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與貴族：秦漢風流八十年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序言一：歷史寫作的收穫∕余世存
□序言二：歷史，作為自由的故事∕劉軍寧
□序言三：古今一也∕李元

第一章　祖龍已死
分權與集權哪個好
集權就是好，就是好
沙丘之謀
趙高PK李斯
李斯與他的「耗子哲學」
從指鹿為馬到帝國崩潰
追訪趙高

第二章　霸王別姬
革命與理想
革命從奪權開始
鉅鹿之戰
新安坑卒
鴻門宴──戰友過招
入關大分封
田榮：大哥請讓路
項羽：等我忙完再說
劉邦：趕快去端大哥的老窩
滎陽、成皋拉鋸戰
四面楚歌，霸王別姬

第三章　流氓稱帝
流氓當皇帝，這不是傳說
家天下與坐天下
招撫田橫，清除潛在威脅∕寬赦季布，拉攏賢能之人∕
殘殺丁公，警告為臣不忠者∕征討臧荼，掃除項羽勢力
劉氏天下，豈容異姓染指
戰友做得，同事做不得∕楚王韓信之死．偶遇漂母．胯下之辱∕
韓王韓信之死．白登之圍∕梁王彭越之死∕淮南王英布之死∕
趙王張敖僥倖沒死．貫高義舉∕燕王盧綰之死

第四章　大風起兮
一國兩制，帝國特色
定都長安，不學項羽
論功行賞，大家分紅
制定朝儀，樂壞老劉
帝國何德，稀裡糊塗
治國理念，無為而治
問道老子，玄之又玄
衣錦還鄉，風起雲揚
祭祀孔子，改弦更張
劉邦之死，死得自然

第五章　善與惡
嗜權女人很毒很暴力
劉盈同志一路好走
蕭何自辱，做丞相也不易
學習曹參，喝酒就是工作
當親情遇到了權力

第六章　罪與罰
誰拳頭大聽誰的
肥水不落外人田
美女大批發
張良，你慢些走
田生說得好，劉章唱得好
陸賈導演「將相和」
呂雉帶著憂慮走了
劉襄舉兵，要做皇帝
血濺京城

第七章　幸運與幸福
謹慎登基，理性治國
早立太子，以固國本
確立皇后，以穩政局
重用老臣，坐穩皇位
打壓功臣，強化皇權
刑法改革，以求長治

第八章　良知與正義
蒼生與鬼神
君臣閒侃鬼神到半夜∕張蒼與公孫臣鬥法∕專家新垣平玩大了∕
漫談秦漢鬼神觀∕劉恆的檢討書
憂患與漸進
談談禮和法∕與人民為敵會死得很難看∕
讓國民幸福生活．讓鄧通富貴∕中央要集權．從復仇到流放
華族與夷族
來自北方的煩惱．漢奸始祖中行說∕
來自南方的美好．趙佗開發嶺南
人格與尊嚴
薄昭與朱建的不同死法

第九章　和解與對抗
從相面到遊戲，並非胡扯
強勢削藩，這樣行嗎？
七國大聯盟，中央算個鳥
腰斬晁錯，伴君如伴虎
刀光劍影，中央地方大比武
聯軍敗北，為啥輸得這麼慘

第十章　生命與生活
劉恆的生死觀
學習父親好榜樣
皇后寶座爭奪戰
打黑專家切忌太猖狂
劉啟的兒子都挺神
梁園內外風景自不同
地下也能造反
這些個性官員們
劉家天下合法嗎？
如何才會幸福
反思風雨六十年

後記：心中的歷史
附錄一：人物速描與點評
附錄二：歷史年表
附錄三：主要參考參閱書目

後記

心中的歷史

一

　　二○○五年夏季的某一天，我與余世存先生在一家小店暢談。考慮到我的專業是歷史學，先生建議我寫些有關歷史的通俗讀物。這是我所知道的，當下的中國歷史讀物雖汗牛充棟，但大多乏善可陳、了無新意。的確，寫通俗歷史讀物，正適合水平一瓶不滿半瓶還晃蕩的我。當然，並非世存先生一提議我就附和，而是我一直有此願望，寫本別開生面的歷史書。一方面是對自己學識的檢驗，一方面也能獲得薄名微利。只不過一直沒有落實。

