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義：敵人眼中的西方

讀過薩伊德的經典之作《東方主義》，不可不讀《西方主義》
對西方的刻板描述：聚斂錢財、沒有靈魂、無道德、冷漠無情、傲慢、唯物主義、無根和機械性。
「邪惡的西方」v.s.「聖潔的我們」，影響之深已遠甚東方主義。

　　薩伊德的後殖民經典《東方主義》，直指西方社會「想像」中的東方圖像，這種對東方的刻板印象，至今仍主導著西方主流社會的想法。反過來看，非西方地區也不斷建構著各式各樣的西方想像，自從西方勢力擴張以來，非西方地區就開始醞釀一種反西方或仇恨西方的「西方主義」，最典型的即為九一一恐怖攻擊。英國知名作家布魯瑪和以色列哲學教授馬格利特因此寫下本書，試圖探究對西方世界產生刻板印象的敵意根源。

　　西方主義像是個簡化論，它的偏執只是把東方主義者的觀點完全顛倒過來，發展至今，其影響之深已遠甚於東方主義。西方主義者所想像、妖魔化的西方社會或文明是：沒有靈魂、墮落、聚斂錢財、無信仰、冷漠無情、傲慢、唯物主義、機械性和無根的世界主義。在此論述下，西方自然是邪惡的，「我們」則是聖潔的，為了保衛聖潔的我們，必須阻擋西方，甚至摧毀西方。這種反西方的偏執之路，有著長久的歷史，令人訝異的是，它不是源自伊斯蘭教或東方思想，實際上，它根源於西方。從十九世紀的德國和俄國，到二十世紀的日本、中國、東南亞和中東等地，作者追蹤西方主義的起源與傳播，是極富啟發性的作品。

本書特色

　　對西方的刻板印象與妖魔化，產生了反西方的偏執之路，是一部探究反西方情緒及極富洞察力的作品。

作者簡介

伊恩．布魯瑪　Ian Buruma

　　生於荷蘭，於萊頓大學（Leyden University）研究中國與日本文學，在東京的日本大學藝學部（Nihon University College of Art）學電影，在日本居住了七年。曾任《遠東經濟評論》派駐香港的記者、為倫敦《旁觀者》雜誌工作，以及為《紐約書評》定期撰稿，是知名評論家。著作《伏爾泰的椰子》和《西方主義》，曾分別入圍1999和2005年的歐威爾獎（Orwell prize）最後決選書。現為巴德學院（Bard College）的人權學教授，出版過多本日本主題的書，如《鏡像下的日本人》。其他著作有：《罪惡的代價》、《阿姆斯特丹的謀殺：電影人梵古之死與寬容的限制》等。

阿維賽．馬格利特　Avishai Margalit

　　普林斯頓的喬治凱南高等研究院教授，以及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哲學名譽教授。猶太的政治哲學家、著名倫理學家，著有《記憶的倫理》（The Ethics of Memory）、《正派社會》（The Decent Society）、《偶像崇拜》（Idolatry）等。

譯者簡介

林錚顗

　　台大歷史系畢業，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研究所碩士畢業。旅居西雅圖十餘年，為當地華文報紙《西華報》和《華聲報》撰寫評論、專欄多年。譯有《住宅巡禮》、《住宅讀本》、《意中的建築》、《鏡像下的日本人》、《西洋住居史》、《罪惡的代價》、《自然的建築》等。

