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經隨喜

朱天文序
保田與重郎序
自序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序　比起佛僧，志士更親近般若心經　　朱天文

　　上個世紀六○年代中期，流亡日本的胡蘭成老師應邀在名古屋講《心經》，之後，一九六六年從二月到六月，以日文寫成書，這是胡老師的第一本日文書。

　　一九五○年胡老師離開大陸，自香港偷渡至日本，在靜岡清水市池田篤紀家暫居半年，每天去教日文的先生那裡，開始學日文。因池田的安排，每月給《每日新聞》寫三篇稿，又去各地演講，都是由池田翻譯。

　　這段期間，流亡如新。就像宋亡有志士東渡日本乞兵，終知難為，削髮入寺。而明末朱舜水，得到德川家族水戶藩第二代藩主禮遇，水戶儒學的尊王思想，兩百年後成為反幕府的精神指導，遂致大政奉還，明治維新。

　　十五年後，胡老師講經，那圖像，不是講壇華慢，不是五彩旌幡，卻血騎憑陵雜風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他講經站在那裡，寂然如水，好似蘇軾遙寄諸葛亮在五丈原揮師北伐，萬騎出漢巴，說是「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檛」，是那種寂。此所以胡老師才會說：「比起佛僧，志士更親近般若心經。」

　　當年這本由「筑波山梅田開拓筵」印行的精裝匣冊，年年再版，我手上這本是三版，昭和四十六年（一九七一）九月印製，裝禎優質得可以傳家，賞心悅目像一件手工逸品。我聽過石刻家山田光造說：「胡先生的日文寫作很特別，常常不合文法，卻正是魅力所在，如果把他修飾得合乎日文，反而失掉什麼似的。」

　　多年來，喜愛胡老師中文著作的讀者，一直渴望能閱讀他的日文撰述。尤其此書《心經隨喜》，有人索性在網上徵求譯者，幾年之間，有慈濟大學東方語文系的教授欲譯未成，又有佛光藝術研究所的老師嘗試譯了開頭，也不成。結果一位不相干的大陸年輕人小北，竟叫他給譯了出來。

　　初時，只知小北是胡迷，發願以胡老師的日文著作為讀本來精進日文，而就執筆逕自譯起來，譯完一章寄給網友們一章。我每次輾轉獲得譯文，並不當真，也看也不看，唯對小北這股熱勁傻勁，說是感佩，想想還是咋舌的成份多一些。這樣，一本書譯完了。無人當真的，竟也出版社聞風來接洽了。沒有可能之事，誰知都成了可能。

　　所以請我母親劉慕沙出山，自五月至六月，將譯文逐字逐句校訂後，寄給杜至偉修正完，再重頭順一次，斟酌確認，定稿時已是七月盛暑。本來大陸簡體字版已付梓在即的，終究審批不准。這次，仍然是，繁體字版先出了。

　　二○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自序　　胡蘭成

　　溫庭筠的詞：

　　照花前後鏡
　　花面交相映
　　─花間集─

　　印度的佛法與中國的黃老，是照映出日本文明的前後兩面鏡。對中國人來說，佛法與日本的神道，亦是兩面鏡。如果能因為我這本著作，讓印度人將日本和中國視如東方諸佛世界，則真是可感激的。

　　我們中國與日本自有黃老、神道，亦尚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唯佛教的傳入仍可謂功德無量。如果說文明在於它自身的展現，那麼佛教已然展現了我們的文明。

　　前此唐君毅先生夫人來日本，有幸聆聽夫人彈奏古琴。其中一曲令我心安靜下來，讚歎再三。他們告以此乃佛曲，是普安禪師所作的《普安咒》。中國的音樂裡有道調，有黃老的仙樂，也有儒教的雅樂。有謂道調仙意飄渺，雅樂雅正幽淡，我始知除此之外尚有佛曲。《普安咒》異於印度原本的梵音，確實是屬於中國的，而且是黃老、儒教之外的另一種新情操；如水滴落岩石或古木，既無反射之音亦無回音，是一種沉色素樸、踏實的慈悲之音。

　　中國自南北朝至隋唐，以寺院和石窟造像的興盛，革新了中國文明的表現；但後來日漸衰微，佛教遂脫卻其原來的造形，成為白居易與蘇東坡詩歌的悟境；之後，《西遊記》產生，遂以中國的新造形展現了有關佛教事物的種種。明朝以來中國民間對觀音菩薩和西天極樂世界的嚮往，便是來自《西遊記》，我認為那是再可喜不過了。《西遊記》的快活裡透著一份沉色素樸，讓我感受到《普安咒》佛曲那種情操。