　　當時我們談了幾個選題，而我主要偏重在秦漢史方面，最後確定寫漢初的歷史。至於為何要寫這段歷史，當初也沒考慮那麼多，那麼細。直到真正動筆寫後，才漸漸地梳理出目的。這便是書中提到的內容：

　　這個帝國創造了許多第一，這些第一兩千來年深刻影響著中國。這是一個沒有貴族血統而由平民建立的帝國；這是一個從革命造反中走來的帝國；這是一個繼承秦制而又有所發展的帝國；這是一個官僚制度趨於完善的帝國；這是一個善於總結秦亡教訓的帝國；這是一個知識分子嚮往的帝國。談論這段歷史，說些那時的人與事，探討個體生存的價值，探尋生命的意義……以往的史學觀點基本人去樓空，嫁接在政治威權與意識形態上的一元觀點，無非是把史學工作者當作御用學者。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就實現了自己的夙願，他寫《史記》不是為了獎金，不是為了評職稱，而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更需要人的覺醒，他享有尊嚴和自由表達的權利。

　　這些目的顯得過於宏觀，也只能算精神上的追求。但是我希望能夠在闡述漢初歷史過程中對以上問題給予回應，進而勾畫出我的歷史觀。寫歷史需要務實，需要做扎實的基礎工作。雖然我在大學時也讀過相關史料，但都是淺嘗輒止。要寫好漢初歷史，不僅要讀基本的史料，也要站在秦漢史研究的學術前沿。我的基本功課起初就是讀，能記住多少算多少。《史記》先是通讀了幾遍後，然後開始精讀要寫的部分。再讀大量的論文、考古文獻、史學理論等等。這個工作用了一年時間吧。

二

　　二○○六年的國慶當天，我開始動筆了。不看材料，寫到哪裡算哪裡，一氣呵成，這一氣就呵了一年多。當初我的想法是以「七國之亂」為切入點展開對漢初歷史的解讀，但在寫作過程中漸漸偏離當初的構想。

　　二○○七年底我寫完初稿，其實已經不是一本通俗讀物，而完全是一本史論作品。這顯然與我當初構想的讓中學生都讀懂的初衷相左。

　　二○○八年的元月後，余世存先生、李元先生、隋麗娟先生都提了寶貴意見。余世存先生側重在讓我多加一些情節，李元先生側重在讓我避免學術硬傷，隋麗娟先生則側重在讓我寫得吸引人。

　　怎樣避免過於學術化又避免故事化呢？如果說只是一味地講故事，顯然不如讓大家去讀原版《史記》，畢竟太史公是講故事的高手，更何況市面上充斥著白話史記，插圖版史記。自己再重複建設簡直浪費生命。如果只是一味地論，那麼沒有一定歷史知識的讀者又讀不懂。

　　怎麼樣把兩者融合到一起呢？當初我本想學黃仁宇先生寫《萬曆十五年》那樣，以一年為切入點進而由點到面地解讀，但發現李亞平先生仿其寫了《帝國政界往事──公元一一二七年大宋實錄》，也就作罷了。本想以專題事件寫，可漢初歷史搞專題並不明顯，而唐德剛先生的《晚清七十年》就是此形式，也只好作罷。看來只能考慮如何把敘事與史論融合了，一方面某些事件的闡述需要濃墨，一方面某些人物的刻畫需要鋪陳，一方面某些議論要大張大合。敘事上採取古今融通的方式，把歷史放在當下，把當下融入歷史，讓我們切身感到歷史就是過去在我們心理的積澱。

　　漢初的歷史我本意就寫到漢景帝劉□逝世。這樣從劉邦登基開始算，滿六十年，於是便有了「漢初六十年」。六十年在中國的干支紀年裡算是一個輪回，對一個人來說是花甲之年。六十年所賦予的特殊意義也就異常明顯了。

　　有了比較明朗的思路，但一直沒有下筆改。二○○八年是「笑聲、哭聲、□喊聲，聲聲刺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煩心」。這一年沒有改稿子，只是在讀書，心情不好放下筆讀書也未嘗不好。與突飛猛進的浮華時代相比，我畢竟是個落伍者。