第一章　對西方的戰爭

一九四二年七月，也就在日本轟炸停泊於珍珠港的美國艦隊，以及打敗在東南亞的西方勢力的七個月之後，一群優秀的日本學者與知識份子聚集在京都舉辦一場會議。有一些是所謂浪漫團體的知識份子；其他的是佛教／黑格爾京都學派的哲學家。他們所討論的主題是「如何克服現代。」【1】
這個時候正是國家主義熱情高漲的時代，而且出席此次會議的知識份子，或多或少都是國家主義者，但說也奇怪，發生在中國、夏威夷或東南亞的戰爭，卻鮮少被提及。至少這些參加者其中之一，從馬克思主義者轉為熱情的國家主義者的林房雄，他後來寫道，對西方的攻擊，令他歡欣鼓舞。甚至當他在嚴寒的滿州，聽到這個消息之時，感覺卻好像烏雲消散而露出清澄的夏空一般。無疑地，類似的情緒也發生在他許多同僚身上。不過，戰爭宣傳並非是可以公開的會議重點。這些人──文學浪漫主義者和哲學家一樣多──早在攻擊珍珠港很久之前，就對如何克服現代產生興趣了。他們的結論，已達到足夠的一致性可為政治所用的程度，很適合做為日本領導下的亞洲新秩序的宣傳，可是，這些知識分子深怕被稱為宣傳者，因為他們是思考者，不是受僱的文人。

「現代」在許多狀況下是個靠不住的概念。一九四二年的京都，就像二○○一年的喀布爾或喀拉蚩一樣，它意味著西方。然而西方幾乎就像現代一樣，很難以理解。日本的知識份子對於他們所反抗的東西，有著強烈的感覺，不過想要把它定義出來，卻又有些困難。有人認為，西化像是一種病症，它影響了日本的精神。另有人說，「現代的事物」是「歐洲的事物」。有非常多的談論，是有關粉碎東方精神文化之整體性的、有害的專業知識。科學受到指責，而且資本主義，與吸收進日本社會的現代技術，與個人自由及民主的觀念，也都一樣。所有這些都必須被「克服」。一個名為津村秀夫的電影評論家痛責好萊塢電影，同時讚揚蘭妮．萊芬斯坦有關納粹群眾大會的紀錄片，這與他關於如何放棄一個強大的國家社群的想法，更為類似。在他的觀點裡，反抗西方的戰爭，是一場反抗建立在猶太金融資本主義力量上的「有害的唯物主義文明」。所有的人都同意文化──亦即，傳統的日本文化──是精神性的且深奧的，反之，現代的西方文明是淺薄、無根、破壞創造力的。西方，尤其是美國，像冰冷的機械一樣。如果一個整體的、傳統的東方，團結在日本帝國的統治下，溫暖的有機社群的精神健康，將得以恢復。如同一位與會者所說的：此一奮鬥乃是介於日本的血液與西方的知識之間。

就那時的亞洲人來說，甚至直到今天，在某個程度上，西方仍然意味著殖民主義。從十九世紀起，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受到屈辱之時，讓日本人明白了國家的生存，實有賴於仔細研究並仿效那些帶給西方殖民勢力廣大利益的觀念與技術。日本自一八五○年代起到一九一○年代所從事的激烈改變，是過去任何一個偉大國家不曾做過的。明治維新（一八六八─一九一二）的主要口號是，文明開化──換言之，西方的文明與啟蒙。日本知識份子渴望地吸收從自然科學到文學現實主義的西方的每一件事。歐洲服裝、普魯士憲法、英國海軍戰略、日耳曼哲學、美國電影、法國建築，還有更多更多，都被接受與採用。

這次的維新獲得相當大的成功。日本不但免於被殖民而且很快變成強國，一九○五年，在一場徹底的現代戰爭中擊敗俄羅斯。事實上，托爾斯泰把日本的勝利描述為西方物質主義對俄羅斯的亞細亞靈魂之勝利。不過，也有不利之處。在日耳曼工業革命之後不久所發生的日本工業革命，同樣也有脫節效應。大量窮困的鄉民搬進城市，而在這裡的狀況，可能是令人痛苦的。軍隊是農村青年的殘酷避難所，而且有時候他們的姊妹們必須被賣給城市的妓院。除了經濟問題之外，還有另外的理由是，許多日本知識份子設法想消除十九世紀末期大規模西化後所受的影響。日本猶如受苦於知識的消化不良，因為把西方文明吞嚥得太快了。這正是為什麼知識份子群聚在京都，討論回歸歷史、克服西方，以及處於現代之中而能夠同時回到理想中的精神之過去的部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