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序
唐德剛先生把他的文章交遠流出版，承出版社的游奇惠小姐叫我寫序，我答應了。此次出版一共兩部，就是《史學與紅學》與《書緣與人緣》。猶記得在二十多年前，我為唐先生的《五十年代底塵埃》寫序，那是他的散文集，我還在《明報月刊》工作，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壯年時期，此後歷經《中報》和《中報月刊》，再經《百姓半月刊》，至今退休在溫哥華，真是歲月滄桑。如今讀唐德剛先生這些文章，感到像是讀歷史一樣，然而又不像是在讀歷史，卻是像觀劇一樣，慨作者唐德剛先生，寫歷史猶如重現人物和事件，使讀者讀來有如親身目擊。
這是很不容易的，這種成就，來自於作者也喜歡文學，並且也曾從事文學創作，像他早期所寫的散文，也就是《海外論壇》上的文章，便是他的文學創作，收在《五十年代底塵埃》一書裡。現在這本《史學與紅學》則是學術著作，談的是重大的歷史事件，由於作者唐德剛的文筆有文學筆底，寫得靈活，因而讓讀者不忍停下來，這就是文學筆法的功勞。
作者在本書裡特別有〈文學與口述歷史〉的文章以及〈小說和歷史〉的講稿，據作者的見解，歷史和小說是很難分別的，以魯迅所創造的阿Ｑ為例，社會上本來並無阿Ｑ其人，可是又似乎是實有其人，每個中國人都有阿Ｑ的特性，所以作者說「歷史是根據實人實事所寫的社會現象，小說則是根據實有的社會現象而創造出的虛人虛事，二者是一個銅元的兩面。」
作者創作了一部六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那是記述他的友人所說的大陸見聞，都是實人實事，衹是格於這位友人的要求，不能用真名和實地，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開始，在紐約《北美日報》連載。這是作者所言歷史與小說有時候不可分的證明，因為除了人名和地名之外，所說的都是事實，完全符合作者所說「小說則是根據實有的社會現象而創造出的虛人虛事」的通則。
《戰爭與愛情》這部小說，是說中國大陸上的人和事的，是從事實來反映中共的治國之道，充滿辛酸與離奇，而本書卻不是小說，而是論述，但論述當中卻可讀性甚高。其中〈「惑」在哪裡？──簡論中共政權四十年〉及〈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底秦漢根源──一九八七年在西安「周秦漢唐史學研討會」宣讀之論文〉，難得的是，雖然是在西安，唐先生仍照直講話，批評馬克思主義及中共之史學觀，是極為難得的。例如說：「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中有許多概念，例如『階級鬥爭』，便是中世紀『上帝』這一絕對真理的延續。概念既然絕對化，衹容『信仰』，不許『探索』，則科學就變成了神學。」這樣大膽的說話，是要有學術求真的勇氣的。
唐先生雖然在美國紐約居住了數十年，然而對於中國卻是一刻也不能忘情，這固然是生為中國人的應有之義，然而如果中國不能興盛，沒有民主和自由，於海外的中國人也是心裡不安的。因此，在中共政權四十年的日子，便不得不發而為文，寫成〈「惑」在哪裡？──簡論中共政權四十年〉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裡，作者直斥毛澤東個人崇拜之不是。
作者是歷史學家，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紐約市立大學教書，而在哥大之時就負責口述歷史的工作，曾獲胡適、李宗仁、顧維鈞等親自口述其生平，這是非常有價值的。本書收輯有〈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一篇迄未發表的《李宗仁回憶錄》中文版代序〉，撰述《李宗仁回憶錄》事成及出版的經過。李宗仁能有機會暢談他的歷史故事，成為他晚年最重視並快樂的事件。如果不是唐德剛先生主其事，李宗仁能夠暢所欲言、深自欣慰的機會就沒有了，李宗仁與中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唐先生是做了很有意義的工作。
《李宗仁回憶錄》是唯一有中文稿的，其他的哥大口述自傳，包括胡適、孔祥熙、陳立夫、顧維鈞、張發奎 蔣廷獻、陳光甫、蔣彝、吳國楨、李漢魂、何廉等人，均無中文稿，這是唐德剛先生個人循李宗仁之請，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額外工作」。然而，無論英文稿及中文稿之出版，都經過相當的周折，作者在文中已經詳細的說明經過，在此就不複述了。