　　與余世存先生通電話，他也會問書改得怎麼樣了，我也只是敷衍地回答；與李元先生通電話，他總會給我許多有益的點撥，但是後來他問書怎麼樣了，我就不好意思了，便不怎麼給先生打電話。是的，這也不是寫《史記》，也不是寫《紅樓夢》，怎麼會如此拖拉，看來自己積澱的還是不夠厚重。我本是個急性子，沒想到於此事竟然全反了。某種意義說，此書是老師、朋友催促出來的。

　　二○○八年，有很多的話說，但這一年沒寫任何文章，也沒有改稿子。大地之動讓人心痛，而心痛卻不能行動。讀史之人，說史之人，遭遇此景，情何以堪！

　　二○○九年初，我開始重新讀相關史料為改書稿做準備。期間因為一些事情終止了書稿的修改，但是讀史料卻在持續。從十月份到十二月份是集中修改的時間，到了年底此書的第二稿終於出籠了。此書真正寫的時間並不長，但卻持續了四五年之久，也算是不大不小的奇蹟吧！此書也較順利地實現我當初構想的體例。

三

　　寫書過程中，總會想到大學讀書時的情景。想到隋麗娟先生給我們上「中國歷史地理」課，不僅課講得生動，而且還會介紹不少人文書籍給我們；想到李元先生在「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及「社會學」課堂上，手無寸稿，口吐蓮花；俯視天下，浩氣風骨，至今覺得上他的課是種享受。而李元先生更是我學年論文與畢業論文的導師，但我終究沒有做他的研究生，用馮輝先生的話講「你不是李元老師的磕頭弟子」。我只是李元先生教過學生中的普通一位。但無論何時，我都知道李元先生與隋麗娟先生是我的啟蒙老師，是他們把我的學術視野從歷史拉到了整個人文領域。李元先生告訴我「寫文章要說自己的話」。這句話就是要求知識分子秉承「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也會想到徐立亭先生，他總是那樣認真，告訴我們他為了學習如何的刻苦；也會想到馮輝先生，愛於助人，心地善良；也會想到董四禮先生課堂上，從上課一直講到下課，板書豎版從右一直寫到左，真夠辛苦；也會想到李朋先生，讓我知道北京大學真正的自由精神所在；也會想到姜豔芳先生，帶我們去參觀考古遺址，給我們認真地講解。這些都歷歷在目……

　　有時也會想到有趣的事情，我們在高中時並未學過世界古代史，所以上了大學普遍感覺難。到了考期，大家都希望段光達先生給劃考試範圍，但段先生不給劃。當時正流行〈最近比較煩〉這首歌，於是大家總唱其中的兩句歌詞「我問老段說怎麼辦？他說基本上這個很難」。

　　點點滴滴的「想到的」就是我曾經的歷史，這段歷史並不轟轟烈烈，但卻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讓我的生命更為充實，也讓我慢慢體會到生命的意義。

四

　　歷史到底是什麼？可能是一個說不清的問題。康德說，一切歷史都是道德史；柯林烏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在我看來，一切歷史都是過去在我們心理的積澱。這個積澱以一代人傳承一代人的方式進行。先人的歷史在我們這裡，我們的歷史也曾在先人那裡，不變的只是永恆的東西，而永恆的東西就是人類的普世價值，無論何時它都會打動人的心靈。這並不是說人類的歷史沒有任何變化，有些東西也需要改變，否則人就會桎梏自己。要尊嚴地幸福生活，人的心靈必須自由地飛翔，但其實現則需要制度給予支撐，而在制度建立之前則需要文化的構建與相應的啟蒙。

　　歷史是人的歷史，而人的歷史某種意義上則是生命的歷史。書中我也融入了自己的一些生命史，雖然與那個時代的歷史相隔甚遠，但是古今之人對生命的感悟其實是一樣的。我把個人的生命史融入其中，既可以消解過往歷史的沉重，亦可以喚醒以往沉睡的歷史。在我的個人體認中，時間已經不復存在，唯有生命的湧動。

　　當代人如何解讀歷史，也可謂見仁見智，太史公的《史記》之所以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就在於他把視野放在人身上，讓我們今人讀來感覺每個人物都是鮮活的，他們就在我們身邊。所以，即便當代人解讀歷史也要著眼於此。沒有人世界毫無意義，歷史也就毫無意義，秉筆直書只為「人」這個目的。

