是段冗長、痛苦但終究令人滿意的西方勝利。英雄（西方民主政治）面對一連串惡棍（德國人、日本人、俄羅斯人）的挑戰，但最後還是邪不勝正。世界大戰以及冷戰因此是在全球舞台上演出的道德劇。但它們是嗎？西方真得贏了二十世紀的百年戰爭？
且讓我將那些孩童初步的想法以較為嚴格的詞語來重新陳述。在接下來的地方，我會辯論說，歷史學家對二十世紀暴力的傳統解釋是必要、但並非充分。科技上的變化，特別是現代武器破壞力的增強無疑是重要的，但它們只是回應想要更有效率去進行殺戮的根深蒂固慾望。事實上在這世紀中，武器的毀滅性與暴力之發生，並無正相關性的關連。
同樣地，經濟危機亦不能解釋這世紀的劇烈動盪。如已經提過，或許在現代史學作品中，最為人所知之因果鏈是從經濟大蕭條帶到法西斯主義崛起和大戰爆發。但這討人喜歡的故事在更仔細檢驗下，便會瓦解。並非所有受到大蕭條影響的國家都變成法西斯；也非所有法西斯的政權便會從事侵略戰爭。納粹德國在歐洲發動戰爭，但只有在它從經濟大蕭條中恢復過來之後。蘇聯先是站在希特勒這邊來發動戰爭，但它是與世界經濟危機隔離開來，但最後卻動員並且犧牲比其它交戰國更多的士兵。就整個世紀來看，這裡沒有普遍規則可以被辨識出。有些戰爭是在經濟成長時期之後；其它則是經濟危機的原因而非結果。有些嚴重的經濟危機沒有帶來戰爭。當然，雖然馬克思主義者長久以來試著去做，現在已經不可能說服人，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危機的結果；相反地，是大戰結束了一段具有相當的高成長和低通膨的非比尋常全球經濟整合。
因此當然可以辯稱說戰爭之發生是與經濟無關的理由。艾瑞克．霍布斯邦稱之為「短暫的二十世紀」（一九一四－一九九一）為「一個宗教戰爭的時代，雖然最好戰以及最血腥的宗教，是從十九世紀當代最經典世俗意識型態所收穫而來」。在意識型態光譜的另一端，保羅．約翰森責怪這世紀的暴力是因為「道德相對論的崛起、個人道德的敗壞以及放棄猶太－基督教價值」。但是新意識型態的崛起或是老舊價值的衰敗就自身而言，不能被認為是暴力發生的原因，雖然這可以用來理解集權主義之知識起源。在大部分的現代史，一直都有極端的信念系統被提供，但它們只在某些時候和某些地方會被廣泛地接受，並據之來行為。在這方面反猶主義是個好例子。同樣地，將戰爭的責任歸諸一些瘋狂或卑劣之人，則是重複《戰爭與和平》之中，托爾斯泰所大加輕蔑的錯誤。自大狂或許會命令人去入侵俄羅斯，但人們何以要服從？
將這二十世紀的暴力主要歸諸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亦沒有說服力。雖然二十世紀的政體發展出史無前例的能力去動員大量人口，但這些可以、或是已經被輕易地被運用在和平，就如用在暴力的目的。比起之前時代，一九三○年代的國家當然可以進行更多的「社會控制」。它們雇用像是兵團數量一樣多的公務人員、稅吏以及警察。它們提供教育、年金以及，在某些情形下，補貼保險，來預防疾病及失業。它們若沒實際上擁有鐵路及道路的話，還是會去加以規範。但所有這些能力在一九四五年戰後的年代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可是大規模戰爭的頻率卻反而減少。甚至通常是最具全面性福利的國家，最不可能在一九五○、一九六○及一九七○年代捲入戰爭。正如之前在戰爭方式所發生的革命，轉變了早期近代國家，所以或許有道理是全面戰爭本身，反而促成福利國家的出現，創造出規劃、指揮及規範的能力，因為沒這些能力的話，那貝弗里奇報告或是詹森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必然無法被構想出。所以當然不是福利國家帶來了全面戰爭。
