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憶往：家國與近代外交史學

緣起
第一章　家世與早年教育
第二章　青島四年學生生活─市中初中部與省立青島臨中高中
第三章　南來台灣的成長奮鬥
第四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生涯
第五章　赴加州大學（U. C. Santa Barbara）攻讀博士學位（1968-1971）
第六章　返回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後期） 第七章　執教新加坡（國立）大學（1973-1990）
第八章　新加坡政治、經濟的發展（1959-1973-1990） 第九章　返台參加諸學術研討會與擔任台灣師大客座教授一年
第十章　休假赴倫敦大學訪問研究/全家歐陸六國之旅/訪問美東耶魯與重訪哈佛及美西柏克萊加州大學（1986 年3 月/10 月） 第十一章　參加〈蔣中正與現代中國研討會〉/中研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與〈國家建設會議〉 第十二章　恆兒讀獲柏克萊加大電機系博士與第一次返回中國大陸探親（1989 年 5 月/6 月） 第十三章　 國立政大外交系客座一年與返回新加坡國大辦妥退休（1989 年 10 月/1990 年 7 月）
第十四章　重返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專任十年（1990 年 8 月/2000 年 7 月）
第十五章　中央研究院退休後出版著編三種（《東南亞華人史》，2003/《近代中國外交史事新研》，2004/《注視日本新軍國主義的動向》，2007）
第十六章　回顧與前瞻
附錄　李恩涵教授簡介（李仕德、周琇環）

緣起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驀然回首，我竟然已到八十歲古稀高齡之年了，不禁為之驚駭震盪。記得在我七十歲（2000 年 7 月）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時（那已是我的第二次退休了，第一次退休為 1990 年 8 月，自新加坡國立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六十歲退休），曾明白說過：「雖然事實上我早已是多病纏身之人，但因我平時總是服膺當代旅美小品文作家劉墉所說的，『不回頭，不回頭，不是不想回頭啊，只是一回頭，我們就再也往前踏不了半步了』」。所以，即使我當時已屆七十「古稀」與已到了所謂「隨心所欲不踰矩」之年了，但我仍然勉力在此後的兩年之內，寫出了我的《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文化出版，2003；915 頁）一書。這是一冊適用於大學本科之綜論性通識性的教科書，為我在新加坡大學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與其後身新加坡國立大學為大學二、三年級生以英文講授東南亞華人移民過程與其問題一課時，經過了十七年之久，所匯集起來的中、英、日文資料，並對諸問題分別所做的綜合與分析；其撰成與出版已因我在 1990-2000 年的十年期內，全力沈□於深入研究抗日戰爭期間 (1931-1937-1945) 日本在中國與在東南亞華人社區內之戰爭罪行與暴行而延宕了很久很久了。因此，我不能不集中精神全力綜合起這些我原有的教學資料，與 1990 年之後所搜集與涉獵的一些新資料，予以消化、綜析而撰寫出來。2003 年《東南亞華人史》出版之後，我更打鐵趁熱，集合起我過去七、八年內與近數年所寫有關中國外交、內政與外交史方法論的一些研究論文，出版了《近代中國外交史事新研》（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4；482 頁）一書。此外，我又將我評論時事與闡釋現代史事的數篇「半學術性」的文章，彙編為《注視日本新軍國主義的動向》（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7；223 頁）一書，作為我對中文學術界與東亞國際政治界的一些另外貢獻。

　　時至今日，當此 2010 年新春肇始之日，站在我八十初度的高度，我更深深感覺到我過去八十年之久的生活歷程，實際相當可以代表一個完整時代的變動，具有某些典型性的意義的。這八十年不只概括了從抗日戰爭之前華北（山東）小、中城市蛻變的過程，從我的故鄉諸城，到濟南、青島，都可以在在看出這種蛻變的痕跡。此後，經過了日本占領下的苦難歲月，到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期間山東城鄉全民鼎沸的切膚之痛與我所經歷的艱苦日子；也包括了我自 1949 年 3 月經歷了中國大變動的大時代，依附聯勤軍用被服工廠南渡台灣後之暫獲安寧，以及我堅定地奮鬥向前的金色之夢的年代。我在台灣六十年來的成長與壯年的歷程中，從毫無憑藉地考取了大學，接受了無須支付學費與任何生活費用的師範大學教育，以至此後之出而任事、作學術研究與從事大學教學工作，以及與吳艷玲女士結婚、生子（長兒柏恆、次兒柏毅），並幸運地考取了或申請到美國大學研究院攻讀的全額獎學金的機會，分兩個梯次，在五年內完成了我一向嚮往的獲取最高博士學位（Ph.D., 哲學博士）的素志。我的記述，雖是以我所服務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我合聘兼任教職的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大學與台灣師範大學為重心，實際它卻代表文史學術界在一個時代中的蛻變過程。稍後，我更攜家帶眷應聘南下新加坡大學擔任教席十七年之久。後才在老友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教授的大力協助下重新返回了中研院近史所續任專職研究工作十年，寫出了我多年來潛心鑽研的《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台北：1993，中研院，近史所）一書。八十年代中期後，我更加強努力，利用我過去學習過日文七年半之久與英文的背景，連續十四年奔走於台灣、美國加州與大陸數大圖書館，搜閱其中、日、英文中有關戰時日本在華暴行的原始資料、回憶記述與近人論著，予以綜合研判，寫出了《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與《戰時日本販毒與「三光作戰」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兩本書。合之我前此所出版的《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1963)、《曾紀澤的外交》（1966）、China,s Quest for Railway Autonomy（1977）、《近代中國史事研究論集》（兩冊，1982、1987）與近十餘年所出版的五冊書，合計已經有十二冊的總量了。前台灣師大文學院院長、師大老同學李國祁教授常常對我說：「恩涵兄是一員福將。」我自己仔細想想，國祁兄給我的「福將」之名，雖非「高度讚許」之辭，也確是一種不毀之譽吧！不過，他話中並未表明的一點是，我一生之中，一貫所顯示的一種楔而不捨的意念，心志專定，總期能用全力予以完成。這也是我做人處世、愛人服務的基本精神之一吧！在我行年八十歲的關鍵時刻，我多麼熱烈地希望將我的前塵往事，忠實地原原本本的紀錄下來，也許它對於當代與後世的國族社會，有些相當借鋻的效用吧－這便是我奮筆寫下我過去八十年來脈動往事的主要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