　　歷史的解讀從來都不可能像自然科學那樣，有其必然性。既然是人在解讀歷史，就必須有史家的情感思想融入其中，無非是多與少的問題。任何事件的發生也不能簡單理解為必然發生，須知任何事件的發生都有其偶然性，人的歷史就是在偶然性中進行。我們所能把握的僅僅是做好當下。

　　解讀歷史採用什麼樣的形式完全屬於史家個人之事。講述歷史是否需要正襟危坐？是否需要言必及教育？我覺得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在於史家把自己置於何種狀態。在我看來，歷史最大的功效──如果有此功效的話──它只是讓我們更加清晰地瞭解我們自身，以求做個自由的人。那麼史家自然就該去追求這樣的境界，而這樣的境界其實就是回歸常識，我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解讀歷史中回歸常識。

五

　　本書雖然側重寫漢初六十年的歷史，即從劉邦登基到漢景帝去世，但直到第三章才步入正題。何以如此？本書第一章講秦帝國滅亡，其切入點是郡縣制與封建制的探討，之所以這樣安排，乃是因為郡縣制實質為集權，封建制的實質是分權，而集權與分權之爭貫徹到秦漢乃至以後中國的歷史。而第二章的楚漢相爭則側重在劉邦是如何取得勝利的。如此安排避免了後面章節過多交代背景的困擾，而且談漢初不談秦也是不可能的。這也引出了副標題「秦漢風流八十年」，蓋自秦帝國建立的公元前二二一年到漢景帝逝世的公元前一四一年，恰滿八十年也。

　　劉邦登基後，實行郡國並行制度，治國理念上奉行無為而治。這樣做到了中央與地方各自發揮創造性，使個人精神得以在寬鬆氛圍內自由張揚，這也是漢帝國從初期的貧瘠走向富強的重要原因。

　　到了文帝時期，漢初六十年，已經步入一半歷程。賈誼要求改革，其改革帶有變革性，要求從制度上解決分權可能帶來的潛在隱患。他提出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確在後來幫助中央打敗了「七國聯軍」。

　　賈誼提出改革為漢初六十年的一個分界點，到了景帝時期，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頓時緊張，中央不顧以往成憲，隨意修改法律，剝奪封國土地，造成了七國聯合起兵。然而軍事上的指揮不當，齊國的被肢解，導致七國兵敗，所有可能的妥協談判機會喪失。中央集權擴大，地方權益受侵，自由度、開放度已經大不如前。

　　漢初六十年的歷史，就是分權走向集權，自由走向封閉的歷史。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不得不深思之。劉亞洲曾說：「人類社會以十年為度，可見政治興衰；以百年為度，可見社會興衰；以千年為度，可以看到文明的興衰。」可見，六十年，可見政治社會之興衰。

　　考察漢初六十年的歷史會發現，雖然漢帝國實行專制制度，但也算是開明專制。君主敬畏天地鬼神，敬畏國民。其雖有至高的權力，往往受制於相權和以往的成憲，也受制於秦帝國短命帶來的教訓。其大風氣象與無為精神，使得時人生活相對平靜。我們雖然無法瞭解他們個體的真實感受，但是以作者本人對當代的評估，進而融入那段歷史，或多或少覺得他們活得還算舒心，至於幸福與否則是個人感受了。

　　然而這一切並沒有形成制度，儘管賈誼為此做了許多努力，但虛君共和並沒實現，倒是集權被貫徹下去，乃至於七國聯軍兵敗後，權力更加集中於中央。到了武帝時，其實走上了秦始皇的道路。

六

　　本書能夠面世特別感謝余世存先生，也要感謝何忠洲先生，還有亨通堂（VCI）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陸新之先生。

　　世間沒有完美，但完美是我們追求的。所以本書也一樣，希望方家批評指正。

長風　二○一○年三月六日　於不知齋

序言一

歷史寫作的收穫∕余世存

一

　　四、五年來，長風先生埋頭於秦末漢初歷史的研讀，在朋友中間多有人知。這幾乎是歷史研究領域最年輕一代人的勞作代表。他將如何演繹這一段歷史？他有什麼深刻、新鮮的高論？講史如何？明我們當世人的明德？他自己將展示什麼樣的史觀？……這些都值得我們期待。

