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者的話
台灣有了新航程
高希均
一個時代的歷史，是由一些英雄與無數的無名英雄，甚至悲劇性的人物，以血、淚、汗所共同塑造的。其中有國家命運的顛簸起伏，有社會結構的解體與重建，有經濟的停滯與飛騰，有文化的踐踏與再生，更有人間的悲歡與離合。
近百年來我們中國人的歷史，正就徘徊在絕望與希望之中，毀滅與重生之中，失敗與成功之中，改寫與被改寫之中。
沒有歷史，哪有家國？只有失敗的歷史，何來家國？
歷史是一本舊帳。但讀史的積極動機，不是在算舊帳；而是在擷取教訓，避免悲劇的重演。
歷史更可以是一本希望之帳，記錄這一代中國人半世紀來在台灣的奮鬥與成就，鼓舞下一代，以民族自尊與驕傲，在二十一世紀開拓一個中國人的天下！
以傳播進步觀念為己任的「天下文化」，二十多年來，先後出版了實際參與台灣發展重要人士的相關著作。這些人士都是廣義的英雄與功臣，他們或有英雄的抱負，或有英雄的志業，或有英雄的功績，或有英雄的悲壯。在發表的文集、傳記、回憶錄中，這些黨國元老、軍事將領、政治人物、企業家、專家學者都坦率而又系統地，以歷史見證人的視野，第一手地細述他們的經歷軌跡與成敗得失。
就他們所撰述的，我們尊重；但不一定表示認同。我們的態度是：以專業水準出版他們的著述，不以自己的價值判斷來評論對錯。
在翻騰的歷史長河中，蓋棺也已無法論定，誰也難以掌握最後的真理。我們所希望的是，請每一位人物或自己執筆、或親自口述、或經由第三者的觀察與敘述，寫下他們的歷練與感受，為歷史留下珍貴的紀錄。
李建榮先生所撰寫的這本書，是兩岸二十年來互動的重要紀實。作者才思敏捷，觀察入微。他以第一現場的親身經歷以及直接參與其事的觀察，導引讀者回到歷史現場。
重溫那段政策上搖擺不定、過程中危機四伏的兩岸關係，我們真要慶幸雙方終於選擇了「務實的活路」。二○○五年四月，連戰「和平之旅」在北大演講時，所強調的「堅持和平，走向雙贏」，終於在兩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迴響。
馬英九於二○○八年執政後，正在逐步落實近年國共二黨所共同發表的聲明。這使得六十年來兩岸的緊張情勢與相互對抗得以改善。我們看到了兩岸直航、陸客來台、簽訂E C F A、外交休兵等等互利的政策，和平紅利漸漸發酵，台灣海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風平浪靜，國際友邦不再把台灣看成「麻煩製造者」。
從國際政治來看，「不統、不獨、不武」的維持現狀，最符合當前台、中、美的共同利益，這也是馬英九執政以來，獲得台灣過半數人民認同的政策。去年十二月的《遠見》民調已顯示：五成五的民眾認為，民進黨與大陸愈交流，愈能爭取台灣利益；五成四認為，民進黨的中國政策應該更開放。
當兩岸共同慶祝「中華百年」，以及兩岸交往二十年之際，兩個現象已經出現：一是兩岸合作交流的大氣候在逐漸形成，二是台灣全球化布局正在逐漸成形。
台灣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島嶼。它有四百年的悲情歲月與六十年來的奮起（經濟）、突破（民主）、徬徨（統獨）與熱情（民間生命力）。面對「存異求同，兩岸雙贏」的大方向，台灣有了再出發的新旅程。
推薦序一
兩岸關係的連續劇
蘇起
兩岸關係就像一齣連續劇。上演迄今超過二十年，持續叫座。不僅在兩岸視聽市場如此，在全球主要國家一樣廣受矚目。原因之一，當然是它直接牽涉兩岸的和平與戰爭，間接也影響整個東亞區域的安定與繁榮。但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也是人類史上一個獨特的經驗。
在二戰以後的四個分裂國家中，兩個已經統一。但兩越是經過十幾年的殺戮、上百萬人的傷亡才完成統一，所以基本是個大悲劇。兩德雖然不是悲劇，但它們分裂本來就是由於外力介入而造成；後來外力退出，它們自然就由分裂滑到統一，速度快得只能算是單元劇，而不是連續劇。另一個仍然分裂的兩韓，雖然偶有劇力萬鈞的戲碼上演，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但因為演員少（只有政府、沒有人民），劇本較單調，頂多算個懸疑恐怖片。
兩岸關係則不然。論「和平」或「統一」的條件，兩岸關係恐怕不及德、越、韓。台海兩岸不僅在人口、幅員、力量、制度、思想等方面的差距大於前三者。台灣內部還有三者都沒有的主張「獨立」的力量。