不過，有一點卻不能不敘述的，卻是李宗仁的口述跟胡適的絕不相同。胡適是一位「無徵不信」、「九分證據不講十分話」的大學者、考據家，所以他向唐先生所講的話，絕大部分是可信的，可以照錄的。但李宗仁的口述卻不然，他「信口開河，不能入書」，但他有堅強的信心，認為他所講的，無一不可以寫下。這就要唐先生先做說服的工作。唐先生是用了極大的耐性，心平氣和，轉彎抹角，慢慢解釋。把與史實不符的地方，全給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寫而補充之。最初因為箍得太多，他老人家有點怏怏然，但是經過唐先生的耐心解釋，李宗仁後來也接受了。我們可以想想，這一定費了唐先生的許多功夫，而像唐先生這樣精通近代史、而又有資料可以稽查的人，才能勝任，否則，口述歷史的人又怎能心服口服呢？
李宗仁是不應回到中國的，在毛澤東治下的歲月返回中國，實是愚蠢之極，然而李宗仁畢竟於一九六五年七月間回去了，回去的那一天及其後的數天，當然熱鬧，成為世界性的轟動新聞，北京方面亦由毛、周歡讌並妥為照顧。然而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中共內部是非常緊張的，而李宗仁夫婦完全不知。及至幾個月之後文革發生，李宗仁就被利用了。
據說，文革一起，李宗仁被迫交出「名單」，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竟被稱為「國特」，一度被判「死刑」，而李宗仁本人竟是被慢性毒藥毒死的。此說如果屬實，真是千古奇冤。因此，李宗仁夫婦如果留在美國，或再等遲至文革發生之後，看中共更能清楚一些 當不至蒙此不白之冤 不幸李宗仁以為毛澤東的世界是新世界，他回去以後又可能有高職位，可以貽養天年，結果卒成悲劇。
除了《李宗仁回憶錄》的成書過程做了清楚的交代以外，有篇文章也值得一提，這便是〈殺一個文明容易建一個文明很難－－對漢字拉丁化的意見〉一文，這是唐先生的講演，由湯晏先生整理的。在這篇講演中，唐先生是反對漢字拉丁化的，認為是「這是大膽假設，但沒有小心求證，太誇大了，太渲染了。這種說法，我以前相信，但自從哥倫比亞大學轉來紐約市立大學教書後，就不再相信了。」
作者舉出了很有說服力的例證，是令人欽佩的。其中以羊字為例，英語裡羊總稱為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叫l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中文我們一看字組便知字義，但在拼音文字裡便各個字不同，令人難以記認。而且主張漢字拉丁化的理由是方塊字不能搞電腦，作者認為似是而非。唐先生這篇演講作於一九八一年的年末，電腦之漢字化已經實現。唐先生以幽默的口吻說：「如果一定要廢漢字，則辦法很多，但漢字拉丁化或拼音化方案是最不足取的一種辦法，是最壞的一種途徑。因為創造一個拼音文字很難，不如來學一種現成的拼音語言，來得更方便。」這最後一點意見是消滅中文、否棄中文了，當然為唐先生所不取。
本書還有多篇文章未及一一介紹，如論述《紅樓夢》的著作，如論讀《資治通鑑》，以及論《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及桃園縣的「下中農」的生活，等等，都是極可一讀的文章。前面說過，唐先生文筆好，極枯躁的題目也寫得十分動人，容易閱讀，這種優點是極難得的，而每篇每個問題都是為人關心的，足以為我們解惑，這是作者的高明之處。
胡菊人
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溫哥華
自序
記得胡適之先生以前告訴我他讀書和作文的要訣。他說讀書有心得，一定要寫下來。寫下來之後，才能變成你自己的知識。
胡老師這句話，真是深得我心。因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體驗。回憶自己的青少年期，我識字不久，便由雙親和塾師的引導，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寫日常見聞和讀書札記很自然的就會變成「日記」的一部分。真的，寫日記、札記最能幫助記憶。縱是忘記了，也能一索即得。
寫讀書心得的小品，其內容有的是選自人家的著作，有的則是自己的意見。世態所見既多，書又讀得五花八門，札記也就寫得七零八落。長的札記往往變成一篇小論文，乃至自我欣賞的小創作，最短的則可能只是一兩句雋語名言。閱讀的範圍漸次擴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末下筆的興趣也就隨遇而安了。
抗戰期間讀大學，害了「發表慾」，每把這些小札記，分類編纂，然後按其性質，分別向有不同好惡的報刊上去投稿。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腸而又有相同好惡底編輯們採納了，並寄來少許稿費。在那一碗豬肝麵便立刻可以減輕夜盲的歲月裡，小小的稿酬，實在是大大的鼓勵──漂母一飯，終生難忘。