　　在朋友們的催促下，長風先生的初稿終於交了出來。這是兩年前的事了，後來，又經歷了兩年多的沉澱、封凍、打磨，一本二十多萬字的《流氓與貴族》才跟我們見面。越過最初章節的平淡敘述，在尋找史觀、高論、軼聞、名言等等慣常的歷史閱讀期待失效後，我們驚奇地發現，長風先生構築了他自己極具個性的歷史寫作平臺，他把演義式的歷史敘述融進了現代國民的史論中，他的歷史寫作中有著傳統治史少有的平民精神、人生正義和歷史正義。

二

　　歷史寫作一直是我們近代以來沒有完成現代性轉換的領域之一，而這種歷史寫作的現代性又見仁見智。用原始檔案來開一代治史風氣的蔣廷黻在這方面是一個典範，他在歷史寫作裡率先跳開了我國傳統的「虛驕」史證的舊套子，以新方法、新觀念來研究中國近代的外交。由此研究出發，他不傾向於仇外排外，這並不是他不痛恨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是他認為帝國主義侵略是一個歷史事實，侵略的對象也不只是中國，要緊的是看我們如何應付帝國主義侵略，所採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

　　至於天才而英年早逝的史學家張蔭麟，曾應國民政府教育部之聘，編撰高中歷史教材的《中國史綱》；其功力與學識舉重若輕、取精用宏，引人入勝，乃歸入中國史學名著而不愧，至今仍為中國人所必需。賀麟先生稱之為「人格學問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現和具體結晶」，其書「有真摯感人的熱情，有促進社會福利的理想，有簡潔優美的文字，有淹博專精的學問，有透澈通達的思想與識見」。

　　自學成才的國學大家錢穆雖然在多方面回歸傳統，但他的國史研究仍念茲在茲於返本開新。抗戰時期，他在《國史大綱》的卷首，首先對讀者提出的就是幾條閱讀該書的基本信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求讀者要對本國歷史持一種「溫情的敬意」的態度，而非「對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

　　這些歷史寫作的現代努力幾乎被人為中斷三四十年之久，到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黃仁宇、陳寅恪、唐德剛等人的歷史著述介紹出版，一時令人耳目一新。但這種不同時空借來的火種並沒有點燃我們歷史寫作的熱情，歷史寫作在我們這裡被官學課題、斷代工程、網路戲說、媒體專欄、市場商品、東方神秘主義一類的風格占據了。儘管有金觀濤、吳思等人的貢獻，中國歷史至今仍散亂地擺在國人的視野庫房裡，不入茫然，入庫少有所得。可以說，歷史寫作仍需要當代人的努力。

三

　　沒有人否認我們社會每隔十年左右就會有一陣「歷史熱」，但可能少有人思慮歷史寫作的狀態和本質。為什麼那些學貫中西的大史學家的著作也不是觀止之作？為什麼那些因外交屈辱、應政府之請、由抗戰熱情而產生的歷史寫作成了我們當代的「史學名著」？為什麼歷史會熱起來？為什麼在意識形態之外，當代中國人少有對人生關注的歷史底蘊？……

　　因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只要社會在發展，當代人就需要讀到當代人對歷史的解釋、講述、評點。而對歷史之發現或重新解讀的成績，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代人生社會的底色。如果人們放棄崇高一類的意識形態說教，卻進入了獵奇、尋戲、找樂的油滑之中，對歷史任意作踐，人們的生活將仍是淺薄的。即使如此，一個以歷史悠久著稱的東方大國的國民仍會尋求歷史的真相，也即人性的真相；尋求歷史的厚重、真善和美，也即人生的厚重、真善和美。這也是我們當代人每隔一段時間仍要從歷史中尋找答案的原因，也是我們對歷史寫作本身仍有要求的原因。

　　更重要的，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進入了有現代化史以來最為詭異的時期。當代人不僅想從中獲得史觀、從中獲得教益，不僅想知道「那些事兒」，而且也希望看清自己在現實人生社會中的座標。同樣地，人們對歷史和講史者本身也有著認同方面的現代性要求。