然而在這種不利的情況下，兩岸之間卻仍然能夠上演高潮迭起、精采無比而且歷久不衰的連續劇，實在難能可貴。過去二十幾年間，兩岸舞台上的大小演員，及舞台下的製片導演編劇，不知換了多少人。劇情時悲、時喜；有文藝、有武打、有間諜、有密使；有懸疑緊張、有談笑用兵、也有歡樂和諧。更罕見的是，因為參與劇情編寫的人很多，而且越來越多，以致劇情發展一直曲折起伏、難以預料。但總的來說，這齣二十年大戲一直和平上演，沒有付出流血的代價；基本由兩岸自行編導演，不假外力；而且在民間（而非政府）啟動之後，一直保持民間參與的高度熱情。所以，如果說兩岸關係獨一無二，在人類史上即使不絕後，也一定空前，它應該當之無愧。
本書作者建榮兄在這齣連續劇裡多次出場，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每次都很稱職。在連續劇的前半段，他坐在觀眾席的前排，遠到不能直接參與演出，但近到可以最真切地看清舞台上的一動一靜。同時他還能隨時跑到劇場外，向有興趣的人傳達他第一手的所見所聞所思。這個長達十餘年的歷練，讓他不僅熟識兩岸各方台前幕後的人物，及其思想習性，而且充分掌握編導演的技巧。
在連續劇的後半段，也就是最近十年，建榮兄的才華、歷練及大環境，終於讓他身不由己地被推上歷史舞台，在不同的時間扮演起不同的角色。在發言人的階段，他必須忠實執行被付託的任務，成為台上露臉最多的演員之一。在其他階段，隨著編劇與導演的指示，他也必須小心拿捏分寸、用最恰當的方式走他的台步，講他的台詞。或者，他就在幕後發揮具體的影響力，憑著多年的新聞感和政治敏銳度，向編導提出關鍵性的修改意見。
相信他基於職業道德的考量，在這本書裡建榮兄似乎選擇不突出自己的某些角色。儘管如此，他的第一手經驗，已經讓這本書成為了解這齣大戲的重要著作。在書的前半部，他以資深記者的旁觀身分、熟練的筆觸，向讀者娓娓解說兩岸如何從敵對走到對話，從陌生走到握手的過程。在書的後半部，他以參與者的身分，透過幾個重大事件的描述，重現當時兩岸之間的交往及角力情形。明眼人應可看出，其中「見人所未見」之處，當然就是他本人發揮重大影響力之處。
二十年對國家來說很短，對一個人來說卻不算短。我有幸與建榮兄從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工作領域跨進同一個舞台，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內，一起歷練學習、一起品嘗各種酸甜苦辣、一起承受噓聲與掌聲。讀他的書，讓我再度走過那段既興奮又挫折、卻絕不後悔的歲月。
相信讀者讀完本書以後，不僅對過去的劇情有更深入的領會，也會在將來繼續欣賞兩岸大戲時，看出更多其中的「眉角」。
推薦序二
秉持專業精神，見證歷史發展
黃肇松
本書作者李建榮先生在青、壯年時期，曾長期擔任報社政治記者及廣播人，是不折不扣的資深媒體人。我有幸於一九九○年代與他在《中國時報》編輯部共事，共同度過那段波濤壯闊的歲月，也一起為打造新聞專業精神貢獻一些心力。
在那個階段，我負責主持《中國時報》編務，想推動一個「以寫作為本位」的編輯部文化，代替以行政為主體的結構。建榮時任《中國時報》政治組記者，認同此一看法，並具體提出建立資深記者制度的想法。當年《時報》的作風，有好的想法就劍及履及地推動，而且通常就由提出構的同仁負責落實。建榮寫新聞是快筆，做事是快手。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綜合歐、美、日本報社資深記者制度優點，草擬了《中國時報》編輯部「主任記者」制度。
我們的具體作法是，為了讓身經百戰的資深記者能夠發揮採訪寫作的專才和經驗，經編輯部人評會考評，擇優發表為主任記者，待遇比照副總編輯，工作上不必分心作行政，而是專心觀察及掌握社會變遷和社團發展，從事深入的專題報導和重要專訪，讓讀者能了解新聞全貌和事件發展趨向。
建榮及另一位政治記者張慧英，就是《中國時報》第一批主任記者，是資深記者的「領頭羊」；其後又增加了陳守國、王美玉、林照真、呂理穗等。只要是重要題目，這些明星記者不必受到「豆腐乾式」新聞版面的限制，可以用一個版、兩個版作專業上的盡情發揮。建榮就以多年型塑成功的專業精神，為台灣二十年來驚天動地的發展，作了見證，也留下紀錄。
