蘿拉的原型：納博科夫．一部未完成的遺作

作者序
《蘿拉的原型》編者序
狄米崔．納博科夫（Dmitri Nabokov）

　　一九七七年，一個溫煦的春日，聽聞父親病危，我隨即搭機趕往瑞士湖區去看他。他不久前才剛接受一個小手術，正在洛桑一家診所住院休養，怎料術後出現細菌感染，他的抵抗力幾乎全面潰守。其實，一開始他體內的鈉離子和鉀離子濃度就已急遽下降，醫護人員卻疏於注意。此刻若不積極干預，父親恐怕就活不成了。

　　我們立刻把他轉診到沃邦大學醫院（Vaud Cantonal University Hospital），開始一連串漫長又折騰人的檢查，看是什麼討厭的細菌在作怪。

　　父親餘暇最愛研究昆蟲，一次在達沃斯的山丘捕蝶，不小心失足卡在陡峭的坡地。搭乘纜車的遊客看我父親拚命揮舞捕蝶網、大喊救命，還以為他是搞笑的小丑，只是哈哈大笑。後來他在兩個行李員的攙扶下走進飯店大廳，飯店主管看他穿著短褲、一身髒污狼狽，還說了他幾句。這種冷血的官僚作風真是令人不敢恭維。

　　這個意外發生在一九七五年，也許和他後來的病不相干，但從那時起，他的健康狀況即一直走下坡，經常臥病在床，兩年後還差點在上述那家洛桑診所送命。由於有人不斷打聽父親多年前住在蒙特勒王宮飯店的生活，有關他的傳記資料汗牛充棟。我就曾在一本蹩腳的電子版傳記讀到這樣的描述：儘管《蘿莉塔》一書轟動全世，作者並沒有被成功沖昏了頭，一直住在一間寒傖、破舊的瑞士旅館。

　　父親的確不像過去那樣挺拔、健壯。他那一百八十公分高的身軀稍稍佝僂，他在湖邊散步的步伐變小了，而且步履蹣跚。

　　然而，他始終筆耕不輟。一九七五年，也就是達沃斯山丘摔倒那年，他著手寫一本新的小說。這個傑作的胚胎、這個天才之蛹，就是保留到今天的這疊索引卡片。本來他很少提這本小說的細節，後來或許感覺再不說可能就沒機會說了，才對我和我母親透露本書的一些點滴。但是晚餐過後，父親總急著回房寫稿，我們一家三口聊天的時間愈來愈短。

　　一個作家在風燭殘年之時，打起精神與命運賽跑，儘管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比命運先衝過終點線，還是拚命往前跑。

　　不久，父親進了雀巢醫院（Hopital Nestle）。他的病日益沉重。醫師繼續為他做檢查。一個又一個醫師前來，站在他的病榻旁摸著下巴，一副束手無策的樣子，只能看著父親一步步靠近死神。一天，病房有扇窗戶沒關，一陣穿堂風吹來，一個年輕護士打了個噴嚏，父親也得了致命的重感冒。我和母親坐在他床邊的椅子上，我勸他多吃點東西，他吃的時候不慎噎到，引發充血性支氣管炎。他想要呼吸，掙扎了三下，之後就斷氣了。

　　醫師並未透露確切死因。這個文學巨人之死似乎籠罩在尷尬的靜默中。幾年後，為了幫父親作傳，我想釐清一些事實，然而細節似乎愈理愈亂，他的死因依舊不明。

　　父親直到快走到人生盡頭，才向我交代一些家族祕密。他的遺願之一就是：如果他在死前沒能完成《蘿拉的原型》這本小說，手稿務必銷毀。想像力有限的人對這部未竟之作必然會胡亂臆測，並嘲諷這種與自己的作品同歸於盡的作法，即使他們並不理解這麼做的理由。

　　多年前，父親也曾打算將自己的心血結晶付之一炬，基於某種因緣巧合和他人的干預，而沒能成功。《蘿莉塔》的原稿就是我母親從他手中搶過來的，不然就葬身於垃圾焚化爐了。

　　我和我父親的回憶有時也有出入。在我六歲那年，我們從法國西岸的聖納薩爾準備搭香普蘭號輪船前往紐約。我們站在海濱，發現在那如拼圖碎片錯綜複雜的房屋線條間，冒出了一個令人驚異的東西。那就是香普蘭號的大煙囪。我一直記得那煙囪是淺黃色，但父親在《說吧，記憶》一書則斬釘截鐵地說，就是白色，他無法想像是其他顏色。

　　儘管研究人員查證了那個時期法國客輪的資料，發現是其他顏色，我還是一樣堅持我看到的煙囪是淺黃色的。那艘輪船就像一個夢，載我飄洋過海來到美國：然而我看到的美國，並沒有父母說的那些令人興奮的摩天大樓，放眼盡是低矮、破舊、灰撲撲的公寓。上岸後，我們再次見識到兩種不同的美國景象：我們的行李在海關接受檢查時，皮箱中有一小瓶干邑白蘭地不翼而飛；之後，我們坐上計程車，到達目的地的時候，我父親（也許是我母親？我的記憶有時會把他們兩人搞混）掏出皮夾中僅有的紙鈔——一張百元美鈔——給司機。這是我們第一次使用美鈔。那個誠實的司機露出了然的微笑，不肯收下這張鈔票。