那與國家如何治理有關係嗎？現在變得很流行去假設民主政治與和平之間的正相關，理由是民主政體之間往往不會彼此交戰。當然根據那基礎，民主政治在二十世紀期間長期的崛起中，理應降低戰爭的發生。它或許會降低國家與國家之間戰爭的發生，然而至少有證據顯示在一九二○、一九六○及一九八○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後面緊跟著內戰以及分離戰爭爆發頻率的增加。這引導我們到一個核心點：我們太常純粹以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來思考二十世紀的衝突，而忽略了在國家之內組織性暴力的重要性。最惡名昭彰的例子當然是納粹及其合作者針對猶太人所發動的戰爭，結果有將近六百萬人因此毀滅。納粹同時設法消滅其它被認為「不值得生存」的不同群體，特別是精神病患以及同性戀的德國人、被佔領之波蘭的社會菁英和新提人及羅瑪人。總計其它這些團體共有三百萬人被殺害。在這些事件之前，史達林對付蘇聯境內的少數族群，以及處決或監禁犯罪或被懷疑政治異議的俄羅斯人，犯下可堪比擬的暴行。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或中亞的大約四百萬非俄羅斯人中，估計有一百六十萬人因為所受的艱苦而受難喪命。蘇聯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五三年之間所有政治暴力的全部受害人，最低的估計是兩千一百萬人。但族群屠殺＊則是已經發生在集權主義之前。如我們將見，鄂圖曼帝國末年刻意針對基督徒少數族群所進行的強迫遷徙及蓄意謀殺政策，根據一九四八年的定義，就是等於種族屠殺。
簡而言之，二十世紀的極端暴力極為多樣。這並非全然是武裝者之間的衝突而已。在所有歸諸二次大戰的所有死者中，至少有一半是平民。有時候他們是被歧視的受害人，當人們因為其種族或階級而被檢選出來加以殺害。有些時候他們是不分青紅皂白之暴力的受害人，如英國及美國空軍將整座德國城市轟炸成廢墟。有些時候他們是被外來的入侵者謀殺；有時候則是喪命在自己鄰居的手上。所以很明顯地，任何要解釋這殺戮全然的規模，必須要超越傳統的軍事分析。
對我而言，要解釋二十世紀極端的暴力，以及特別是何以如此之多會發生在某些時間（特別是一九四○年代初），以及某些地方（特別是在中歐、東歐、滿洲及朝鮮），有三件事是必要的。這些可以被綜合為族群衝突、經濟波動以及帝國衰落。就族群衝突，我所意謂的是某些族群團體中社會關係的斷裂，特別是已經有相當發展之同化過程的崩解。因為種族差異理論裡遺傳原則的散播（即使那原則已經在政治領域裡已經消退），以及因為族群混居聚落處所在之「邊界」地區在政治上極為碎裂，這過程在二十世紀受到極大的刺激。就經濟波動，我指的是經濟成長率、物價、利率以及就業的變動，以及所有隨之而來的社會緊張及壓力。而帝國衰落，我所指的是在這世紀開始之初，主宰世界之歐洲多民族帝國的瓦解，以及因為在土耳其、俄羅斯、日本及德國裡出現了「帝國國家」（‘empire-states’），挑戰舊帝國。這也是在指出在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發展是「西方的沒落」時，我心中所想到的。雖然美國在二次大戰結束時非常強大（－這沒言明之帝國當時正處於尖峰時期－），但它仍然不如四十一年前之歐洲帝國來得強大。
基因庫
赫曼．戈林直截了當稱呼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偉大的種族戰爭」。這並非沒有道理，因為這的確是許多當代人所經驗到的。那時代賦予種族差異這概念的重要性，現在看起相當怪異。現代基因科學透露人類其實非常相像。就我們的DNA而言，我們毫無疑問是同一物種，其起源可追溯到十萬至二十萬年前的非洲，而近到六萬年（－眾所皆知，就演化上來說，這只是轉瞬之間－）之前，他們才開始擴散到新的大陸去。我們與種族身份關連在一起的差異只是表面性的：色素（祖先居住較靠近赤道的種族，黑色素細胞較暗色），面相（這使得在歐亞陸塊東端的人眼睛較長，而鼻子較短）和頭髮類型。在皮膚之下，我們所有人都相當相似。這反映出我們有共同的起源。＊誠然，地理上的擴散意謂人類在時間之中，會形成身體上相當不一樣的群體。這解釋何以中國人看起來相當不同於，例如說，蘇格蘭人。然而直接「形成物種」（speciation）或更準確說，發展出使物種間無法交配的「隔絕障礙」，並沒有足夠的時間將智人這物種做出更進一步的下分。