這個劃時代的年代，開始於一九八七年。蔣經國總統在生命的最後時光，先是在這年年初宣布解除報禁，七月間解除戒嚴，十一月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蔣先生於翌年一月十三日與世長辭，而這幾項重大決策相激相盪，匯聚成改革開放的高峰，推動了台灣社會空前的發展。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文化人文（精神）化、男女平權化及族群平等化，在各方注目之下，沛然開展。
當然，不是沒有陣痛。各項政治運動、工運、學運、社運、婦運、環保及消費者保護運動等，在民主先進國家往往是經歷數十年，甚至一兩個世紀，慢慢演進發生。台灣卻是在解嚴之後，同時出現。甚至台灣特有的夜宿街頭的無殼蝸牛（無房者）運動、搶救母語運動及退伍老兵要求政府早日兌現「戰士授田證」運動，也在社會注視下，理直氣壯地展開。面對這些如巨浪襲來的種種運動，新聞採訪不僅有餐風露宿的辛苦，有時還會處於不同立場的群眾的對峙之中。「主任記者」李建榮不畏艱辛險阻，總是無役不與，相信是他專業新聞生涯中難忘的一頁。
不過，身手矯健而視野敏銳的建榮，不會駐足停頓。隨著台灣早期以逐步開放的經濟政策，打造「四小龍」之一的經濟奇蹟；其後又以上述的政治開放，打造了由里長到總統都由公民直選的全民民主政治，台灣政經社會的正常發展，營建出與中國大陸接觸交往的信心。「初階段」的老兵探親，很快就發展到觀光旅遊、成親成家及經商設廠。記者赴大陸採訪，也由試探發展為常態。我自己在一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率同《中國時報》採訪團，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專訪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也是中共中央對台工作小組組長楊尚昆，其後赴大陸公差的次也不少，但以在大陸採訪新聞的深度和廣度，建榮的「主任記者」所累積的成就，絕對在我「業餘採訪」之上，對兩岸之間透過新聞報導，增進了解的貢獻也更大。
建榮在本世紀初離開《中國時報》，轉入政界服務。無論是擔任幕僚工作或出任黨的發言人，都因為敬業負責、待人熱忱，而有傑出的表現。但他累積在中國大陸採訪的經驗，體認兩岸和平交往的重要性，總想在這方面多做一些事。這個願望在最近幾年得以實現，參加不少有關兩岸接觸、溝通、交流的重大事項，為兩岸人民的福祉盡一份心力。
於今，他針對兩岸兩會二十年的過去、現在及未來，以親身所見、所聞、所為，用新聞專業的公正、客觀、周延的筆法，撰成《解凍兩岸20年—資深記者李建榮的兩岸第一手觀察》一書，在行雲流水般深具可讀性的暢述中，流露對兩岸未來發展的期待。我很榮幸能夠先睹為快，深感此書不是政治人物的回憶錄，而是李建榮「主任記者」的又一佳作：秉持專業精神，見證歷史發展。特此誠摯推薦。
自序
兩岸兩會二十年 親身所見所聞
時光雖然不能倒流，但是過往記憶卻隨著年歲增長，反而越記越清晰，不時在腦海打轉流過。
二十年了，我清楚記得二十年前，也就是一九九○年十月，首度進入中國大陸的情景。當時還很少見到「兩岸關係」的詞語，但二十年後，無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新聞、及觀光旅遊，兩岸的接觸，可說是前所未見。兩岸的主政者與所有參與交流的團體、人民、同胞，都共同寫下了難得的歷史新頁。這部從衝突走向和解，從敵對偏執走向理解交流的潮流，還在往前推進中，她的盡頭會是什麼？時至今日，尚且很難以驟下定論，但是人民要安定、要和平的心願，開始受到重視，這是兩岸人民的一大福氣。
二十年來兩岸關係寫下歷史新章
在三十年前，在二十年前，哪怕是十年前，甚至五年前，誰也料想不到，從二○○八年五月以後，兩岸關係竟然出現難得的進展：兩岸實現直接三通，一直難產的二次辜汪台北會談，由繼任者江丙坤與陳雲林實現，陳雲林還是剛卸任不久的大陸中央台辦、國台辦主任。開放大陸觀光客赴台旅遊，短短一年，停留的大陸旅客便超過百萬人次以上，這不僅是歷史的新紀錄，也改寫了兩岸的歷史。關鍵在於曾經下野的國民黨，在台灣重新執政後，調整對大陸的政策，海峽兩岸雙方重拾政治互信，才有這番歷史的新機遇。