　　這種現代性首先是啟蒙運動以來的「人是目的」。這種人的目的性不假借一切外力，全由人自我示現。用我曾經說過的話，因為「人」不是學者，「人」不是哲學家，「人」不是大師；「人」實際上是你，是我，是為那個極遠的全稱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這種現代性的成就在中國就是活生生的一個中國人，一個可以交流溝通的中國人，一個如溫家寶所說有幸福追求、有尊嚴的中國人。但顯然，一個中國作家還不是一個中國人，一個歷史學者還不是一個中國人，一個網路寫手也還不是一個中國人。他們可能都能呈現歷史或現實的某種面相，但他們很少呈現歷史與當下的一體，他們很少讓當代成為歷史寫作裡的歷史。

　　蔣廷黻曾問公認的漢代史權威楊樹達先生：「楊教授，你能給學生和我正確扼要地講一講漢代四百年間都發生過什麼事，漢代重要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變化如何嗎？」名聞天下的楊先生面有難色，表示自己從未想過這些問題，書中沒有討論過。蔣先生有足夠的理由歎息國史研究的落伍，但他可能沒有想到，其實他自己也是一個有待後人超越的對象。他的歷史寫作結果是一個「中國學者」而非中國人的作品。

　　我在《中國劫》中曾偏激地說過這樣的話：是以唐德剛、黃仁宇這樣的歷史學家，仍不免於政治歷史學家之譏，他們堅持「國家劫數」的長程合理性，實則為每一段國家政治做了辯護，即近代以來一切中國人的災難、戰爭、生靈塗炭，無不服務於二百年左右、上下層分別整合的歷史合理性。而不知中國人亦人類文明史之一員，不知中國人生命高出政黨的使命、國家劫數或歷史的合理性，中國人個體生命之一己光華，足以輝耀千古。職是之故，任何有良知之教員都會告知弟子：「二十世紀中國無史學，一切皆政治學；二十世紀中國無史書，一切皆政黨史、革命史、改革史。」而任何有良史之才，一如司馬遷將漂母、陳涉、朱家、郭解、優孟等平凡者的言行上升到歷史與王公大人的高度一樣，真正的歷史敘事，當把筆墨傾倒給現代中國的國民。

四

　　長風先生的大著幾乎就是我期待的歷史敘事。他的作品裡不僅有對秦末漢初歷史中的小人物的關注，也直接把自己的經歷寫進了歷史，書中多有他少年時的記憶、大學時代的生活等等。這種把自己植入的做法在抒情文字裡多顯矯氣，在歷史敘事中卻是一種平實健康的信念。他跟讀者、自己的同胞坐在一起，他不是講課、不是說教、不是發布、不是訓導，而是進行有效的交流溝通。借用一個說法兒，我們的歷史寫作絕大多數是才子佳人之作，是帝王師將相幫閒之作，是或躲在書齋或上了電視的光鮮的學者大師之作，卻少有一個現代精神、氣魄、理性統一的中國人之作。在向自己的讀者交流歷史時，作者有必要把自己交代出來，有必要自己站出來。唐德剛曾經這樣做過，唐德剛動輒在書中說自己如何如何，其實多有提示讀者之用心；長風做得更好，因為他更有平民意識而少有專家學者意識。

　　在很大程度上，長風也用當代世界詮釋了歷史；這種詮釋，並非一種討巧方便，而是一種貫通古今的認識論。比如他介紹范增：「有個老頭，名叫范增，七十歲了。按理說，大把歲數也不該湊這熱鬧，大概老人家身體太好，並沒有感到年齡上的障礙，還想把餘生奉獻給革命事業。」比如他寫項羽：「至此，我們的項羽大哥終於走完他的革命道路。千百年來，多少文人墨客都對項羽報以同情……」比如他講「帶頭大哥朱家」：「他救濟別人，首先從貧賤的開始。但你可不要以為他的家資有多麼闊。據說，他家無餘財，衣服破得沒有完整的花紋，伙食是每餐一菜，交通工具也只是牛車。他急人所急，遠勝過自己的事情。這不是兩千年後的人民公僕嘛！太廉潔了！太敬業了！」