甚至基因紀錄清楚指出，儘管它們外表上的差異，以及儘管距離以及無法彼此理解的障礙，不同「種族」從最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交配。路易吉．盧卡．卡瓦利－斯福扎以及他的同事，已經證明大多數的歐洲人是由中東往北及往西移居之農夫的後代。DNA紀錄顯示有一波波如此的移民，通常會伴隨著外來人與原生游牧民族相互的混雜。晚期羅馬帝國的大規模民族遷徙留下相同的基因遺產。所有之中最驚人者是關於歐洲人在十五世紀末發現新大陸，以及後續時代的征服、殖民以及與異族同居生活。今日生物學家稱呼這過程為「人口擴散」。十九世紀種族主義者則提及「異族雜交」；諾埃爾．考爾德乾脆稱它是「要合併的衝動」。在莎士比亞寫作他的《奧泰羅》（他的異族婚姻會失敗，比較是因為他輕易相信別人、而非他的膚色）以及《威尼斯商人》（當波塔在考驗她的追求者時，亦觸及這議題）時，這種異族婚姻的現象已經相當常見。
對那些今日研究基因組的人，這結果清楚易解。非裔美國人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DNA可追溯回歐洲人。夏威夷居民至少有一半有「混合」的祖先。同樣地，今日日本人口的DNA顯示出有與早期來自朝鮮之定居者以及蝦摩族原住民的連姻。大多數猶太男性之中的Y染色體與那些在近東地方其他人相似；儘管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間激烈的敵對，他們在基因上沒有很不同。演化學家理查．列萬廷很出名地估算過，平均人類之中基因變化的總數裡有八十五％是發生在個人身上；只有六％是發生在種族上。影響膚色、髮型以及臉部特徵的基因變異，僅僅涉及在一個人DNA之數十億核甘酸裡微不足道的數量。對一些生物學家，這意謂著嚴格說來沒有人類種族存在。
其他人或許會偏好說，人類種族是正處於要停止存在的過程中。在一九六○年代及之後進行研究的那代美國社會科學家，紀錄戰後美國異族連姻的興起。他們將它描寫成是美國生活中最重要的同化措施。雖然「多元文化主義」已經挑戰同化經常、且在每個地方被認為都是少數族群目標的這種想法，但升高的異族通婚比例仍廣泛地被認為會是降低種族偏見及衝突的關鍵指標。以美國兩位領導社會學家的話來說，「通婚的比例…是不同群體被接納程度以及社會整合特別好的指針」。美國人口普查現在會劃分出四個「種族」類別：「黑人」、「白人」、「美國本土原住民」以及「亞洲人或太平洋島人」。以這為基礎，在美國的二十位孩童中，有一位混合的起源，因為他們的雙親屬於不同類別的種族。從一九九○年到二○○○年之間，如此種族混和的夫婦對數，已經增加四倍，達一百五十萬對。
但人們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屢次認為以及表現為好像在身體上獨特的「種族」便是不同的人種，並將這群或那群劃歸為「次等人」。雖然「人口擴散」過去曾平和地發生，甚至在一些環境裡沒被察覺，但在其它環境中，相異族群之間的關係被視為高度危險。那我們如何去解釋這核心的困惑：當人們在生物學上是如此地相似，卻願意去指認彼此為外來人種？這種意願是二十世紀最惡劣暴力的根源。假如沒有種族的話，那戈林的「偉大的種族戰爭」又如何能發生呢？
有兩個演化上的限制協助我們解釋種族差異的膚淺，但也解釋何以其不斷地持續。第一，當人們數量極少，而且生活是「孤獨、貧窮、骯髒、野蠻以及短暫」時，正如在我們物種已經存在的九十九％時間裡，最主要必做之事是狩獵或採集足夠食物，並繁殖後代。人們形成小團體，因為合作會改善個人做到這兩件事的機會。然而，彼此互相衝突的部落無可避免地會去競爭稀少的資源。因此衝突常採取掠奪的形式，以暴力去搶奪另一部落維持生計的方法，以及直接殺死不相關的陌生人，以除掉潛在的性對手。於是一些達爾文主義的人會辯稱說，人類是被基因所設定來保護親屬，並與「他人」戰鬥。誠然，一個成功擊敗敵手的戰士部落，假如誅殺敵對部落的所有人，不必然是理性的行為。因為生育的重要性，所以有道理去將敵對部落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以及食物加以佔有。就那意義來說，即使造成部落暴力的演化邏輯，也是有助於異族交配，因為被擄獲之婦女將成為勝利者的性伴侶。
