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
《老子新繹》吳宏一
論一、《老子》名《道德經》，是認識老子思想及道家源流的必讀書，也是想了解中華文化的人不可或缺的經典著作。歷代研讀注解的學者，不知凡幾，但對全書五千言的玄言妙論，似乎永遠尋繹不盡，無法測其底蘊。它的傳本很多，字句頗有不同，加上往往「正言若反」，所以常使讀者似懂非懂，無所適從。尤其是近幾十年來，由於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的兩種帛書本，和湖北荊門郭店村戰國楚墓的三種楚簡本，先後出土，更引起中外學者的熱烈討論和關注。對於各種傳本文字的異同，經文章句的解釋，以及老子思想主張的探索，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紛紛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
筆者以為這些現象，對於有志研讀《老子》初學者而言，不但沒有幫助，反而治絲益棼，不知道該何所抉擇。因此，筆者在《論語新繹》撰成之後，馬上撰寫《老子新繹》本書。所謂「新繹」者，重點有三：
一、是採用直譯的方式，逐字逐句，用白話來翻譯《老子》的經文。這是最貼近原文，也是最容易把握原意的做法。
二、是校勘各種傳本文字的異同，比較歷來各種注家的解釋，折衷眾說，取其長而捨其短，力求簡明，以便初學。
三、是參考有關的研究資料，對每一章的章旨、結構，乃至修辭以及前後經文之間的關係等等，作一番爬梳整理的工夫。間有推陳出新處，希望對讀者有幫助。
論二、為了知人論世，讓我們先了解老子的生平大概。根據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的記載，老子是：楚苦縣厲鄉曲裡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苦縣在今河南省鹿邑縣東，一說在今安徽省渦陽附近。苦縣，春秋時名相縣，原屬陳國。後來陳國在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四七九年)被楚國所滅，其地遂為楚國所有，這已是孔子卒後之事。所以嚴格說來，老子應說是陳國人才對；說他是楚國人，那是司馬遷根據後來的行政區域來界定的。不過，無論是陳國或楚國，相對於黃河流域的中原各國，都地在黃河之南，所以說老子是當時的南方人，則無疑問。《莊子．天運篇》記述孔子五十一歲時去見老子，老子這樣說：「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可見在古人心目中，地域觀念非常濃厚，彼此論籍貫時，會有南北之分的。說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從司馬遷的《史記》才開始的，在司馬遷之前，像《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呂氏春秋》等等，都只稱老子或老聃，而從未有稱老子為李耳或李聃的，因而有人以為老子不一定姓李(據考證，春秋時代尚無李姓)，而應姓老才合理。
這種推測，雖有道理，但司馬遷也必有所據，因而只能存疑。司馬遷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在介紹老子的籍貫姓氏之後，並沒有說明老子生卒年代，只說他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同時用一大段文字記敘了孔子適周向老子問禮請教的情形。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推知老子時代與孔子同時而略早，並且擔任周朝典藏古代圖書文獻檔案資料的史官。古代擔任史官的人，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通常服事在君王身邊，不但要有文才捷悟，而且要有淹博的學識。因此孔子才會去請教他。孔子向老子問禮求道的事情，不但《史記》的老子本傳及〈孔子世家〉都有記載，連《莊子》的〈天運〉、〈天道〉和《禮記》的〈曾子問〉等篇，也屢有論述。問禮，其實就是問道。據《莊子．天運篇》的記述，孔子和老子見面時，曾如此請教：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
甚也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孔子的意思是說：他研習六經，倡導仁義，自己以為頗有心得，親身整理魯隱公至魯哀公十二個君王的史事，定名分，寓褒貶，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對於古聖先王之道，和周公召公輔佐的事跡，也深有體會，但他周遊列國，求見過很多君王，卻沒有一個君王能夠欣賞他，取用他的忠孝仁義之道。因此他頗有感慨。
論老子的回答，據《史記》本傳的記載，摘要如下：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老子的意思是勸誡孔子：古人之言可採者採之，不必過度崇尚古聖先賢、鬯言仁義禮信。同時他要孔子去除驕氣、多欲、態色、淫志。易言之，他勸孔子宜謙下、無欲、無為、清靜。這些正好都是《道德經》中主要的思想主張。所以《史記》本傳後馬上接著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大概見面之後，孔子對老子的學養非常佩服，所以孔子對弟子說：「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把老子比喻為像龍一樣見首不見尾，自有莫測其高深之意。《史記．孔子世家》中，還記載辭去時，老子有贈言雲：「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對於孔子之言忠孝，尚仁義，正名分，寓褒貶，當亦有所規勸。