大學畢業後，在海內外也做過一陣子期刊編輯什麼的。助編、合編、輪編、主編都幹過。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之末，在民主聖人胡適之的策動之下，我們十來個碩士博士者流，為著宣揚民主、提倡新學，曾在美國紐約辦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做《海外論壇》，由大家「輪編」。那時海外作家既少，又發不起稿費，本社社員停筆不寫，外界就拉不到稿子。為趕印刷限期，輪編者就只好自己動筆了。最糟的稿荒時期，有時甚至從頭到尾，從社論到副刊，往往出於一人手筆。在這一窘迫情況之下，有寫雜文習慣的人就可大派用場了。
我們籌辦《海外論壇》的原始目的，本是針對時艱，提倡民主。這家小刊物，雖然胡適之、雷儆寰諸前輩對它都呵護備至──雷先生竟把它列為《自由中國》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論壇》的本身確是一樁很痛苦、很深刻的失敗經驗──它失敗的基本原因是起於中國知識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傳統劣根性。古人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事實上正相反。中國知識分子之「絕」，是我們對下既能發「令」，對上也善於「受命」。可是我們彼此之間卻不能「平等合作」。我們平等合作的結果必然落得個「拳腳交加」（像台灣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鈴控告」。所謂「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個個都是「單幹戶」。單幹戶找不到「伙伴」（company），組織不了「公司」（company），《海外論壇》也就關門了。
「提倡民主政治？」我們生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配嗎？」──這問題太大了，學問太深了。哪是「全盤西化」這四個字可以解決得了的？個人自慚不學，自慚淺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漢語來寫「時文」了。是「失敗主義」在作祟吧，一停筆便幾乎停了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個短時間。任何一種文字，你如丟下二十年，重提筆桿你會覺得這枝筆其重無比；用這枝重筆你也會寫得別字連篇。
既然拋荒二十年，為什麼又重董舊業、再作馮婦呢？這就不能不感激劉紹唐、胡菊人這兩位與我有「相同好惡」的大編輯了。
紹唐最初派給我的是一項中文翻譯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寫的《胡適自傳》翻譯成漢語。這項翻譯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幹的。但是這位長於辭令、善於派工作的劉傳記卻說，胡適是位歷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師，別人如把他的英文自傳譯糟了，你不好說，同時對你也不太好。我仔細想想紹唐之言實在大有道理，心裡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翻譯自己的著作上），最後還是承擔下來了。一翻兩年，竟然變成劉傳記「野史館」內的「野史作家」了。「野史」原是寫不盡的。在紹唐兄不斷的鼓勵和領導之下，胡適傳記之外，歷年治史心得，想到適之老師「寫下來」之遺訓，一時亦竟如脫韁野馬，一發難收，十餘年來又寫了數十萬言。
這些不成系統的隨筆札記之作，值不值得選輯成書、保留下來？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個人數十年之所學，不及先師適之先生之什一。胡適二十來歲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從心所欲不逾矩，一輩子沒有變動，死而後已。然而我這個不爭氣的學生，雖已年逾古稀，而思想卻時時「逾矩」。個人學殖淺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數十年來歷經憂患，國破家亡，閱歷之多也一言難盡，而古今中外，名儒碩彥又插架琳琅，做到老、學到老，我掌握過幾家學說呢？值此諸子起、百家爭鳴的開放年代，余小子如不知輕重，自覺對國事民生已掌握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豈非妄自尊大？