　　任何熟讀趙高政變故事的人可能都沒想到作者如此神來之筆：「在趙高執著的攻勢下，李斯竟然仰天長歎，淚流滿面說了句莫名其妙的話：『老天呀！偏偏自己生逢亂世，既然不能以死明志，又向誰寄託呢？』乖乖！李斯一直標榜帝國是安定的，怎麼此時成了亂世？既然明白自己的職責與操守，為何最終還往火坑裡面跳？作為帝國多年培養的老幹部，關鍵時刻就掉鏈子，難道就沒想到『一朝天子一朝臣』，你李斯可能永遠做總理嗎？明明知道這是不對的，偏偏要走下去，真不知道你這政法專業是怎麼讀的。」

　　勿須再多引述，我們已經能夠理解長風先生的講論風格。他幾乎沒有受「智識階級」或研究專業的污染，而是以當代中國人的眼光、日常趣味為我們講解了一段歷史。他把我們絕大多數中國人平時飯桌上、小圈子聚會裡的自由自在的一點精神、個性歷史化了，他為我們國民的歷史態度做了一次淋漓的背書。用我們這些都受過污染而難清除的知識者話語，他把一種歷史正義或表達歷史的正義法權化了。宋元白話演義、評書、講史的傳統在此也有了新的進展，那種忠孝節義或莫談國是一類的苟且說史，一變而為長風筆下的個人自由。他捍衛了現代性極為珍視的歷史正義，他展現了這種歷史。

五

　　我算是瞭解長風寫作狀態的人了。我知道他這幾年生活得不易，他有過情緒極度低沉的時期，也一度熱切地關心時事，他甚至在自己的艱難生活中還寫文章安慰有心無力者、安慰關心社會進步的人們。在這種狀態下出手一部秦末漢初的歷史著作──《流氓與貴族》──一定有他的寄託在，有他的精神在。

　　我們從這部史論中看到了他的精神氣度。既非紅黑貴族，又非窮窘草根，他的信念有如漢人生活的踏實。他為那些被史學家、傳統論者忽略的人們紀傳，為戚夫人、劉盈、朱家、緹縈……濃墨重彩地做了鋪陳；他無視封建政治制度、朝代轉移、士農工商結構……而直接點明歷史的真相，即使那是我們的聖賢稱道的文景之治：「劉□當然不會對每個官員都如此，如果這樣的話，誰還給他劉家打工。」這是我們以前讀過的歷史書中未曾提撕的現代國民的識見，也是我們的歷史學家或學者們對現代性途中的無數無明的同胞們欠奉的一個責任。長風先生的工作，多少在償還這種應盡的責任。

　　他雖然也會談論一以貫之的社會關係，比如，「七國盟軍的失敗，標誌著黃老無為的治國精神已經開始遭到嚴重挑戰，權力完全被中央掌控，關卡被重新設置起來，諸侯間的自由交往也被阻止。地方開始進入死氣沉沉的氛圍，失去了以往的自由與獨立。」但如他文中所說，他更在意、更著力於以獨立不倚的態度講論歷史和現實，這也是現代國民的文明理性。

　　他的結論也許多卑之無甚高論，但他強調了個人之於歷史社會的遭遇。用他的話說：「我們雖然看到劉□下詔要求司法公正、以寬為主，也曾看到在農業歉收年代，不准以糧食餵馬的規定。但從我們接觸的個人案例來看，起碼在中央內部根本無司法公正可言。對於那些無法被歷史記載的千千萬萬人，他們的真實感受我們無法得知。」

　　面對少有個人關懷的中國歷史，作者的結論也是平實的：「回顧中國歷史，不難發現越是開放的社會，國家越是強盛，文化越是發達，人們的精神狀況越是好，國民的幸福指數越高。似乎凡是盛世都是刑罰異常寬鬆的時候，而開放意味著執政者非常自信，他不把民眾當作假想的敵人。」

　　這是一本值得閱讀、值得向作者致敬的書。據說讀史使人明智，但當代人一再發歷史熱而戾氣四溢，國民表態動輒拍胸脯、口水戰，可見我們的歷史寫作的貧瘠。所謂的通俗說史，所謂的講壇評書，多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舉；那些東東用來消磨時間尚可，但用於當作經驗並表達我們的人生社會，就罩上了太多瞞騙的帷幕。長風先生不在百家講壇上，不在影視裡，他是走到我們中間來的；他給我們拉開了歷史和現實的帷幕，為我們做古今彙通，捍衛我們的正義。他給予了我們做人的常識、認同感和現代性。