　　同一時期日本亦完成了奈良和京都的寺院建造，佛教帶來的日本人的新情操，催生了《平家物語》。如果沒有佛教的傳入，或許也不會有《平家物語》和芭蕉的俳句。《平家物語》之悲猶有佛教色彩生鮮之處，到了芭蕉詩歌那種沉色素樸的況味，可以說並非佛教影響到日本情操，而是以日本情操自生的。佛教之於日本人，與其說是盂蘭盆舞，或是街坊常見的臨濟宗，乃至某教派之類的信仰，毋寧說是全然在無所覺察的地方化成了日本情操。全世界無可追隨的和服那種沉色，是很佛教化的。而印度少了這股沉色的況味。日本神道除了紅、白、茄紫三色之外，還又多了淡茶沉色，這對日本文明來說，著實是值得慶幸。

　　相對於此，西洋的天主教早在唐朝以前即曾傳入中國，卻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及至明朝，神父再度東來，雖然對自然科學有所助益，之於情操卻是毫無影響。清初，儘管康熙瓷曾採用西洋彩繪，乃至太平天國兵亂甚至使用過天主教的稱號，也都船過水無痕，對中國人的情操沒有發生任何作用。中日兩國詩人率多熟悉佛教，天主教徒卻無一人成為詩人。

　　縱使洛陽和大同的佛寺佛像營造逐漸衰疲，奈良與京都的寺院建造亦已過去，佛教仍以中國人與日本人的新情操存活下來，並且日新又新的生發出新的造形。相形之下，現今西式的大樓和公寓之類的建造，絕無可能成為我們的新情操，這種營造的風氣一旦過去，在我們的人生顯然也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作為美術造形，我們中國和日本幾乎從不採用印度的建築。寮國和泰國的佛寺保有印度的原貌，日本、朝鮮和中國卻各有自己的建築風格。唯獨佛像彫刻曾經模仿過印度，卻也沒有持續多久。對於佛教教義的深入鑽研，亦沒有長久堅持下去。要說各宗派的分歧在於教義，不如說是各自的風格形成所造成的歧異。

　　如此看來，原原本本仿傚現今西洋的造形，只會造成情操上的空白。制度也是一種造形。我認為日本與中國的政治制度，務必與我們日本的房屋與庭園，與我們中國的天壇和皇城相稱才好。不過，現今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建築，倒也透露出毛澤東對皇城的一絲浪漫遐思。

　　中國自秦漢時代便已與希臘、羅馬交通往來，洛陽酒女還把羅馬的玉珠當耳墬，卻也沒有自彼方引入任何哲學上的東西或其他什麼，其態度是無所禁忌的順其自然。而今我們對於西洋，當然更不該有一味仿傚的執著。對於外來之物，需要什麼，不需要什麼，選擇標準亦不甚高明。其實，只要無心虛懷以對，自然就可以分辨出會留存的或會流逝的。

　　只要無心虛懷，就能明白世事所映照出來的文明的肯定。般若心經就是說的這種明白與肯定，也把人世的風景說了出來。

　　我曾經發願，中國之亂平復以後，立即要邀請高僧，於杭州西湖的昭慶寺舉行一場大法事，不分敵友恩仇，無差別的去超度中日戰爭和大東亞戰爭的陣亡者，戰爭結束後遭處決的汪兆銘政府有關人員，後來死在國共內戰、韓戰、越戰戰場上的冤魂，以及這三十年來民間因戰亂而流離死亡者。也就是說，要對死者的亡靈說明白他們生前做過什麼，為何而死，天道悠悠，是非平等，他們每一個人都當受到祀奉，希望他們能夠無悔無恨，且對我們先人的作為予以肯定。可說如此化解亡者之怨，乃是對生者有益。可惜舉行大法事的夙願至今未遂，只得先以此講經的功德為亡者祈福。

　　我這本著作是經「□□□□□日報社」水野氏提議，加上於名古屋市講經時結下的善緣，才執筆開寫的。因有梅田美保女士為我潤筆和謄寫，我才敢於用日文書寫，要說是兩人合作而成，我亦歡喜。再就是寫作此書時，有一股請保田與重郎先生過目的渴望。

　　自今春丙午年二月開始，至八月的今日，終於寫完這本書，正值作此序文的階段。剛才暫時擱筆，往筑波山神社的參道上散步，只覺山也因暑氣而沉靜。途中，頭上一陣雷鳴，我遂想起道教的一則故事：某名山石窟裡藏有一冊祕經，由於天機不可洩露，白雲和雷電乃禁止攜出此經。我笑笑，倒是喜愛這一聲強而有力的雷鳴。

　　胡蘭成　一九六六年 八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