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與權力

定價：~~480~~ 元

NT $ 379 ~ 585

作者：尼爾．弗格森
原文作者：Niall Ferguson
譯者：黃煜文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3-01-28
語言：繁體中文
ISBN10：957084132X
ISBN13：9789570841329
裝訂：平裝 / 544頁 / 16k菊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內容簡介

金錢是一切罪惡的淵藪，
還是推動世界運轉的動力？
暢銷書《文明》、《貨幣崛起》作者尼爾．弗格森撼世之作

經濟與政治的關係是理解近代世界的關鍵
金錢與權力是形塑現代社會的兩大要素
近代歷史告訴我們，
國家的興盛端賴國家是否能善加管理它的金錢。

　　在戰爭時期，財政與武器一樣，都是國家致勝的關鍵。
　　然則金錢與政治究竟在何處交會？
　　從1700年到今日，弗格森對這段歷史的經濟與政治演進做出大膽而眩目的分析。
　　他精采而清楚地表明，人類近代歷史的發展並非光憑逐利的欲望所驅動，
　　強大但彼此衝突的人性本能──
　　性、暴力與權力欲──更是推動人類歷史前進的一項關鍵因素！

　　如果認為經濟與政治之間存在著簡單的因果連結──尤其是認為從資本主義到民主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那麼可就錯了。

　　這種關係的其中一種形式確實產生了資本主義民主的幸運結果：西方發展的雙螺旋。然而就像DNA一樣，金錢關係也會產生突變。

　　民主有時也會扼殺經濟成長。

　　有時一場經濟危機會削弱獨裁政權。有時即使經濟陷入困境，民主也依然繁榮。有時經濟成長會鞏固專制的統治者。

　　經濟與政治的關係是理解近代世界的關鍵，《金錢與權力》試圖挑戰歷史上的經濟決定論模式。《金錢與權力》共分四部：「支出與徵稅」、「承諾還債」、「經濟政治學」與「控制全球的力量」：第一部討論與歲出歲入有關的基本財政機構的政治起源；第二部討論公債制度的演進；第三部要探討三個假說，這些假說將第二部提及的財政機構與政治連結起來；第四部則從前面分析國家內部的制度發展，延伸到國際層次上。

　　本書四部分十四章，每一章分別從特定的面向處理經濟與政治的關係。

　　作者弗格森認為，金錢無法推動世界運轉。相反的，是政治事件──尤其是戰爭──塑造了近代經濟生活的制度。此外，是國內政治衝突驅動了近代政治制度的演變。雖然經濟成長可能促進民主制度的傳布，但有充分的歷史證據顯示，民主也會產生違背經濟的政策；而經濟危機時期（例如由戰爭引起的經濟危機）也同樣對民主化有促進作用。本書對過去三百年來金錢與權力的互動關係做出嚴謹的歷史分析，是一本精采而傑出的作品。

作者簡介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1964年出生於蘇格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商學院經濟史學家，是當前西方聲譽最高、影響最大的歷史學者之一，曾任牛津大學、紐約大學及哈佛大學教授。專長貫通歷史與財經兩大領域，研究重心為經濟史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研究，是全球矚目的美國外交政策權威評論者。2004年榮獲《時代》周刊評選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

　　重要著作有：《紙幣與鋼鐵》、《戰爭憾事》、《羅特希爾德家族》、《帝國》、《巨人》、《二十世紀的戰爭》、《貨幣崛起》、《文明》等。

　　弗格森定期為世界各報章雜誌撰寫文章，並且協助第四頻道製作了五個極受歡迎的電視紀錄片系列：《帝國》、《美國巨人》、《二十世紀的戰爭》、《貨幣崛起》與最近期的《文明》。

　　詳見：www.niallferguson.com

譯者簡介

黃煜文

　　專職譯者。近期譯作有《文明》、《如何寫歷史？》、《王者之聲》、《氣候變遷政治學》、《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與《威徹爾先生的猜疑：羅德丘宅謀殺案》。

序

導論（節錄）

　　馬克思的預言顯然未曾實現，儘管如此，他提出的基本觀念仍很重要，也就是金錢（經濟）可以推動世界運轉。我們需要的是拋棄《聖經》中認為世界末日迫在眉睫的想法，並且重新將近代經濟史塑造成資本主義勝利的故事。

　　在他即將出版的二十世紀史中，傑出的美國經濟學家德隆（Bradford DeLong）寫下了新經濟決定論的重要文本。這本書肯定能與《極端的年代》互別苗頭。德隆的二十世紀基本上是一則「自由與繁榮的故事」，在這個世紀裡，極權主義的極端像是夾在兩個良性全球成長時代之間的歷史錯誤轉向。然而德隆的基本假設──經濟變化是歷史的發動機──其實與霍布斯邦大同小異。根據德隆的說法：