　　是為序。

二○一○年二月於北京

序言二

歷史，作為自由的故事∕劉軍寧

　　最近讀完的一本書再次勾起了一直縈繞在我心裡的一個爭議性話題：中國的傳統與自由有關嗎？中國的歷史是自由的歷史嗎？這本書就是長風先生的《流氓與貴族》。這本書有兩個特點，一是書中充滿了故事；二是書中充滿了自由。如果把兩者合起來，那就是書中充滿了自由的故事。這正是我所期待讀到的中國歷史，也正是我期待閱讀的自由故事。

　　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傳統是一個與自由無關的傳統，中國的歷史是一部與自由無緣的歷史。學校中歷史教科書的歷史，基本上是作為階級鬥爭的歷史，作為階級專政的歷史，作為個人服從權力的歷史。雖然許多反對自由的人士與贊成自由的人士在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上針鋒相對，但是他們之間往往有一個奇怪的共識：中國沒有自由的傳統，中國沒有自由的歷史。

　　然而，這個共識早就被一位歷史哲學家破除了。法西斯統治時期的義大利自由主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認為，無分國別，人類歷史都是自由的歷史。自由並不是一個外在於歷史的目標，它就內在於人類歷史之中。歷史是作為一部自由的故事而展開的。對於持歷史與自由無關的觀點和上述共識，克羅齊是這麼回應的：持這種看法的人，用耶穌的話說，是不知道他們自己在說的。他們若知道，他們若反思，則會發現：斷言自由死亡，就等於斷言生活死亡。否定了自由，也就否定了歷史，從而也否定了人類自身。如果自由真的與中國傳統無關，如果真的與中國歷史無緣，那麼，中國人就不配享有自由。而這個結論是我們所不能承受的。

　　如果任何歷史都是自由的歷史，那麼，我們能否同樣也把中國的歷史看成一部自由史，看成無數自由的故事。對自由的壓制反而終將導致自由意識的勃發。根據《流氓與貴族》一書的描述，中國歷史，從極端大一統的暴秦到無為而治的初漢，這八十年正像克羅齊所斷言，自由內在於人的精神之中，因為對自由的追求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極端的壓制與呼喚自由的反彈，在中國以後的歷史中也不斷交替。

　　難道在歷史上最專制的秦朝也是自由的歷史嗎？是，絕對是！所謂專制，就是對自由的壓制。沒有自由，沒有對自由的嚮往與追求，根本就不需要專制來壓制。書中詳細描寫了在秦朝中自由與專制的第一惡戰：郡縣與分封之爭，集權與分權之爭。集權意味著更少的自由，分權意味著更多的自由。書中寫到：「分封制與郡縣制，就是在探討分權與集權的問題。只要權力不是民眾的，靠集權建立起來的任何國家都是對民眾的威脅。而個體的精神之自由、思想之獨立、生活之美好、幸福之感覺都與其有著根本關係。」（第一章）可見，歷史作為自由的歷史，是追求自由、遭受挫折、再繼續追求、愈敗愈戰、直至獲得自由的歷史。因此，關於自由遭受挫折的故事是作為自由的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秦漢之際的歷史表明，暴虐、專制的人沒有好下場。別姬自殺的霸王項羽是一個例子。而取勝的劉邦和初漢使自由在民間獲得很大的空間。郡縣與分封並舉的初漢，「中央與地方各自發揮創造性，使個人精神得以在寬鬆氛圍內自由張揚，這也是漢帝國從初期的貧瘠走向富強的重要原因。」（第四章）

　　有人會說，中國歷史不過是專制王朝的興衰史，與自由無關。而在我看來，就從某種意義上說，專制是自由存在的反面見證。只要中國有監獄，就有自由傳統，就有自由的歷史。我把監獄的存在看作是自由的見證。監獄的歷史有多久自由的歷史就有多久。除非監禁是一種獎勵，在任何地方只要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