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導言
如何破解反動的修辭？
喧囂地，全世界幾乎都籠罩在新自由主義的氣焰中。福利制度在老牌民主國家備受攻擊，全球工薪階級普遍面臨薪資停滯，資本主義生產過剩、消費力不足。愈來愈多人，被甩到資本主義利益分配系統的外圍，過著邊緣而窮困的生活。伴隨著這波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是與日俱增的社會抗議、反叛、暴動、公民不服從。
我們生活的經濟環境很奇怪：社會整體財富龐大，但大多數人都喊窮、都沒有能力消費。錢到哪裡去了？富裕者佔總人口少數；財團資本控制著主流媒體，富人的聲音很大，但誰來幫窮人講話？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社會進步運動曾興盛三十年，接著就進入「反動」的年代。我們至今仍生活在這波反動潮流之中。三十幾年來，「柴契爾主義」和「雷根經濟學」開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也拉開我們今天面對的反動修辭的序幕。
作為一名教師，我經常被問到：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剝削」？在研究生課堂上，我們可以用一整個學期閱讀經典，反覆思辨資本主義的起源、定義、運行機制。但在這裡，我想給一個簡潔的說法：資本主義就是以「市場」為名，以追求「利潤」為動能，將人類生活「商品化」的經濟模式。最新一波的資本主義擴張，藉著「新自由主義」符碼橫掃全球；「開放」、「私有化」、「解除管制」，是其中的關鍵詞。
「全球化」，不僅它的規模是世界性的，而且它對人類社會生存環境的滲透是全面性的、直到每個社會角落。全球化運動，迫使國家解除管制、國家退位，把經濟空間讓出來給「市場」、給「有效率的私人資本」。市場因此長驅直入各個社會領域，將那些不應該被商品化的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都予以商品化。人類賴以為生的許多資源，都被「虛擬」成為商品——可販賣、可囤積、可牟利的商品。
在台灣，我們看到區域運輸的商品化，許多無利可圖的鄉間客運路線被取消了；國土生態資源被商品化，美麗灣被BOT（實為「海灘私有化」）；醫療被商品化，醫美當道、五大科乏人問津；學校被商品化，許多公立大學開始面臨「自負盈虧」的壓力；教育被商品化，教學與研究品質落入市場化的評比指標，讓教育工作者疲於奔命（而致「效率」低落）；規劃中的老年長照，也可能開放給財團經營。
半個多世紀以前，社會思想家博蘭尼已經對「虛擬商品」（土地、勞動、貨幣等等）如何破壞人類生存的環境、生態、甚至是道德生活，提出嚴重的警告。博蘭尼的「生態人類學」觀點，對於資本主義破壞力的批判，走得比馬克思主義更深更遠。馬克思對生產力解放的樂觀預測，以及他的「生產主義觀點」，在當代世界走到後期資本主義的階段，已經失去了引領作用。我們的世紀，備受自由主義市場不斷增長、資本積累過度、大眾消費力不足、異化勞動的偽文明化、社會福利倒退、生態環境破壞之苦，都可以在「過度商品化」這條脈絡中找到線索。博蘭尼對十八、九世紀之交英國「史賓翰連濟貧制度」的分析，連接到工業資本主義早期之「社會自我保護」的剖析，開啟了我們對社會福利起源的深刻理解。他的名著《鉅變》，讓「史賓翰連法案」成為歷史社會學的著名案例。《反動的修辭》也以此法案的歷史脈絡，說明了十九世紀英國濟貧制度變革中的反動論述。
破解反動修辭的語法
赫緒曼寫作《反動的修辭》的動機，起源於一九八零年代新右派展開對福利國家的批判，新自由主義即將席捲世界。赫緒曼並非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生態人類學觀點的信奉者；但他這本書，卻是我們在當代抵抗新自由主義之「反動論述」的有力武器。