但是對這種強暴外面婦女的衝動，或許有生物學上的抑制。因為從人類及其它物種行為的證據，可以證明自然未必會偏好在同一物種中、但在基因上卻非常不同成員的交配。人類社會裡對近親亂倫有或多或少的普遍禁忌，是有生物學上的根據，因為同一血統的內親繁殖，會冒著後代之中有出現基因異常的危險。另方面，偏好遠親或完全陌生人做為交配對象，在史前時期必然是個不便。一個狩獵採集團體的物種，若只能依賴在基因上（－以及地理上－）疏遠的人才能成功繁殖，那物種必然不會持續很久。但正如預期，有很強的經驗證據顯示「最佳化的遠系繁殖」其實是在令人驚訝地小程度的基因區隔中做到的。在實際上，堂表兄弟姊妹或許比一位完全無關的對象，在生物學上是更好的配偶選擇。過去在猶太人之中常見很高比例的堂表兄弟姊妹婚姻，而這現在仍在高度內親化的撒馬利亞人之中仍然流行，但卻帶來相當少的基因異常。相反地，一位中國女性與一位歐洲男性結婚，他們的血型或許不相容的機率是相對地高，所以只有最初懷孕的孩子才能活下來。最後，分離開的人口族群會何以會如此快速地發展出如此獨特的臉部特徵，這本身必然就有其意義。有些演化生物學家辯論說，這不只是基因漂變，也是性選擇的結果；換言之，一個因文化所觸動，因而在亞洲多少會武斷地偏好眼折，或在歐洲偏好長鼻子，這些會相當迅速地去強化彼此分離之人口裡的那些個別特徵；相同的會吸引，而且持續吸引相同的。那些被「他類」所吸引的人，在性選擇上其實是非典型的。
另一個不同種族之間交配的更進一步可能障礙是：人種做為一延伸的親屬關係團體，或許具有「社會生物學」上的功能，去執行一種廣泛的偏袒親屬的行為，那是源自於我們不僅要透過性的內在衝動，但也間接透過保護我們自己的堂表親以及其他親屬，來複製自己的基因。人類的確傾向去信賴傳統定義（依據膚色、髮型以及面相）上認為是自己種族的成員，勝過其它種族成員，雖然在何種程度上這可以用演化和用灌輸文化偏見來加以解釋，仍有明顯問題。但總體來說，這些因素或許可以解釋：何以儘管現在這時代裡有史無前例的流動性以及互動性，種族觀念似乎消解地相當慢。近來對「微衛星標記」（microsatellite
marker）的研究，已經挑戰種族從嚴格生物學來說並不真正存在的觀點，因此顯示出美國族群團體會將自己不同地認定為白人、非裔美國人、東亞人及西班牙人，在某些方面是可以在基因上加以區別。這裡要掌握的關鍵點是：我們原本就有跨族交配的能力，以及可辨識出之基因差異是持續存在，這兩者之間有其根本的張力。種族差異或許在基因上甚少根據，但是人們似乎被設計為要賦予它們重要性。
或許有人抗議，史學家，特別是現代史學家，沒有必要去插手演化生物學。難道文明人不是他所當關切、而非原始人的活動嗎？「文明」當然是我們給那些優於狩獵採集部落之人類組織型態的名稱。隨著系統性農業在四千年到一萬年之前開始發生，人們變得比較沒有那麼流動；同時之間，較可靠的食物供應意謂著他們的部落可以變得大上許多。在耕種者、戰士、祭司以及統治者之間的分工發展出來。但是文明化的聚落會經常受害於仍未經文明改造之部落的侵襲，這些部落幾乎不可能不去染指如此集中的食物養分以及繁殖能力。而且即使當（－這是逐漸地在時間之中發生－）大多數的人類會選擇定居生活的快樂，但這仍無法保證定居社會之間會和平共存。在地理上相距遙遠的文明或許會友善地交易，造成一個國際分工體系的逐漸浮現。但一樣可能的是一個文明會對另一個作戰，這是因為促使史前人類去如此做的相同底層動機：去奪取營養及繁殖的資源。的確，歷史學家可以只研究那些發展足夠到保存持久性紀錄的人類組織。但無論我們所研究的行政組織是如何複雜，我們不應忽視深藏在即使是最文明之人的根本動機。在一九○○年之後，這些本能會一再而在地被釋放出來。它們是造成第二次大戰如此劇烈的一大部分原因。
離散及限制區
