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在世界歷史上那些產生最早的重要古文明中，只有中華文化是一個源遠流長、從未中斷的獨特體系。這個問題已經越來越成為現代學界的共識。
但是，中華文化為什麼會成為世界僅存的既久遠又未中斷的古老文明？我們首先會想到中國三面高原、一面浩瀚大洋的相對隔絕的地理環境，想到黃河、長江流域那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想到那高度統一並長期延續的中央集權的帝國體制，等等。當然，這些都是中華古文明得以綿延不斷的外在條件。但是，我們還十分關心中華文化能夠源遠流長、蓬勃發展的內在條件與傳承脈絡。在延續數千年之久的中國歷史上，中華民族經歷過數不盡的自然災害、環境變遷、社會憂患、異族鐵蹄，但是，中華文化不僅能夠倔強地生存下來，而且在歷史長河中不斷地演變與發展，成為一個既有生命連續又在時空中不斷開拓發展的文化形態。
特別是居於文化核心的中國思想學術的演變發展的種種形態，一直令歷史學家心馳神往：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考據……波瀾壯闊的文化思潮變遷總是在引發人們無盡的讚歎與思考，特別是激發人們對這文化思潮變遷原因的追問。人們或者從社會形態、政治制度客觀條件中尋找文化思潮變遷的原因，即經濟、政治等社會環境為主導的「外緣論」。但是，亦有一些學者不滿意於此，故而主張把文化思想看作是有生命的、有傳統的演變過程，希望從思想文化的內部尋找其演變的原因，如余英時先生提出所謂的「內在理路」說。這兩種解釋方法均有其重要的學術價值。「外緣論」將思想文化的產生、發展放到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來思考，能夠充分解釋一種學術思潮產生、變遷的客觀條件。譬如，東周的封建解體、諸侯爭霸，確是諸子百家產生的「外緣條件」；而兩漢經學時代的出現，又依賴於漢代建立高度集權的中央帝國及其文化政策等「外緣條件」。「內在理路說」將思想文化看作是一個有著獨立生命力的存在，主張從思想文化的自身問題出發，探討其形成、衍化過程的原因和法則，它的確也能夠很好地解釋學術思潮產生、變遷的內在條件與思想脈絡。譬如，我們可以從西周王官文化的基因找到儒、道、法、墨、陰陽、兵、農諸家產生的學術文化依據；又可以從先秦諸子百家均希望以自己的學說統一天下的思想因素中，而理解西漢出現獨尊儒術、以儒家經學一統天下思想文化的原因。所以我們認為「社會外緣論」與「內在理路論」並不是相互排斥的。如果能將兩種方法結合起來，則更能使我們獲得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全面而合理的理解。
本書著重探討玄學與理學的學術脈絡與思想理路，顯然主要是採用「內在理路」的解釋方法，說明玄學與理學的內在關聯，我們認為，思想文化產生、衍進的「內在理路」總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產生的，我們所探討的，是一種社會歷史「外緣條件」下演變、發展的「內在理路」。但是，本書著重探討思想文化演進的內在理路，因為這確是一件作得不夠但有著重要意義的工作，特別是這對我們思考中華文化如何能夠形成一個源遠流長的獨特系統，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我們認為，對中國古代思想學術的內在理路的探討，的確能夠使我們深化對中國思想文化獨特性和連續性的思考，深化對中國文化的恆長生命力原因的思考。中國思想傳統本來就體現了中國人對自然、社會、人生的獨立思考，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考方式和視角，產生了一套獨有的問題意識和概念體系，譬如人性與天道、陰陽與五行、名教與自然、有為與無為、知與行等等，從而建構了一套既高深又實用的中國式學術傳統和思想體系。從先秦諸子的學說中就可以發現，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已經成型，並且形成了中華文明所獨有的思想文化傳統，對上面所講的宇宙與人生的各種問題作出了回答。在以後二千多年的漫長歷史中，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歷代思想家、學者會沿著這些已有的思想學術脈絡繼續不斷探索，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文化背景、特色的學術脈絡與思想理路。
中國傳統學術思想所具有的「內在理路」充分體現出中國思想文化階段性與連續性的統一。玄學與理學，初看起來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學術形態、思想體系，但是進一步細究，就可以發現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理路。學術界對魏晉玄學與宋明理學分別都有比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對於玄學與理學內在理路的研究，學術界還較少涉及。早在上個世紀三○年代，陳寅恪先生在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就指出，「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這一論斷，實際上指出了先秦以後包括魏晉玄學在內的長期的思想積累對理學思潮形成的影響。八○年代後，馮友蘭先生更明確指出玄學與理學的聯繫，「道學的主題是講『理』，這是接著玄學講的」，「在『窮理盡性』這一方面，道學和玄學就連接起來了」。「道家批判了玄學，也繼承了玄學」，「由玄學一轉語，便是道學」。陳寅恪、馮友蘭先生雖然沒有對這一問題進行具體的詳細的論述，卻為本書指引了研究的方向。本書所作的關於玄學與理學的內在理路的探討，就是希望在玄學與理學的不同學術形態中尋找其內在關聯；而且，我們還進一步希望通過對玄學與理學的內在理路的個案研究，最終指向對「中華文化如何得以形成一個沒有中斷、源遠流長的獨特系統」的理解和解釋。