　　在我們離開歐洲之前那幾年，我幾乎不知道父親在「做」什麼。那時的我還小，也許連「作家」是什麼樣的人也不知道。我後來回想起來，才發現父親在我床邊講述給我聽的一些故事片段，正是他那時在寫的小說。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所謂的「書」就是父母朋友書房書架高處那一長排紅色皮革裝幀、大部頭的巨著。雖然我常用「垂涎」的目光看著那些書——是的，在俄語裡我們是這麼說的──但我生平第一次「讀書」，是聽母親唸父親翻譯的俄文版《愛麗絲夢遊仙境》。

　　在動身前往紐約之前，我們去蔚藍海岸度假。我在當地的惠特曼小學（這所小學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上課的第一天，一回家我就向母親宣布，我已經學會英文了。其實，我的英文是日後慢慢才學會的，英文也成了我最喜愛的語文，我覺得用英文表達最得心應手。儘管如此，我還是要自豪地說，全世界只有我這麼一個小孩能跟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學習初級俄文。他還為我準備了所有的教科書和辭典。

　　那時，我父親同樣正處於轉型期。他雖然自小就能靈活自在地運用三種語言，長久以來一直以「豐富、自由奔放的俄文」做為創作媒介，要改用另一種文字，談何容易？儘管父親小時候就常和我祖父說英文，英文再如何也比不上他的母語俄文那樣容易駕馭、富有表現力和詩意。他在創作第一本英文小說《塞巴斯群．奈特的真實生活》（一九四一）之時歷經無窮無盡的懷疑和痛苦，放棄他心愛的俄文顯然教他心如刀割。一九四七年，他還寫了首英詩發表在《大西洋月刊》，題為〈最溫柔的語言〉，歌頌的就是俄文。在這個轉型期之前，我們還在歐洲的時候，父親寫下他最後一本重要且獨立成章的俄文中篇小說（「獨立成章」的意思是，這篇小說既不是一部未完成作品的一部份，也不是一篇既有作品的俄文版），那本小說就是《魔法師》。從某個層面來看，這本小說可說是「《蘿莉塔》的原型」。他以為自己已把這本薄薄的手稿銷毀或丟了，該小說創作的精華已全部融入《蘿莉塔》。他記得在巴黎的一個晚上，他曾把這篇小說唸給一群朋友聽。當時巴黎在納粹的空襲威脅之下，室內的燈都要用藍色玻璃紙包起來。將近二十年後，他又找到這份手稿，並在一九五九年決定和母親一起翻譯成英文出版。

　　然父親過世十年後《魔法師》才出版，《蘿莉塔》則要比它的前身早三十年問世。由於題材敏感，《蘿莉塔》在尋求出版之初處處碰壁，接連遭到好幾家美國出版社的拒絕。父親以為這本小說永遠找不到知音，於是決定焚毀。要不是母親再度及時出手搶救，可憐的蘿莉塔就要在我家後院的垃圾焚化爐燒成灰——這是她第二次逃過火劫。

　　最後，父親同意經紀人將書稿交給巴黎的奧林匹亞出版社（Olympia Press）。當時，父親並不知道奧林匹亞是家不入流的出版社。創辦人傑若迪亞斯（Maurice Girodias）從他父親創立的方尖碑出版社繼承了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情色小說《北回歸線》和《南回歸線》二書的出版權，出版品也以垃圾情色書刊為主。多虧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的讚揚，《蘿莉塔》終於從淤泥中突出，成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之一。

　　一九四○年代美國的高速公路和汽車旅館，因這部公路小說的先驅而不朽，無數的人名和地名由於被我父親嵌入雙關語和字謎而得到永生。一九六一年，我們一家搬進蒙特勒王宮飯店。然剛入住不久的一個晚上，一個好心的女僕幫我們清理字紙簍裡的東西。那個字紙簍不是一般的垃圾桶，是有人送給我父親的禮物，上面還有蝴蝶圖案，而字紙簍裡有一大疊厚厚的DS版美國公路地圖。我父親不但在那些地圖上隨手寫下評論，標示出他和我母親走過的每一條路、去過的每一個城鎮，也在上面記錄蝴蝶學名及其棲地。現在，世界各大洲的學者無不上窮碧落下黃泉般追尋我父親生活的每一個細節，沒想到這麼一大疊寶貴的資料就這麼丟了。另一件遺憾的事是，父親特別簽名題獻給我的那本初版《蘿莉塔》，被人從我的紐約住所偷走，以兩塊美金賣給一個善於挖寶的康乃爾大學研究生。

　　焚書的主題將不斷糾纏我們。我父親受邀至哈佛大學講授《唐．吉訶德》之時，雖然承認作者塞萬提斯有他的優點，仍以「粗糙」和「殘酷」來抨擊他。多年後，提到我父親對這本小說的評價，有些半調子的藝文記者說他簡直把這本小說「撕碎」般，將《唐．吉訶德》批評得體無完膚。有一本雜誌更刊登了一幅漫畫，畫的是我父親在課堂上高舉一本燃燒的書，加上必要的道德訓誨。

