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滴雪山之水》是黑色文庫出版的第三本關於西藏政治犯的傳記。與前兩本不同的是，本書的作者崗拉嫫是西藏「解放」後的新生代，她沒有經歷過西藏的「農奴」社會，是受共產黨教育長大的大學生。但她與她不少前輩一樣，成為一個「反革命」，後來又是個以出走來擺脫政治迫害的「叛國者」。
關於西藏，中國人向來知道甚少。普遍的認識是從國內的宣傳得來：西藏遍地農奴，共產黨解放了他們，藏民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等等。「北京的金山上」就是一首翻身農奴歌唱共產黨的歌曲，是一支唱了幾十年的「廣告曲」。如果事實如此美好，藏民應該對共產黨充滿感激，而不會發生1959年的藏人抗暴事件和越來越多的越境行為。
實事上，在民主意識被世界普遍認同的今天，連眾多的漢人都不認同自己民族的統治者所實施的獨裁制度的合法性，漢人又怎能要求一個有自己強大宗教，文化傳統的民族認同一個異族的高壓統治呢？即使當初藏人真的是被解放了，不用做奴隸了，擁護共產黨的統治，但後來他們失去的也很多，其中最大的損失，是宗教信仰的自由。一個視信仰為生命的游牧民族，既失去了信仰的自由，又失去了行動的自由，它能不反抗嗎？人又不是一個只滿足於酒足飯飽的動物。
靠暴力和謊言可以征服一方的土地，但不能征服民心。崗拉嫫的故事，就是一個例證。崗拉嫫從小到大受的是和漢人一樣的教育，對自己民族並不了解，待上大學後，才接觸到本民族的文化，並開始了民族意識的覺醒。適逢1989年中國爆發了兩起深刻影響中國命運的示威，一是藏人反抗漢人統治的示威，二是北京學運引發的民主運動。崗拉嫫如夢方醒，重新認識中國，西藏，民主自由等問題和關係。人有意識，特別是民族，民主，自由的意識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在中國，這些意識就意味著犯罪。思想犯就是「意識犯罪」。
崗拉嫫因為參加了聲援北京學運的和平遊行，又在學校看了秘密傳閱的關於達賴喇嘛的宣傳資料，因此而被懷疑是傳單散發者及藏獨集團成員。被拘留期間，遭刑訊逼供認罪。惡劣的寢食條件，加上長期受精神，身體的折磨，使她從健康活潑的學生變成奄奄一息的活屍。拘留半年後，她被以“蠱惑人心的反革命”論處，送勞教三年。在同牢囚犯的悉心照護下，她才從死神的咒語中復活，連每天問她死了沒有的管教們，都覺得不可思議。
「民主，自由」的話題在中國是個禁區，「藏獨」就更是禁區裡的禁區。崗拉嫫從監獄出來，被社會當作瘟疫攜帶者來對待，上學被拒，找工作被拒，即使被錄用了，被發現是個「反革命」，就被立刻辭退。後來，他在一所孤兒院找到教職，既當娘，又當老師，又當管教。她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熱情在那裡發揮得淋漓盡致，但官場的潛規則又讓她夢碎，四年後只好辭去工作。政治的壓抑使她鋌而走險，與一幫藏民越境到尼泊爾，而後到印度投奔西藏流亡政府。與眾人一起越境的，竟有十二，三歲的小孩，而且要在雪山草地走上一個多月的時間，還隨時會遭遇抓捕的危險。這一幕，不遜於當年的紅軍長征，也很像現在北朝鮮難民越過結冰的界河逃到中國的情形。
中國當局對於藏人要求自治，獨立的要求，一概以高壓鎮壓，卻從來不反省一下，為什麼藏人「受了那麼多中共的恩惠」而不領情。其實，藏人既沒有分裂國土的權力，又沒有分裂的本錢 -
軍事力量，藏人目前根本不構成分裂領土的威脅，中國當局對藏人的藏獨意識反應過度。更何況，藏人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也重申，他只要自治，這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案。對香港可以用一國兩制來解決，對台灣可以用保持現狀來解決，西藏人難道就不配有自治的權利？況且，西藏在中國的名稱本來就是「西藏自治區」。對於西藏，與其說中共要維護領土完整，不如說是維護強權的傲慢，它不容許任何人對它的統治說「不」。
說到底，是高壓迫使藏人萌生了脫離中國的情緒，連漢人自己都浪跡天涯，尋找更合適生活的空間，要求呼吸自由的空氣，更何況藏人呢？強權不能長久征服民心，只有普世認同的民主，自由的社會制度才有凝聚力，就像強大的美國，團結的歐洲，所有的民族，國家在相同的理念下，和平共處。這些國家之間，連短暫的出入境都不需要簽證。而中國，尤其是農民，從鄉下到城裡打工，還要暫住證，計劃生育證等等，比別人出國還麻煩。
如今，美國連黑人都當上總統了，中國的西藏自治區卻還沒有過藏人出任黨委書記這個最高職務，就更別說當全中國人的領袖了。如果藏人有公平，民主的競爭環境，真正融入中國的社會生活，他們還會認為他們是個受壓迫的少數民族嗎？還會求去嗎？再如，台灣的黨派如果也能參與中國的政治，競選各級要職，他們會要求獨立嗎？所以，是中共自己把藏人，台灣人等等，劃出了國境，而不是他們一心要分裂中國。大權在握的中共，如果真正希望國家統一富強，就應當廢除黨禁，接納境內的所有民族和黨派人士，讓大家共同參與社會政治活動，這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靈丹妙藥。
摘自古原作的序《強權不能征服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