這些話記在〈孔子世家〉中，想必有其用意。有人以為《論語．述而篇》中孔子曾說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就有師承老子的意思。至於後世學老子者罷絀儒學，學孔子者罷絀老子，那是另一個問題。司馬遷的《老子韓非列傳》又說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有人以為「遂」應為「遯」字之訛，是說老子在西周衰亡之前，見微知著，先行隱遁而去。司馬遷還說老子離開周朝時，「至關」，關令尹喜請他「著書」，於是老子才「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後人對「關」的解讀，有的說是大散關，有的說是函穀關，恐怕都是附會之辭，很可能它只是邊界國境的代稱而已。「著書」也可能是老子就其擔任周朝太史時，所典藏的文獻資料中，擷取一些有關「道德之意」的格言教訓，記錄下來，留供守關的官長尹喜參考而已。對於傳說中的人物，後人好事增益，往往越到後來，附會越多，越說越神奇。老子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司馬遷在說他出關之後，「莫知其所終」，已經令人有「猶龍」見首不見尾的聯想了。底下竟然還有一些文字，說老子修道而壽考，活了一百六十幾歲或二百多歲，越說越玄，幾乎令人難以置信。也因為這樣，所以從宋朝開始，懷疑老子其人其書的人越來越多。種種歧異不同的詮釋，也就隨之而起。
論三、老子其人，給人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感覺，《老子》其書，也予人紛然雜呈的印象。書分「道經」、「德經」上下兩篇，原始究竟「道經」在前或「德經」在前，是不容易確定的；篇幅雖然不長，全書不過五千字左右，但其傳本的繁多、字句的歧異，以及內容思想的不同解釋，真可說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從《莊子》一書對老子學說多所引證之後，歷代注解《老子》的學者，何止千百家。其中，先秦像《韓非子》中的〈解老〉〈喻老〉兩篇，前者重在闡釋「德經」中有關人生及政治方面的道理，後者全用史實傳說比附老子的思想主張；漢代像有待考定的河上公注本，多附會養生家之言，常有方士術語，嚴遵的《道德指歸》及《老子注》，則將《老子》八十一章改為七十二章，並鬯言黃老之術；魏晉時像王弼的《道德直經注》，通過玄學家辨名析理的方法，來分析道德等等名詞及概念；唐代像傅奕的《道德經古本篇》，推衍王弼之說而訂正其失，這些著作對後世討論老子學說的人，影響都非常深遠。由於時代環境的變化，思想觀念的不同，老子的思想主張，也常因詮釋者見解的差異，各有立言之宗，而呈現出不同的風貌。
有人以為它講的是金丹修煉之術、長生安命之說，有人以為它是「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很多章節談到帝王「南面之術」，甚至有人以為它是用兵教戰之作、權謀術數之談。清代以來，研究者更為眾多，或彙校傳本，或講疏義理，成就固然不讓前賢，但對一般讀者而言，則益感紛擾而不知何從。尤其是一九七三年冬，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的帛書老子甲乙本出土以後，因避漢帝名諱的問題被推定成於西漢初年，因而掀起了一陣帛書熱，研究老子者，幾乎無人不說帛書；到了一九九三年冬，湖北荊門郭店的楚墓竹簡本甲乙丙三組，又相繼出土了，加上被推定成於戰國中期之前，因而更引起研究者的重視。幾十年來，研究老子者，可以說完全在帛書本和楚簡本的籠罩之下，好像離開它們，就不配談論老子了。這當然是推崇太過了。
比對過舊傳本和這些新出土資料的人，應該都會同意以下的看法：舊傳本和新資料同樣重要，二者相得而益彰。不可捨舊而趨新，也不可以趨新而忘本。因此，筆者很不同意有人根據新出土資料隨意改動原來的章句文字，更不同意有人隨意割裂原來的經文。筆者以為：以傳世較早而且完整的王弼注本為底本，參校論代河上公、嚴遵、傅奕等各種注本以及唐代以來的各種新出土資料，應該是比較可取的辦法。四、很早以前，我就對《老子》這本書發生濃厚的興趣，曾經受到先師沈剛伯、鄭因百等先生的啟發和鼓勵，想對此書及《論語》、《六祖壇經》三本代表儒道釋思想的經典著作，逐一整理闡釋，合稱為「人生三書」。無奈迫於生計，工作繁忙，因此數十年來，時斷時續。去年(二○○九)秋天以後，退休多暇，才開始動筆。在撰寫《論語新繹》的期間，忽然起興仿效古人「論詩絕句」之例，擬對《老子》八十一章逐一作〈論老子絕句〉。雖然初稿已先完成，自己不滿意，卻覺得興味無窮。因此《論語新繹》完成後，我立刻撰寫這本書，並且寫了以下的三首七言絕句，聊表心意：聖經何必分先後，大道從來不可誣。我自瓣香三教在，參禪學老更崇儒。—〈擬作《論語》《老子》《六祖壇經》三書新繹，題耑〉向來我亦聖為師，論道參禪未是癡。最愛春衣已裁就，冠童舞雩詠歸時。
又敢言譯解費工夫，但願人人識正途。忠恕終歸仁一字，請從平淡契真吾。—〈論語新繹一書撰成，口占二絕〉這些詩頗可表明我撰寫「人生三書」的心意。這三本書不只代表中國文化中儒道釋三家的不同思想，也分別代表古代在上位者、士人階層以及不諳文字者三種不同社會背景的人，追求人生、完成理想的三個指標。我很高興現在又完成了《老子新繹》這本書，至於《六祖壇經新繹》的出版，則請俟之異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