赫緒曼的學問既深且廣，在社會科學與政治思想諸多領域皆有原創性貢獻。他善於化繁為簡，筆觸間洋溢幽默感。他輕盈的文風，與其厚重的生命經驗，形成引人入勝的對比（請見本書兩篇推薦序）。
《反動的修辭》以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一篇著名論文作為分析起點，先鋪陳了西方國家在過去三百年歷史中，締造的三類公民權利，包括自由權、參政權、社會權。每一次的進步潮流，都無可避免遭遇到「反動的逆流」。每一次的革命運動，也都見證了反革命運動。他引用牛頓運動定律做比喻：每一個作用力，必然伴隨著反作用力。他從這個運動定律中，發現了隱藏在反動修辭中的秘密結構：
我同意你的價值觀或政策目標（「作用力」），但是因為種種因素（「反作用力」），將會使你的目標被扭曲、適得其反、徒勞無功、甚至危害了其他得來不易的價值。
根據赫緒曼這個極簡的「公式」，反動修辭的方法論精髓就是：「我同意你的價值目標，但是……」「但是」之後才是反動修辭的重頭戲；「但是」轉移你的注意力，進而破壞進步政策的存在價值。
從這個基本語法結構，赫緒曼定義了三種類型的反動修辭：悖謬論（適得其反）、無效論（徒勞無功）、危害論（顧此失彼）。
悖謬論：「我同意你的社會福利政策，但是這個政策將使得窮人變得懶惰、而落入更加貧困的深淵。」
無效論：「我同意你的社會福利政策，但是補貼窮人的經費將會落入社福團體的手裡，窮人拿不到實際好處。」
危害論：「我同意你的社會福利政策，但是這個政策將會危害市場經濟與自由。」
總而言之，「反動修辭法」不直接反對進步價值，而是反對那些實踐進步價值的行動。如果你接受了這類反動論述，你的結論必然是：不行動；你不必、也不應該採取進步性的行動，因為你怎麼做都沒有用，甚至會導致反效果，或摧毀既有的改革成果。這正是反動修辭的「狡獪」之處：它躲藏在進步價值的保護殼之中，卻執行著反進步、反動員的任務。
為什麼這類反動論述，不堂而皇之，正面表述它們自己的價值觀？反改革、反革命、或保守主義，不也是各有思想傳承？
赫緒曼給出一個簡潔的洞察：因為在現代文明世界，一個人要抗拒進步價值，很難啟齒。例如：「我就是看不起窮人、她們活該餓死！」「窮人沒有文化，她們沒資格投票！」這類話是講不出口的。因此，便繞個彎，戴上進步的面具，提出反動的說辭。
反動修辭深具吸引力，不斷被重複，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否則我們今天也不會籠罩在新自由主義鉅大的話語霸權下。
環伺我們周遭的反動論述
通俗性的反動修辭在台灣俯拾皆是。翻閱報章雜誌，不難發現可供分析的文本。二零一二年九月，勞工團體爭取調高基本工資，政府官員表示無法調漲。先讀這篇報導：
行政院拍板時薪先調，月薪緩漲，外界質疑政府偏財團、輕勞工。政務委員□□□昨天說，政府並非偏袒大企業，因調漲基本工資，影響最大的是中小企業；若調漲基本薪資，導致更多失業，中小企業無法生存，就「不只是一顆滷蛋的問題，到時候連一粒米都沒得下鍋！」
換言之，這種反對調漲基本工資的論調，並不反對勞工應該享有體面的生活薪資，而是反對調漲基本工資，因為調漲基本工資，反而會使工人失業，結果適得其反，勞工不祇沒辦法多拿一顆滷蛋，最後連一粒米都沒得下鍋。這是典型的悖謬論。
再看這則報導：
基本工資案調漲案恐有生變，除多數財經首長不贊成外，政務委員□□□也明確表示，對該方案持「很強的保留態度」。他除了反對勞委會比照CPI指數調薪，甚至認為如果每年形成調升慣例，不僅會傷害產業，也會對政府拚經濟很不利。
換言之，調漲工資雖然照顧了勞工，卻會顧此失彼，傷害產業利益，也不利政府拼經濟。這是危害論的說詞。
在這一波爭議中，許多企業和政治人物主張引進更多外勞，並且應該將基本工資與外勞脫鉤。一個立委如此說：