「兩個民族未曾見面，」美國人類學家邁爾維爾．赫斯柯維茲曾經寫說，「但他們或許會將血液相混」。然而混血只是不同兩群人相遇時的一系列選項之一。少數族群或許為了繁殖的目的會維持其獨特性，但在其它所有方面或一些方面（語言、宗教信仰、衣飾、生活形態）會整合入多數族群之中。另外，跨族繁衍繼續下去，至少持續一段時間，但這兩個團體之一或兩者卻仍保留或甚至接受獨特的文化或族群身份。在此有個重要的區別。一方面，「種族」（‘race’）是有關遺傳而來的身體特徵，經由DNA從雙親傳遞到孩子；另方面，「族群」（‘ethncity’）是語言、習俗及儀式的集合，在家庭、學校以及寺廟中灌輸。一個在基因上混雜的人群十分有可能會分裂成兩個或更多個在生物學上無法分辨，但在文化上被區別出的族群團體。這過程或許是自願的，或許是基於脅迫，特別是有關宗教信仰上的主要變化。這兩個團體其中之一或兩者，甚至會選擇在居住上以及其它形式的區隔；多數人或許會堅持少數人必須居住在明顯劃分的空間，或少數人因為自己的理由而選擇如此做。這兩個團體或許友善地忽略彼此，或是發生摩擦，因此可能導致內爭或是單向的殺戮。團體或許會彼此交戰，或其中一團體也許受制於另一團體，而遭到驅逐。族群屠殺實在是個極端的情形：一團體設法滅絕另一團體。
假如少數團體因為沒有同化而冒著如此風險，那族群身份認同何以可持續存在，即使在生物上的區別都已不存在？當然今天較一世紀之前有更少的族群團體：且看，活語言數量上的減少。但儘管全球市場的最大努力以及民族國家強加文化上的一致性，許多少數文化卻證明非常具有韌性。的確，迫害有時往往會強化受迫害者的自我意識。將一個繼承而來的文化傳遞下去，或許就自身而言便令人滿足；我們很快樂地聽到我們孩子唱我們父母教過我們的歌。一個較功能性的解釋是：族群團體能夠在剛出現的市場中，提供有價值的信賴網路。當然如此網路所帶來的明顯代價是：它們的成功或許會激起其它族群團體的對立及敵意。一些「宰制市場的少數群體」特別容易受害於歧視、甚至掠奪；他們緊密構成的社區，在經濟上強勢，但政治上卻是脆弱。這或許對今日在部分亞洲離散＊的華人而言為真，但它亦適用於一次大戰之前鄂圖曼帝國境內的亞美尼亞人，或是二次大戰之前中歐、東歐的猶太人。然而因為會令人想起例外（蘇格蘭人無疑地在整個大英帝國是「宰制市場的少數群體」，但引起甚少敵意），必須要加上兩項限定。第一，一個容易受害的少數族群在經濟上的宰制，不如其在政治上缺乏宰制來得重要。不僅只是富有的少數人會被迫害；絕非所有的歐洲猶太人都是富有的，而新提人和羅瑪人，在納粹要滅絕他們時，更是歐洲最窮的民族。這關鍵的因素是因為他們欠缺正式及非正式的政治代表性。第二項限定是：假如一個族群團體會被剝奪它的權力、財產或生存，它不可能有好的武裝。在兩個族群團體，雙方皆有武器，內戰比族群屠殺更有可能發生。
少數族群的人數相對大小並不重要。甚至也有情形是佔大多數人口卻成為少數族群暴力迫害的受害者，這看起來有點反直覺。正如在限制居住區（Pale of
Settlement）=裡主要為猶太城市中的猶太人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屢次發現，人數並不經常意謂著安全。兩群人之間同化的程度，做為族群衝突的預測指標，也是相當不重要的。或許有人以為高程度的社會整合必然會勸阻衝突，只因為要去辨認出或是隔離出一個高度同化的少數群體，有所困難。然而弔詭的是，在同化上的急升（例如，以通婚的比例來做標準），實際上或許是族群衝突的先兆。
或許給一個所有例證中最重要的。在一九二○年代時，中歐、東歐在同化上有相當進展。在許多混居的聚落中，跨越族群障礙的通婚比例，升到史無前例的高點。到一九二○年代後期，幾乎每三個猶太人婚姻中，就有一個涉及德國猶太人與非信徒者。在大城市這比例升高至兩個有一個。這趨勢在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愛沙尼亞、匈牙利、部分的波蘭、羅馬尼亞以及俄羅斯（見表I.1）皆然。這當然可以解釋為是成功同化以及整合的指針。但正是在這些地方，一些最嚴重的族群暴力在一九四○年代時發生。以下所要探討的一個假設是在二十世紀中，對同化有某種的反撲，尤其是針對種族混合的同化。
這種可能性應該讓我們不安，但卻不令我們意外。我們畢竟已經在自己的時代見過如此反撲的例子。在一九九○年代的盧安達，圖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