我個人雖不敢說像梁任公「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然在此十年千變的大時代中，不斷觀察、不斷思考、不斷摸索、不斷讀書的求答案心情，則數十年未稍輟也。既然尚在摸索，難成一家之言，則「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選集就更是犯不著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
但是「人」畢竟是社會動物。你自己個人之外，還有家庭、親友和社會大眾對你的影響。劉紹唐先生是我的摯友、編者和發行人。多少年來，他一直要為我出本「唐氏四書」（因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書）；而我個人則因為事忙人懶，始終把好友諍言當成耳邊風，沒有抽出時間，和他認真合作。
最近我的另一位老友陳宏正先生也要替我「出書」。他這出書的行動，比我這位疏懶的作者本人，更要認真十倍。宏正是一位有至高成就的企業家，而近年來在海峽兩岸的文化界卻是無人不知的怪傑和「文化大護法」。他把他辛勤得來的企業利潤，不用之於吃喝玩樂（他個人生活實在簡樸不堪），而用之於文化事業──尤其是推動「胡適學」的研究。近年來海峽兩岸所召開大型的有關胡適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演會」、「論文競賽」和「胡適百歲紀念郵票」之發行等等，幾乎都是陳君一手推動的。在這「七十子亡而大義乖」的沉悶時代，胡老師地下有知，對這位與他毫無關係的小崇拜者的義舉，該會由衷的感激吧。宏正知道我是一個頗招物議的「胡適小門生」，因而他也就極力勸我把零星舊作，拼起來「出書」。他甚至主動地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編好目錄，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盡。我的這些不成系統的舊作，泰半都是在《傳記文學》上發表的，《傳記文學》享有版權；劉紹唐兄乃請該社執事先生再事搜羅，由紹唐親自主持，分編為兩卷。有關史學與紅學者，編入《史學與紅學》；有關傳記、書評諸纇，則編入《書緣與人緣》。這兩卷書名也是紹唐代取的。
傳記文學社諸執事都是當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們不但把拙著雜文編排妥當，並打出清樣，三校竣事，登出預告。如撳動電鈕，則旦夕之間便已書在坊間矣。然社長先生客氣，純為禮貌問題，他要我這位作者於出版前看一下大樣。孰知他卻高看我這個馬虎文人。我把這萬事俱備的出版樣品帶回了美國。一旦走入課堂，教起書來，便把我自己的書稿擱下了，一誤經年。
紹唐知我拖拉的個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則是個著重效率的現代企業家，他對我催書則函電交馳。有些對我過譽的讀者，看見預告之後，也寫了些熱情洋溢的催書信函，讀之令我臉紅。本年十月，我又攜眷返台。自知實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樣稿揹到北京、揹到瀋陽和避暑山莊，最後揹回台北，原封未動的還了劉紹唐。
紹唐沒有責我。然而我自己卻每好事後自悔自責。承兩位老友及讀者如此高看，而我個人則「不識抬舉」一至於此。因此寫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頭賠罪。並向愛護我的讀者們報告這兩本拙著遲遲出版的來龍去脈，敬祈海涵，並請嚴厲指教。
至於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書《中國之惑》，那就更說來話長了。
我認識菊人三十多年了。在五十年代末期，他還是個青年。那時他和他那位美麗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們「海外論壇社」在香港編輯發行的總代理。我和他二人真是魚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宮」極好。後來他和另一位甜蜜美麗而多才的劉美美嫂結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極好的朋友，我們三家仍保持著通家之好，直至今天。
《海外論壇》之後，當菊人接編《明報月刊》時，不久我們又有了職業上的聯繫。原來我在五十年代末期曾寫了一部《李宗仁回憶錄》的中文底稿（是專給李宗仁看的）。這一底稿後來由於李宗仁自美「潛逃」而被哥倫比亞大學所「查封」。一封十餘年。至七十年代中期哥大當局恩高德厚，竟將原稿發還予我，並允許我「覓商出版」。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線了。
