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目錄
顏厥安 司法改革的幾個思想問題
廖美 凝視巴西
■思想訪談
陳宜中 永遠的造反派:袁庾華先生訪談錄
■中國知識界的國家主義誘惑
許紀霖 近十年來中國國家主義思潮之批判
高力克 「市場巨靈」的挑戰:關於中國經濟奇蹟的奧秘
■從世界革命到中國模式
佩里.安德森 兩場革命 章永樂、葉蕤 譯
吳玉山 〈兩場革命〉與中國模式
王超華 以革命的名義?——評佩里.安德森〈兩場革命〉
伊懋可 多重革命:讀佩里.安德森〈兩場革命〉隨想 彭淮棟 譯
■思想評論
陳正國 死刑之不可能:一個簡單的倫理學觀點
胡昌智 「維基揭密」與歷史的時間
■思想評論
張隆溪 擲地有聲:評葛兆光新著《宅茲中國》
高華 讀王鼎鈞的《文學江湖》:冷戰年代一位讀書人的困窘和堅守
■思想采風
李琳 思考正義的三種進路:桑德爾談正義
陳瑋鴻 從歷史終結到秩序的開端:福山新著《政治秩序的諸種起源》
致讀者
序
致讀者
中國正在崛起,成為世界強權,不過中國的崛起具有甚麼普世的意義,代表怎樣的歷史突破,仍然並不明朗,更為周邊國家所憂慮。在中文世界內外,關於中國崛起的討論連篇纍牘,但是有一些議題、一些觀察角度似乎乏人問津。本期《思想》有三組文章涉及中國,呈現的正是這類較受忽視的視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色、中國當代國家主義思潮的喧騰、以及中國的左派「反對派」在這個「新時期」如何自處。
佩里.安德森的〈兩場革命〉一文,從西方左派的立場對比蘇聯與中國革命的環境、特質與命運。這種宏觀的、比較的歷史─政治分析,比起常見的中國「特殊道路」的論述,視野要更開闊。但是安德森對於中國崛起的理解,受到了吳玉山、王超華兩位的正面挑戰。他們對中國崛起的理解,在歷史詮釋與政治判斷兩方面,均與安德森大相逕庭,也對習見的中國模式論有所質疑。伊懋可教授對中國近代的「革命」,則提出了極為獨特的另一種觀點。這四位學者的論述與攻錯,值得我們研讀比對。
其次,許紀霖教授撰文檢討晚近中國知識界向國家主義輻輳匯流的現象,呈現了中國崛起所帶出來的新一輪思想糾葛。這種國家主義意識形態,貫穿了早先的左、中、右壁壘,統合了民族主義、革命專政與敵我分辨等駁雜成分,在中國知識界引發了巨大的能量。許紀霖的批評深入而有系統,相信會開啟新一波的爭論。對此問題關心的讀者,尚可以參考《思想》16期成慶先生〈當代中國「國家本位」思潮的興起〉一文。
第三,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有人逆流高舉文革的火炬,有人對於體制與政權發出高亢的批判,也有人高度支持民主、自由與人權。但是能集這三方面的訴求於一身者並不多見,袁庾華先生是一個突出的代表。無論他對於文革、毛澤東、改革開放體制、社會主義大民主等等的分析與評價是否服人,也無論今日「毛派」是不是歷史的錯置,但他的「234」要求涵蓋了民主、人權、以及社會保障,在今天的中國無疑是深有意義的。本期陳宜中先生對袁先生的專訪,適足以顯示中國崛起的方向與代價,即使在北京鄰省,也遠遠還不是「共識」。
把視野拉回台灣,本期發表顏厥安教授關於司法改革的「思想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澄清與質疑,對於「司法」是怎麼一回事作了深入系統的分析,然後再對「司法改革」提出方向性的建議。陳正國教授則針對前一期《思想》的死刑專輯討論(特別是陳瑞麟教授的文章),發展更根本的觀點。他把死刑議題從制度以及正義的考量拉到更根本的倫理層面,斷言「不可殺人」乃是無從考慮選項的絕對誡命,因此廢除死刑不是一種「價值選擇」,而只是服從道德誡命。這是一個大膽的建議,預設了人們對於道德誡命的妥當仍有共識。我們期待更進一步的爭辯。