這二十年來的兩岸關係，尤其是突飛猛進，高潮迭起。從風風雨雨，走到雨過天青。在這個關鍵轉折的年代，我很幸運能夠親身採訪兩岸政策的劇烈變動，尤其近十年，更有機會近距離見證、觀察兩岸高層互動的變與不變。我認為蔣經國過世後的兩岸關係，一九九○是一個關鍵年代。這一年，台灣方面決定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次年更正式成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以及「海峽交流基金會」；大陸方面經過一番考慮，也成立「中央對台工作小組」、「國務院台灣辦公室」、「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雙方開始有了正式的互動對口機構。台灣長期所堅持的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政策，束諸高閣，走入歷史。
而一九九○這一年的秋季，我參加國民黨記者訪問團，首度訪問大陸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四個城市，這是我第一次進入大陸採訪。
二十年過去了，當初落後的北京第一航站，早已退居國內線機場，北京已經有了美輪美奐、新穎現代的第三航站迎接北京奧運。二十年前，在上海接受導引，參觀浦東經濟特區的那片黃土工地，二十年後，以世博盛會，走入國際。二十年前，觀賞聞名已久的杭州西湖美景，但是周邊小販、落後建築，大不相襯，時隔至今，西湖風景區加上溪西溼地，已經以全新的文明面貌，迎接中外觀光客。
整整二十年，看到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樣的二十年，台灣不是沒進步，只不過二十年前的優勢已不再。這二十年間，我在報社、廣播電台及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工作，因為工作的關係，始終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兩岸局勢的變動，以及雙方彼此政策的較勁，感觸甚深。
一本書債一欠十二年
二○一○年春節期間，接到天下出版社高希均董事長的簡訊，邀我年後一敘。看了簡訊，我心中有譜，高教授應該會提起我欠他的一本書債。
記得三月二日一早，我面見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祕書長高孔廉，說明我當機立斷，決定婉拒出任海基會有給職顧問的理由，希望他能轉告江丙坤董事長諒解與支持。我並建議改聘我為無給職顧問，以不辜負關心我的長官原先的好意安排。當天中午趕赴高教授的約會，正如高教授轉述的名言，「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在天下人文空間共進愉快午餐的當下，我明快承諾恢復提筆寫作，為這二十年來所眼見的兩岸關係大轉變，留個忠實的紀錄。
我這個承諾，是有原因的。因為我真的欠天下一本書，我告訴自己，遲早要還。沒想到高教授真是有心人，在農曆年前，他得悉我將交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主委的職務，轉到海基會工作，便於大年初六給我發了個簡訊，「現在工作壓力沒這麼大，年後碰個面如何？」
回想一九九八年，高教授鑑於當時的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先生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專任副總統，且被外界看好是李登輝總統的接班人選，而我從俞國華先生擔任院長時期起，即長期採訪黨政要聞，歷經蔣俞體制（蔣經國、俞國華）、雙李體制（李登輝、李煥）、李郝體制（李登輝、郝柏村）、李連體制（李登輝、連戰），因此他希望我能以連戰為主角，寫一本連戰擔任行政院長時期，所推動的台灣重要政策與後續影響。
這段期間，台北的國民黨政府已經主動宣布停止動員戡亂時期，兩岸在辜汪會談後，開始跨越台海歷史的鴻溝，台北與北京之間開始進入商談時期。期間也不幸因為互不信任，而爆發台海危機，甚至連國民黨內的接班問題也出現複雜情況。因此天下文化出版社公司以「連內閣風雲」為書名，與我簽定寫作合約。