菊人這時正主編《明報月刊》而譽滿海外。他得到有關李稿的消息乃爭取該稿的首印權和連載權。我們雙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當局則因此稿部頭太大、複印困難而遲遲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點失望的情況下，我們也時時提起了《海外論壇》的往事。菊人說，暫時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單獨替《明月》寫寫稿子嘛。
這是一九七六年的春末。也是「無巧不成書」，我這時剛有位搞圖書館的朋友送我一本大陸上（文革時代）官方出版、「內部發行」、每本書都編有特別號碼的「秘籍」，叫《毛澤東思想萬歲》，分上下兩卷，都百餘萬言。
這本大書太精采了。它所記載的才是貨真價實的「毛澤東思想」，它所規劃的才是具有原來面目、亂頭粗服的土老兒毛澤東。這本「禁書」太可愛了，以它和坊間精裝的《毛澤東選集》相比，則《毛選》只是一部裝模作樣、令人作嘔的偽書。
愛不忍釋之餘，這年暑假我攜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攜此書為唯一「度假書」。當妻女去市場購物、樂園玩耍或夜晚就寢之後，我就陪「毛主席」娓娓傾談了。這本書是毛皇帝晚年的「實錄」。毛氏晚年被人捧昏了，不知自己多麼睿智偉大。信心大了，嘴巴也大了。原先作詩還怕人笑話。作起來講四聲、工對仗，不敢馬虎。現在「放屁」也可入詩了。以前談馬列、攻胡適還吞吞吐吐，怕露出馬腳來，現在胡說亂語，也自覺無傷大雅了。總之，這本書展示出真正的毛澤東。它也幫助了我們更深的去探索「中南海」的真相。文革時期，毛公口口聲聲的說，文革只預備搞半年就結束。但是文革終於演變成「十年浩劫」。何以由「半年」延長到「十年」呢？讀實錄之後才恍然大悟－－噢！原來是毛氏膽大妄為，發得出，收不了。「十年浩劫」是「收不了場的結果！」嗚呼！
搞歷史的人，抓到一本「奇書」或「秘籍」、「禁書」，是放不下去的。我把這百萬言鉅著細細的咀嚼了。從紐約咀嚼到渥太華，再從渥太華咀嚼到紐約。習慣支配我寫點「札記」。一動筆，不得了，也變成了老毛的文革──「收不了場」，一下便寫了六萬五千字。
「寫了這大堆垃圾幹嘛呢？」靈機一動，小胡不是要我寫稿子嗎？這不是稿子嗎？──這是一包大垃圾，但其中或有點可用的材料──有「新聞價值」嘛。足下可選用則選用之，不可用則拿去抹抹桌子，丟掉它。
函去不久，我就收到菊人的回信。菊人說，他把這包稿子和「他的老闆」一道看了。他二人決定「全部採用」。菊人的來信使我感到驚奇，也感到尷尬。驚奇的是編者和作者臭味相投到如此程度。尷尬的則是，哪有這樣長的「書評」呢？縱使是評「毛主席的書」。再者，我評了些啥子，我自己也糊塗地記不清了。
我這篇書評後來在《明報月刊》竟然連載了半年，才由《李宗仁回憶錄》出來接班。還有，當我撰此稿時，毛澤東還健在；四人幫的鋒頭正健。到《明月》刊載時，毛是已短命而死，四人幫也已鋃鐺入獄。因此在行文口氣上，就要煩編者酌量修正了。
在編排次序上，菊人也做了新安排，以配合每期的文氣而避免「連載」的枯燥。至於作者姓名，我們也同意保密。因為我的「八十老母」還健在故鄉。在海外亂評「毛主席的書」不是鬧著玩的。
一轉眼十來年過去了。國事滄桑幾變，而菊人亦自《明報》轉《中報》，後來自辦《百姓半月刊》。在「六．四」的前一年，菊人兄忽然提議要把我當年那篇「書評」配上若干近作來出個單行本。說做就做，他編排、打字、校樣，一切也都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也是為著循例送作者一觀把校樣寄給了我，而我事忙人懶，竟至一拖兩年。最後還是原封未動還給了菊人。其後由陸鏗兄寫了篇序，並代取書名《中國之惑》，兩個禮拜就出版了，但是這部校樣在我的辦公室卻躺了兩年，為此我自己也無法原諒我自己。真也要向菊人伉儷磕頭才對。書此以誌吾過，並感激老朋友們的好意。
以上便是這三本小書《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及《中國之惑》從撰稿、發表到編印成書的大略。它們都是作者平時意到筆隨、札記性的零星作品之彙積。沒有顯明的系統，也談不到深度。不過筆者漸入老境之時，數十年國仇家難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潤；半輩子教讀異邦、心懷故國的感慨，發而為文，也不能說沒有發憤之作。只是我祖國文明深厚，當前世界學問無邊。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終日栖栖遑遑，追隨群賢，日夜進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點滴之得，故步自封？賢達讀者批覽我書，如不遺在遠，隨時惠函辱教，則企拜不盡矣。是為序。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於台北南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