本來，關於玄學與理學的內在理路的研究，其實是要思考與解決這樣重要的問題：玄學為什麼會轉型為理學？理學是如何既汲收玄學又取代玄學成為主流學術思想？玄學、理學有一個重要共同點，就是對先秦儒、道兩家學說的會通，從而體現了秦漢以後中國學術思想走向融合發展的大趨勢。但是，玄學是以道家為主體而相容儒家，故而被當代學者稱為「新道家」；理學則是以儒家為主體而相容道家（也包括佛學），故而被當代學者稱為「新儒家」。魏晉南北朝時期，從以名教為本位的漢代經學中衍生、轉化出一種以個體價值為本位，故而以道家的價值觀念、思辯方法注釋儒家經典（以後又不斷地以儒家的名教觀念、經世理念去會通道家經典），並且形成一種談玄析理的學術風格的玄學。玄學通過儒道會通，滿足了當時的士大夫普遍具有的個體意識、形上思辯等方面的精神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著對名教的遵循，故而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占主導地位的學術形態與思想系統。但是，這種以個體價值意識為主導、並以道家思想為主體會通儒家的學術思想，在一個以宗法名教為背景的傳統社會結構中是難以維持其主導地位的。傳統社會結構與以名教秩序為主旨的儒學是高度和諧的，而過於強調個體價值意識的玄學雖然能夠滿足士大夫個體身心安頓的需求，卻因不能充分滿足維護名教的社會需求，故難以成為與傳統社會結構相整合的意識形態。這樣，從以士大夫個體身心安頓為主旨的玄學中，衍化產生出一種既能滿足個體身心安頓、更能滿足社會名教秩序需求的理學。理學既重視名教秩序、又注重個體安頓，故取代玄學並成為以後數百年的主流意識形態。
理學的出現，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兩漢時期儒學雖然確立了其「獨尊」的文化地位，儒家所推崇的綱常名教、仁義道德成為傳統社會的國家制度、意識形態、社會禮俗。但是，儒學仍然要受到來自不同方向力量的衝擊。在魏晉、唐末五代的社會動盪中，因名教秩序的破壞，個體自我意識的崛起，僅講社會名教忽略個體意識的漢代經學勢必衰落，漢儒的道德說教普遍地受到冷落和質疑。更為嚴重的是，魏晉隋唐趨盛的外來的佛教，開始以其深邃的人生哲理、精緻的哲學思辯、有效的修養方法而對人們的思想產生強大的衝擊，使社會面臨更大的文化危機和精神危機。兩宋時代興起的理學，化解了當時所面臨的嚴重危機，使儒學重新獲得了蓬勃的生命力。從思想體系的宏大完整、哲學思辯的精深細緻、學術領域的開拓創新等各個方面來看，宋儒建構的理學思想體系確實大大不同於先秦、漢唐的儒學。尤其重要的是，理學在弘揚社會名教的同時，又強調了個體的身心安頓，故顯示出卓然不同的氣象，成為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最為成熟、完備的理論形態和意識形態，對東亞儒教文明形態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宋儒是如何化解因佛教挑戰而面臨的文化危機、實現儒學的重興呢？佛教能夠對居於意識形態主導地位的儒學構成挑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價值層面的個體安頓；（二）知識層面的哲學思辯；（三）生活層面的身心修養。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道、學、術三個層面。宋儒必須回應佛教的挑戰，通過這種思想回應以彌補傳統儒學的不足，以實現新時期儒學的重建。具體來說，宋儒主要是通過兩種方式回應佛教，以實現、完成儒學的重建。其一，充分地利用、整合傳統資源，特別是在身心安頓、哲學思辯、修養工夫三個方面的資源以回應佛教的挑戰，這樣，他們所利用、整合的傳統資源，就成為理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二，在傳統資源不足的情況下，也汲收了佛教的思想因素，彌補了儒學在身心安頓、哲學思辯、修養工夫方面的不足，促進了儒學的更新發展。沒有人否認宋儒是通過上述兩個途徑以實現儒學重建的。但是，在這個重要問題上也存在一些認識上的不足甚至誤區。一方面，有些清儒與近代學者誇大了宋儒對佛教的學習與汲收，以「陽儒陰釋」的說法而過分貶低宋儒的思想立場與學術創新。另一方面，一些學者在宋儒利用傳統資源方面時，往往僅從「道統」意義上講理學是先秦儒學的復活，而不講、少講宋儒對其他資源的充分利用，特別是學界很少講到宋儒對玄學的汲收與融匯。
其實，宋儒在回應佛教挑戰實現儒學重建的兩種方式中，其整合傳統資源的分量應高於對佛教的汲收。而宋儒在整合傳統資源時，對玄學的繼承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為魏晉玄學在個體安頓、哲學思辯、身心修養三個方面是先秦、漢唐時期儒學所不及的，玄學作為一種能夠用來對抗外來佛學的重要傳統資源，正好能夠為儒學重建作出有價值的重要貢獻。但是，我們感到不滿意的是，學術界對玄學與理學的這種內在關聯一直重視不夠，形成的學術成果較少。
本書選擇玄學與理學的思想理路作為研究的物件，希望以此來彌補這一學術研究領域的不足。這種探索，一方面可以使我們從一個側面進一步思考，為什麼中華文化能夠形成一個源遠流長的獨特系統；另一方面，這還可以明瞭宋儒是如何利用傳統資源回應佛教，實現中國思想文化的時代更新、理論重建的問題。後一點，又對當代中國如何充分利用傳統資源，以解決回應西方文化、實現傳統儒學、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重建提供啟示。因為我們仍然堅信，這樣一個源遠流長、從未中斷的中華文明體系在我們這個宣導多元文明共存的時代，不會也不應中斷在我們手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