在家裡收到合約書時，我立即向當時服務的媒體—《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報告，希望給我幾個月的時間專心寫作。不料余董事長當場反應：「《時報》有自己的出版公司，你又是《時報》的資深記者，報社栽培這麼多年，這本書不能給其他出版社出版。」
這真是為難了我。老人家為展示決心與效率，立即撥電話給時報出版社莫昭平總經理，並指示預付二十萬台幣的版稅。雖然後來並未預付版稅，但我也只好硬著頭皮，把老人家的意思，一五一十告訴了高教授。所幸高教授並未為難我，並稱將來還有合作的機會。想不到當高教授再提出要我寫作一事，離當年已是十二個年頭。
二千年總統大選後大膽建言
三月二十三日，李登輝請辭國民黨主席。連戰雖然敗選，但當時多數國民黨的支持者認為連戰是非戰之罪，因此由連戰擔下國民黨代理主席的職務。連戰的一位友人告訴我，連戰副總統辦公室將於五月二十日前移交，辦公室同仁都有公務員任用資格，因此他們都不會跟著到黨部，只有蘇志誠以李登輝卸任總統辦公室編制不夠用，拜託連戰能將丁遠超帶到黨部。但連戰希望能有一位外面的人能到黨部幫忙，他們想到了我。在大約三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的晚間七點，我應邀到連戰副總統辦公室一晤。在我之前的客人，則是林豐正，依我記者的敏感度，我猜連戰應該是邀請林豐正為黨祕書長。
果不其然，連戰先生希望我能到黨部幫忙。但我坦白講，我只要一接受，就是中斷新聞記者的工作。然而，這位敗選的總統候選人，也是我熟識的採訪對象，要接下一個在台灣首度交出政權的政黨，他龐大的壓力可想而知。
這場會晤從七點進行到九點，我說的多，連先生專注地聽。我認為這場選舉，以宋楚瑜的得票，可說明李登輝的光環快速墜落。陳、宋兩位候選人主攻國民黨是黑金政權，攻的當然是李登輝政權，「你是黨提名候選人，當然要概括承受」。我也分析，「新黨說要毀黨造黨出走，宋楚瑜婉拒與你搭檔，堅持參選到底。過去十餘年間，民進黨、新黨的政治明星，給予很多年輕人從政歷練的機會，包括擔任國會助理，或是參選市議員。反觀國民黨的年輕人，則是排排坐，等待遙遙無期的從政機會。加速世代交替，此其時矣。國民黨百年前從年輕人起家，今天卻多是老人政治，再加上迷信金錢派系，國民黨要重新再起來，必須大破大立」。我的結論是，「如果連先生有志氣要重整國民黨旗鼓，重新凝聚團結，這都足以在歷史留名。至於四年後要不要競選，未來還有主客觀的變化，只要連先生有心，我願意辭去報館的工作來效勞」。
當夜離開總統府，我自忖是否太過衝動。但後來並不後悔，因為余紀忠先生也給我鼓勵與指引，他說，「連戰是正派的政治人物，你若能幫忙他導正李登輝的錯誤路線，也是有意義的大事」。
建立台灣資深記者制度
隨後余紀忠的兒子，《中國時報》發行人余建新，建議我可以休個長假，好好思考一下。當年四月中旬，連蕭競選總部總幹事胡志強邀約我同赴英法一遊。在胡先生的母校牛津大學參觀時，我提出自己的遺憾，大學畢業退伍後，一頭栽入新聞採訪工作，雖然閱歷不少，也增廣見聞，遺憾的是未出國留學。
我回想起余紀忠夫婦有一次在大理街《時報》大樓自宅邀我一起用午餐，甚至主動提及，要我把總統大選跑完，再送我到美國進修。我也藉機提及，台灣建立資深記者的重要性。
在余先生的授權下，由新聞局外館協助，我參考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的制度，為《時報》草擬了「主任記者」制度，待遇比照副總編輯，為報館也為台灣建立資深記者制度。優秀的記者不需要都跑去幹行政主管，而採訪對象也避免不斷面對新記者，如此對國家、對社會、對媒體自身，都有好處。後來《中國時報》社長兼總編輯黃肇松增修我草擬的草案，也加入「主任編輯」，使得採訪部門與編輯部門都有資深制度。後來我與張慧英同時被發布為《時報》第一批主任記者。
投身黨職「政治深造」
在停留英國期間，我把連先生的邀約與余紀老的指引，向胡志強請教。胡志強鼓勵我嘗試轉變，他對我說：「你跑了十幾年的政治新聞，但有這麼一個機會讓你跑進來，你應該把它當成是『深造』的機會。」
沒想到就因為胡志強這麼一個「政治深造」的建議，接近十年，我追隨過國民黨三位主席：連戰、吳伯雄與馬英九，經歷兩次總統大選與多次立委、縣市長與基層選舉的輔選工作，尤其是近身參與及見證兩岸的破冰之旅，與兩會復談。對個人而言，這是難得的歷史機遇，因為這是大時代的故事，更是跨世紀的轉變。