今年年初葛兆光教授出版了《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大著,由於直接挑戰近年有關「中國」的各種新論述,廣受各方矚目。本期張隆溪教授的書評,不僅延伸了該書的問題意識脈絡,剖析該書的主旨,也發揮了他自己對「學術與一時代政治、歷史和思想環境之關聯」的「深切認識」。這篇書評針對性強而致意深遠,請讀者不要錯過。
內容連載
如果說20世紀受俄國革命的軌跡主導的程度超過了任何其他單一事件,那麼21世紀的形貌便將由中國革命的後果所塑造。蘇維埃國家,這個一戰的產兒,二戰的勝利者,於第三次的冷戰中被擊敗,問世70年之後在幾乎未發一顆子彈的狀況下解體,迅速得如同它當初突然出現。現存的俄羅斯,面積小於啓蒙時代所知的俄國,人口不及原蘇聯的一半,而且與沙俄末日相較,如今重建起的資本主義更加依賴原材料出口。即使不排除未來發生逆轉的可能性,至少目前看來,無論怎樣積極評價,十月革命的遺存都十分有限。其最為深遠巨大的成就,是在消極意義上:蘇聯的確擊敗了納粹,這是任何其他歐洲政權都無法與之比擬的。這一點,無論如何都是今天普遍接受的結論。
而中國革命的後果卻提供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對照。在進入第七個10年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世界經濟的一架引擎,對歐洲、日本、美國三地同為最大的出口國,在世界上持有最多外匯儲備,也是有史以來,最大數量的人口在四分之一世紀中保持最快人均收入增長率的國家。其大城市在商業和建築領域有著無可匹敵的雄心,其商品無處不售。它的建設商、探礦者以及外交官為尋求更多的機會和更大的影響力而遊走全球。無論是昔日的敵人還是朋友,此刻都在獻殷勤;這個「中央之國」在其歷史上首次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強權,影響及於所有大洲。關於前蘇聯解體,關於其所標誌的整個局勢的轉折,「共產主義的失敗」成為無出其右的最經典表述。可是20年之後,這個封號看起來有點歐洲中心。從某種眼光來看,共產主義不但仍然存在,而且還成了這個時代的成功範例(譯者注1)。不消說,在這一成就的特質與規模中,有著不止一處令人不快的反諷。但是談到革命在中國與俄國的命運之不同,則是毋庸置疑的。
如何解釋這一對照呢?這個問題儘管有著世界-歷史意義上的重要份量,卻從來沒有被充分討論過。當然,其中關鍵不僅僅是要比較兩次極為相似卻又各有特色的大動盪,比如曾為人熟稔的1789年法國大革命與1917年俄國革命之比較,被考察的兩者在各自不同背景下並沒有其他關聯。而中國革命則直接發源於俄國革命,並且一直與後者緊密相連,從中獲取啓發或教訓,直至二者在1980年代末同時到了見真章的時刻。這兩場革命的歷史經驗並非相互獨立,而是構成了自覺的連續演進 。無論怎樣考察中俄革命的不同後果,二者的關聯都必然要進入視野。而要解釋這些問題,又需要進一步在若干層面上進行反思。本文將分疏其中的四個層面。第一,這兩場革命的政治動力——即兩國各自的政黨,及其各自所採用的戰略——從其主觀意識上講,在多大程度上相異?第二,當兩個掌權的政黨各自開始實施改革時,它們的客觀出發點——包括社會經濟條件以及其他條件——是什麼?第三,兩個政黨各自採納政策的實際效果如何?第四,哪些來自於兩個社會各自漫長歷史進程中的成份,可以被視為是導致了兩場革命及其改革最終結局的內在決定性因素?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健在而蘇聯已消失,而且前者的未來似乎也是國際政治面臨的中心困擾,本文結構上將以中國為中心,以俄國為其投影之鏡鑑——俄國並不是唯一相關的鏡鑑,但卻是其他鏡鑑難以迴避的條件,這一點很快就會得以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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