　　二十世紀的歷史完全是「經濟」史：經濟是事件與變化的主要競技場，而經濟變化是其他生活領域出現變化背後的驅動力……經濟變化的步調如此之快，以致從根本上動搖了歷史上其他的領域。這或許是頭一遭，日常必需品的製造與使用──以及生產、消費與分配的變化─成為一個世紀歷史背後的推動力。

　　就連二十世紀中期的獨裁政體也「起源於對『經濟』的不滿，並且從『經濟』意識形態中找到表達的出口。人類自相殘殺，傷亡動輒以數百萬計，就是因為對經濟生活該如何組織起了爭執。」德隆甚至用經濟觀點來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假如沒有希特勒的瘋狂執念─德國人若想成為一個強大的民族，就需要更好的土地勞動比─即更多的『生存空間』，就很難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什麼發生。」然而，這些是錯誤的意識形態，是經濟大恐慌時期經濟政策災難性失調的畸形產物。唯有到了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由於共產主義的崩潰與全球接受了自由主義市場，才使歷史回到了一九一四年前的上升軌跡。

　　德隆認為，現代史上的主要政治事件可從經濟角度加以解釋，這種做法不乏卓越的前例。這種觀點也獲得廣泛的支持，尤其在美國，在這裡經濟決定論幾乎等同於常識。接下來，我將詳細介紹這種思想的各種版本；目前，我只須概略說明三種典型的假說：

　　一、經濟成長促進民主化（而經濟危機則有反效果）。這個觀念可以追溯到社會科學家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一九五○年代後期的作品，在一些政治科學家與經濟學家最近的研究中也獲得廣泛支持，例如巴羅（Robert Barro）發現，「經濟繁榮與傾向於體驗民主之間有明顯正向的連結關係」。以另一名卓越的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話來說，「當一個社會的民眾生活水準不斷提升，這個社會可能更開放與寬容。生活水準若停滯不前，則社會可能往反方向走」。讀者想到的最明顯例子絕大多數都是負面的：經濟大恐慌、希特勒與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而無數的教科書也都這麼寫著。以下是這種論點的典型例證：

　　歐洲經濟危機的立即影響，就是提升了國內政治與社會的緊張關係，使希特勒在德國掌權，並且鼓勵了其他地區法西斯主義運動的發展……但是，經濟危機也是一場世界危機……特別是對日本經濟來說，絲織品的出口損失造成了災難性後果，而且使日本農民與小農陷入難以脫身的困境，從而使日本軍方採取新的擴張政策。

　　二、經濟成功確保了連任成功（而不良的經濟表現導致敗選）。根據某個政治科學學派的說法，選民在選舉時的選擇，主要取決於他們的經濟經驗或前景。根據諾波斯（Helmut Norpoth）的說法，就是「經濟投票……在民主國家的公民腦子裡根深柢固。」這使得很多政治人物把連任希望寄託在「感覺良好的因素」上：一個政府是否獲得民眾支持，取決於它的經濟表現如何。這個理論的一個流行版本說明柯林頓總統何以在一九九九年的彈劾案中沒有下臺，原因就是美國股市持續上漲。一九九二年柯林頓的選戰口號──「笨蛋，問題出在經濟」──成為這個理論的簡略說法。

　　三、經濟成長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國際實力（但過度延伸國際力量可能導致經濟衰退）。甘迺迪（Paul Kennedy）在《霸權興衰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表示，經濟學為國際關係史提供了答案：「世界軍事大國均勢的重大變化，完全取決於生產均勢的變化……勝利總是屬於擁有最大物質資源的一方。」從兩次世界大戰來看，獲勝的盟國總是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因此這個假說乍看之下頗具說服力。即使是甘迺迪附加的說法─所有強國最終都會因「過度擴張」而衰微，因為它們日益增長的軍事投入開始削弱它們的經濟實力─也不像一些人所想的那麼容易反駁。雖然人們忍不住嘲弄甘迺迪在蘇聯瓦解後與美國經濟持續升溫下，居然還警告美國不要過度擴張，但他卻能正當地指出，美國從一九八○年代中期就聽從他的建議，不斷地削減國防支出。他的分析也沒有排除蘇聯因過度擴張而先垮臺的可能；相反的，《霸權興衰史》剛出版時，細心的讀者應該可以察覺到蘇聯其實最靠近衰退的邊緣。換言之，馬克思主義也許在一九八九年遭遇了挫敗，但經濟決定論卻沒有。整個事件的結果就是情勢完全逆轉：計畫經濟的停滯使蘇聯體制滅亡，而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功卻保證了民主的勝利。戈巴契夫何以失敗，柯林頓何以成功，笨蛋，問題出在經濟。

　　解開金錢關係

　　然而，經濟「真能」決定一切嗎？在往後的章節中，我會在社會主義失敗與英美資本主義模式明顯成功之後，重新檢視經濟與政治的這項連結，也就是卡萊爾說的金錢關係。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最新作品中自信地表示，「在政治經濟領域裡」，歷史已然證明是「進步的與有方向的」；他所謂的「自由派民主制度」已成為「科技先進社會唯一可行的選擇」。借用遺傳學來類比，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是現代世界的「雙螺旋」嗎？抑或兩者之間存在著衝突的根源，我們一旦忽略就有可能招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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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連載