沒有理由保障外勞工資，這麼保障，台商很難回來投資。在營所稅率調降後，若再加上外勞工資自由化，經貿營運特區就可以發展了。……亞洲鄰近國家包括香港、新加坡和日本，沒有一個國家保障外勞工資，台灣雖然給得高，其實也不是外勞真的賺到那麼多，「很多都是仲介賺走了」。
這個論證稍微複雜一些，但仍是典型的「反動論式」。先提到保障外勞工資，台商難以返台投資（顧此失彼的危害論）。接著說，鄰近國家都沒有保障外勞工資。最後這句則強調：給外勞比較高的工資，錢卻不是外勞拿到，而是被仲介商賺走，嘉惠不到外勞。保障外勞領取最低工資雖然用意良善，結果卻徒勞無功（無效論）。
這種無效論式的反動修辭，很巧妙地轉移了焦點。若是站在進步立場，你的論證會是：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會讓企業僱用更多的廉價外勞，進而傷害本地勞工的權益。而本勞與外勞同工同酬，符合普世人權價值。若是擔心工資被仲介商截走，應該是加強管制仲介商與背後政治靠山的尋租行為，而非解除管制、放棄保障外勞的基本工資。同樣的邏輯，上述緩漲基本工資的論調，也都具有轉移焦點的作用，使人們相信進步政策會帶來反效果，讓進步觀點在無形中被轉移目標，而不去質疑保守觀點的正當性。
如何「善待民主」？
赫緒曼挖掘了反動修辭的語法結構，但沒有證明這些論述是錯誤的；這是另一件工作，也不是他撰寫本書的目的。事實上，反動修辭的語法分析，可以適用到所有的思想論述。他在本書的結尾提出警告說：進步派的論述，也會落入反動修辭法的窠臼。赫緒曼還強調：
從我這個研究的觀點來看，「反動」和「反動派」這兩個詞，被賦與負面意涵是很不幸的；當我在使用這些詞彙的時候，真希望能不帶價值判斷。
《反動的修辭》分析的對象是思想文本，而非大眾輿論。這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揭露「反動」與「進步」在論證結構上的對偶關係，呈現出反動論述的依附性格；反動修辭總是披著進步的外衣，在執行著破壞性的論述工作。這樣的對偶分析，將反動論述從優位的神壇上，拉回凡間俗世：「反動命題也不過是一系列憑空想像的、高度兩極化辯論的極端說法。」那些帶有神學意味（或深奧哲思）的保守或反動論點，在赫緒曼聚焦審視下，其魅力與光環便被解構了。所以，他在本書的結尾，義正辭嚴地呼籲爭議的雙方，在交鋒的過程要「善待民主」，不但令人莞爾，也引人沉思。原來，不論你是進步派、或是反動派，各自所佔據的論證位置應該是平等的。這不也是民主的一個基本信念？
《反動的修辭》，可以當成一本思想史來讀。「反動著作」並非一無是處。相反地，所謂的「反動思想家」不少是聰明絕頂的論辯者。讀者按圖索驥，可以尋找到自己喜歡的文本，其中不乏保守派思想家的精闢之作，例如托克維爾、莫斯卡、海耶克等人。細緻地閱讀反動論述的經典，可以幫助我們邁向敵對陣營間的溝通之路。學習保守思想家辛辣諷刺的筆法，不也是進步派的培力訓練？赫緒曼這本書，實作了這個「對偶分析」，這是他最為慧黠幽默之處。
吳介民
中文版新版譯者跋
二零一二年末，專注於《反動的修辭》再版譯稿的時刻，聽到赫緒曼離世的消息。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年，我與廖美曾兩度到高等研究院拜訪他，第一次是請教他著作中的觀念解讀，第二次則是送上《反動的修辭》中文版。當時，年邁的思想家沉浸於繪畫，興高采烈地談論康丁斯基。那一年，《涉身場域的交替》印行二十週年紀念版，就用康丁斯基的畫作為封面。
十年過去了，偶爾瀏覽高等研究院網頁，知道美國社會科學委員會，在二零零七年設立了「赫緒曼獎」，這個獎的宗旨是為了表彰由赫緒曼所開拓的知識傳統，即國際與跨學科之社會科學研究、理論與公共溝通等領域之卓越學術貢獻。這是該委員會最高的學術榮譽，歷屆得獎者包括羅瑞克 (Dani Rodrik)、緹力 (Charles Tilly) 和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赫緒曼善於「跨越邊界」，只要接觸他的作品，就可感受其魅力。他對社會行為充滿好奇，廣泛涉獵各類學科與文學藝術，使他能夠自由進出各種知識領域，而成為跨界書寫的高手。他在貿易依賴理論、發展經濟學、集體行動、社會運動、政治思想、方法論等領域都留下令人激賞的原創貢獻。