我能體會兩岸領導人作此決策，需跨越藩籬，擱置爭議，必須有無比的勇氣。不僅兩岸的政治體制不同，運作情況也不同。任何政治團體，難免都有鴿派鷹派的拉鋸。但國民黨連戰、吳伯雄、馬英九三位黨主席，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眼光都放得很遠，他們都知道國共兩黨所決定的路線，記取了歷史的教訓，把人民擺在前面。儘管推動開放路線，過程中必有波折喧譁，但站在領導人的高度，就必須高瞻遠矚，要有領導力，不能凡事走在民意之後。
所幸，天佑台灣，有智慧的台灣人民，不僅在八年間促成兩次政黨輪替，更因為二次政黨輪替，讓兩岸關係有了突破性的進展，讓許多不可能化為可能，進而實現，讓兩岸廣大人民受到實惠。例如兩岸的直接通航、開放大陸人民到台灣旅行、兩岸外交休兵、兩岸官員上桌談判、台灣重返聯合國組織體系下的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等等。過去半世紀都做不到的事，何以能夠出現在眼前？這當然也是民意的支持與驅動。
過去的二十年，因為採訪與接受邀訪，我到過地球上超過五十個國家，其中許多是台灣的無邦交國家，台灣的外交重鎮中美洲，甚至去過四趟。從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兩岸都堅持自己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權，視對方為叛亂團體，在外交戰場的爭奪是慘烈的，是零和鬥爭，更是「漢賊不兩立」。這期間，我也先後到過新加坡五次。
追隨郝柏村、連戰與吳伯雄三位政要訪問新加坡，每次都有難忘的回憶，更見識到新加坡靈活的外交手腕，及與兩岸的淵源。
在李登輝與連戰主政期間，他們兩位聯手出訪無邦交國家，中共抗議聲四起。尤其連戰更是從過境美國的規格，走到歐洲、到東南亞到處有各種形式的訪問。作為台灣的要聞記者，為了追逐政要保密式的外交訪問，可以說是吃盡苦頭。
但誰又能料到，推動外交突破最有進展的連戰，後來竟然會在國民黨主席任內，到中國大陸進行歷史性的和平之旅，進而在政策上，影響到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的政策，兩岸在外交上休兵，不再進行金錢外交，或是支票簿外交。等到馬英九上台主政，吳伯雄主席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兩黨會談，更是創下一九四五年重慶蔣毛會談後，半世紀內兩岸執政黨領導人的首度晤談。
這次的歷史性會談，促成海基會與海協會在最短的時間內恢復會談，解開僵局，兩年半之間六次江陳會，已經簽署十五項協議，都是有利於兩岸人民的交往與福利。扁政權時代的烽火外交路線終於熄火，兩岸尖銳、永無休止的外交戰場暫時畫下休止符。這樣和平對話的發展，不僅符合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更為國際社會所歡迎與樂見。台灣海峽不再是火藥庫，情勢得以紓緩，經濟合作互惠互利的進展，更是大受鼓舞。這在兩岸發展史上，絕對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
有人用極為嚴苛的角度，批評馬英九上任沒做事，這不是事實。連戰的破冰之行，馬英九的當選，蕭萬長、連戰、吳伯雄接續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晤面，兩岸海基會與海協會恢復商談。兩岸和解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因為開放，讓人民看到希望；因為有了希望，兩岸人民的交流也開始熱絡；因為交流熱絡，各行各業也逐步享受到實利。雖然交流難免衍生某些社會問題，但整體而言，開放取代鎖國，對話取代對立，和平發展、互利雙贏成為兩岸執政黨政策的主旋律，這樣的發展，民主社會內部即使有雜音與干擾，但人民所樂見的開放，不容輕言倒退。
身為一個知識份子，身為曾是長期投入第一線採訪要聞的新聞工作者，更從曾為國民黨幹部的背景而言，我覺得我有使命，也有這個責任，要把我超過二十年所接觸到、所眼見的兩岸關係轉折記錄下來，並把這本書獻給所有關心、也支持兩岸和平發展路線的兩岸朋友，讓我們共同珍惜歷史難得的機遇，支持兩岸和平穩定發展，賜給自己、也給後代子孫休養生息、安定發展的生存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