第 8 章　感覺良好因素的迷思

經濟活動與政府支持度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這已成為現代政治的一項公理：精確地說，經濟表現直接影響現任政府競選的成敗。這種新經濟決定論有一個很好的例子，那就是柯林頓總統雖然對於自己不當的性行為做了偽證與妨礙司法，卻未受到彈劾。一九九九年二月，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柯林頓確實有罪，但只有少數人希望他辭去總統職位。根據伯德（Robert Byrd）與其他評論家的說法，這件事的解釋很簡單：「當經濟大好的時候……沒有總統會下臺。民眾是根據自己的錢包來決定要投給誰。」

《金融時報》通訊記者指出，這就是柯林頓與尼克森（Richard Nixon）之間的區別，後者於一九七四年八月被迫離開白宮。在尼克森下臺前的一年半時間，他的「支持率從六○％左右……降到不到三○％……在那段期間，出現了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產出最大的跌幅，失業人口增加了一百萬人，通貨膨脹增加為原來的兩倍……華爾街股市下跌了三分之一。」但柯林頓的支持率卻從四○％的低點（當斯塔［Kenneth Starr］於一九九四年被指派為特別檢察官時），上升到一九九九年年底的七○％以上，此時已是陸文斯基（Monica Lewinsky）醜聞發生的一年之後。《金融時報》記者指出，這是因為「自從陸文斯基事件曝光之後……美國增加了三百萬個工作機會，失業率降到四十年來最低水準，經濟成長的力道是十年來最強。在華爾街，道瓊工業平均指數上漲了一五％以上。」

乍看之下，圖20似乎證實了這項分析。換言之，柯林頓在一九九二年的競選口號──「笨蛋，問題在經濟」──似乎在他的任期內得到印證。

你現在過得更好嗎？

然而，在美國政治界，經濟優先的觀念早在一九九○年代之前就已出現。一九八○年，在與卡特（Jimmy Carter）進行電視辯論時，雷根曾說：「當你做出決定［投票］的那一刻，你不妨問問自己：『你現在比四年前過得更好嗎？……我們的失業率比四年前多還是少？』」

英國政治人物長期以來也是經濟決定論者；事實上，經濟狀況能決定政府選舉成敗的觀點可以上溯到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皮爾派認為政府影響經濟的能力極其有限，格萊斯頓也賡續此一論點。自由派托利黨的綱領有這麼一句話，「公共經濟就是公共美德」：政府的目標就是減稅，可能的話，還要減少國債。一八四○年代對輝格黨經濟政策的攻擊主要集中在財政政策，民眾要求限制預算，經濟成長還不是這個時期要求的重點。到了一八七○年代，情況開始有了變化。一八七二年，迪斯雷利在水晶宮演說中提到，保守黨的「歷史職責」是「提供人民生活水準」。不可否認，此時政府應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來促進經濟成長仍不是那麼具體；實務上，迪斯雷利傾向於運用預算，以稅收「減免」的方式來爭取特定利益團體的支持，而不是提供總合產出。維多利亞時代的政治佐證了俾斯麥（Bismarck）在一八七八年做的評論：「經濟議題在內政事務中日益凸顯成首要問題……政黨可以做為某些利益團體的鮮明代表，反之，這些團體可以為政黨提供支持，從而要求政黨實行符合團體利益的政策。」無論是自由黨還是保守黨，它們「遠比過去更需要在經濟問題上選邊站，並且在行動上更像個壓力團體」。典型的例子是，格萊斯頓在一八七四年競選失敗後抱怨自己被「琴酒與啤酒的洪流沖倒了」，這是釀酒商與酒館老闆聯合反對他改革麥芽稅的結果。一八八○年自由黨勝選，有人認為這是因為托利黨提出了胎死腹中且不得民心的法案，打算把自來水公司收歸公有：因此一直有人開玩笑說，「托利黨被啤酒沖上臺，被自來水沖下臺。」

在一八八○年大選中，人們手次將總合經濟的表現不佳歸咎於現任政府。在曼徹斯特印製的一份題為「事實勝於雄辯」的自由黨傳單中，列出了「格萊斯頓上臺」與「下臺」時，薩佛德濟貧院（Salford Workhouse）院內院外接受救濟的人數，並且拿來和「畢肯斯菲爾德（Beaconsfield）勳爵上臺時」與「一八八○年一月一日」的數字做比較。接受救濟的人數在自由黨主政時期下降，在托利黨時代卻顯著增加。傳單上諷刺地寫著：「托利黨執政時期，貿易萎縮，橫徵暴斂，如果你還沒受夠，請投托利黨一票。」迪斯雷利自己也對這種論點印象深刻，他對索茲布里說：「我想，『苦日子』是我們的大敵，是它讓我們垮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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