赫緒曼一生也充滿戲劇性的「越界」行動。一九一五年生於柏林的猶太人中產家庭，十多歲便參與左翼運動。一九三三年因躲避納粹迫害，前往巴黎。一九三六年到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內戰。二戰爆發，他以志願軍身份加入法國陸軍。接著在馬賽參與營救反納粹人士。在這段流離生活中，他完成了博士學位。一九四零年底，他徒步越過庇里牛斯山到達里斯本，再輾轉抵達紐約，開始在美國的學術生涯。赫緒曼是「入世哲學家」。在美國，他擔任過聯準會經濟學家；也曾前往南美哥倫比亞擔任政府經濟顧問，後來甚至開設私人顧問公司。赫緒曼最後的落腳地，是位於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院
(設立於一九三零年)，這裡是愛因斯坦終老之處，已辭世的人類學家吉爾茲 (Clifford Geertz) 也退休於此。赫緒曼詼諧頑皮的氣質，不禁讓人想到普林斯頓街上，一家著名冰淇淋店掛著的「愛因斯坦吃冰淇淋」照片，同樣有著面對真理的純摯。
台灣學術界了解赫緒曼學問根底的人，或有若干。但他在台灣似乎尚未激起炙艷的學術火花。而在歐美和拉丁美洲，隨著時光的淘洗，赫緒曼作為思想家的地位愈發鞏固。《反動的修辭》中譯本初版於二零零二年，幾年後便絕版。這些年台灣籠罩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浪潮下，「反動修辭」的氣焰也瀰漫在社會中，使譯者覺得有再版此書的必要。
在民主深耕的過程，台灣學界如果有像赫緒曼這樣分析觀點獨到的學者，局面或許大不相同。赫緒曼作為發展經濟學者，批判「均衡」的信條；作為政治經濟學者，對「激情」深刻考掘；作為集體行動理論者，提出「涉身」社運場域即是享用公共財；作為方法論者，顛覆了分析模型應該「簡潔」的教諭，無一不顯示其不願委身主流、桀驁不馴的知識性格。（或許，我們學界少了這點「性格」。）
對學問「性格」、「氣質」的再體悟，是此次校訂工作之非意圖的收穫。赫緒曼神來之筆，從「論證掛帥」的觀點切入思想公案，確實導致了分析角度與剖析層次的大位移：不以「人」作為分析單元，而是「論述」；論述罕見形塑於人格特質，而是取決於論證本身所驅動的諸多命令。某個論述一旦搭乘了特定論證格式的魔毯，這魔毯即給予論述一股神力，卻不准中途下車。
赫緒曼幽默，而且執著地，提醒讀者：內生於悖謬論的火爆氣焰（熱的氣質），對映著無效論的世故沉著（如定律般冷的性格）；一個「柏克」預示了另一個「雷朋」，一個「托克維爾」隔代感染了另一個「巴列圖」。這樣的知識系譜，與傳統的思想史大異其趣，讀來不僅生動、充滿挑戰，更不時感受到「論證之氣」的啟發。
赫緒曼從不拘泥於「單向」分析，本書中，讀者可以發現，他從「反動論述」入手，最後卻使用同一個方法分析「進步論述」，進而揭示出左右思想之互為鏡像的「對偶性」，也吻合了他引用的福樓拜的名句：彼等肯確之論，乃「一體兩面的不切題」。這套「冷熱—對偶分析法」，在赫緒曼手裡，竟是這般自由貫通左右。
譯者最後要感謝左岸編輯王湘瑋和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學院商業與政府研究中心研究員廖美在譯文校訂上的協助；尤其廖美耗費很大功夫，對照原文，字字句句計較，挑出舊譯稿的錯誤與模糊之處。與赫緒曼思想洞察力同等重要的是，這位學者的語言是如此優雅、簡潔、不故弄玄虛。我相信，她們兩位的共同努力，使得本書的譯文更加值得信賴；也希望我們跨越十年的這些努力，能夠使這個譯本更加貼近原文的質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