　　最後，我們再來討論《蘿拉的原型》與焚書一事。在我父親生命的最後幾個月，儘管他病重住院，依然瘋狂地寫作。有些人自以為好心，懵然不知地提出許多問題，以及外界許多好奇的人對他的猜測，凡此種種，他一概不顧。那時，他腳指甲底下和周圍部位持續不斷的發炎，讓他幾乎想把腳趾切下來，不想再治療了。為了緩解疼痛，他甚至會痛苦到猛戳自己的腳趾——我們可在《蘿拉》一書某些片段發現這些痛苦的回音。

　　他看著陽光燦爛的窗外，輕柔地感嘆：某一種蝴蝶已經展翅飛翔了。然而，他再也不能像過去一樣，在山丘上漫步，手裡拿著捕蝶網，一邊構思他正在寫的書。他還在寫，只是他只能關在病房的小世界裡頭寫。父親擔心他的身體愈來愈差，靈感和專注力將無以為繼。他和我母親鄭重地討論一番，最後交代她：如果他走了，《蘿拉》還沒完成，請她把手稿燒掉。

　　很多人寫信給我。有人在信上說，如果一個藝術家認為自己的作品不完美或未完成而想要銷毀，就該早早做個了斷，不該拖拖拉拉。這些人並不了解，我父親並不願意草率地把《蘿拉》燒掉，他希望能多活一些時日，把最後幾張卡片寫完，至少這樣就有一份完整的手稿。據說卡夫卡在遺囑中特別交代他的摯友布洛德，要他代為銷毀再版的《變形記》及其他已出版或未出版的作品，包括《城堡》和《審判》。卡夫卡會交代他，就是因為自己有十足把握，認為布洛德不會這麼做（對於一個像卡夫卡這麼澄明而勇敢的心靈來說，這個策略確實相當天真）。我想，我父親把燒毀《蘿拉》的任務交給我母親也有類似的想法，因為她是勇敢而值得信賴的人。然她因年老體衰，加上捨不得，一直未能下手，就此一再拖延，拖延到她即將離開人世，才把這件任務交給我。

　　關於這件事，我想了很久。我說過好幾次，也寫過不只一次，從某個層面來看，我父母並沒有死，還一直活著。我感覺冥冥中他們就站在我身後，在緊要關頭給我意見或協助，不管我是在尋找形容某個情境最恰當的字眼，或是處理比較世俗的一些事情。我用不著從那些自以為時髦的白癡借用「ton bon（合宜之事）」這個詞兒，直接從源頭引用即可。要是愛好冒險犯難的評注者想把這個出版事件弄得像神祕現象，那就去吧。在此，回想起過去，我想我父親將不願我成為那個「來自波拉克的人」，就像不願見到小胡安妮塔．達克——蘿莉塔最先的名字——像聖女貞德一樣遭到火刑。

　　父親能出院回家的時日愈來愈短，也愈來愈難得可以走出醫院大門。他回家的時候，我們如同以往，盡力維持我們晚餐後的閒聊，但誰都不再提起《蘿拉》一書與它虛幻的世界；書裡書外，之後的事態將如何發展，我和我母親已心知肚明。

　　父親逝世後，過了一段時間，我才有勇氣打開他留下來的索引卡片盒。我還得跨越苦悶、痛苦的障礙，才能碰觸他心愛的這些卡片。嘗試數次之後，有一回我自己住院，我第一次細讀這些卡片。儘管父親還沒完成，這部作品的結構和風格都是前所未有。父親的英文已成他所說的「最溫柔的語言」。我用口述的方式，把卡片上的每一個字唸出來，請我的忠實祕書葛立克小姐（Cristiane Galliker）打字成初稿。漸漸地，我習慣這個不安的幽靈，而她似乎也過著雙重生活——除了靜靜地躺在黑暗的保險箱裡，就是在我心頭輕輕漫步。我再也沒有把這部作品燒掉的念頭；我甚至連想都無法這麼想。蘿拉遭到幽禁已久，偶爾才出來見見光、透透氣，讓我稍作編輯。我想，既然《蘿拉》已經留存了這麼久，我父親不會反對這本書的出版。由於有人不斷輾轉打聽、猜測，最後竟有某張報紙打著「先睹為快」的口號，說要刊登《蘿拉》的片段。

　　其實，正如我說過的，《蘿拉》歷經長時間的幽禁，終於面世，動機不是好玩或是算計，而是某種我無法抗拒的力量。因此，我父親或他在天之靈都不會反對的。我將因此被詛咒嗎？還是有人會因此感謝我？

　　但是，狄米崔．納博科夫先生，你最後決定出版《蘿拉》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哎，我是個從善如流的人，而我發現全世界各地有很多人同情我，稱我背負的重擔為「狄米崔的難題」，為了我而難過。我想，《蘿拉》一書出版了，他們也可鬆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