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不在我？

前言

無賴、傻子、罪犯和偽君子：他們是如何面對自己的？

　　我任職的政府很有可能會犯錯。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1970年代，他因在越南、柬埔寨及南美洲的美軍軍事行動中扮演的角色，而遭指控犯下戰爭罪。以上是他對此控訴的回應。

　　如果我們事後才發現錯誤，那我深感抱歉。

─紐約樞機主教伊根（Edward Egan），在提及教廷未能善加處理天主教神職人員猥褻兒童時如是說。

　　我們在向大眾和顧客傳達薯條和薯餅的成分時出了錯。

─麥當勞向印度教徒和其他素食者致歉，因未告知顧客其馬鈴薯食品中含有的「自然調味」是牛肉的副產品。

　　本週問題：你如何分辨總統的醜聞是真的？
　　A. 總統的民調下滑。
　　B. 媒體大加撻伐。
　　C. 反對黨提出彈劾。
　　D. 總統所屬的政黨反對他。
　　E. 或者，白宮表示：「我們犯了錯。」

─政治分析家史奈德（Bill Schneider）在CNN節目「政治內幕」上所言。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們都會忍不住想為自己辯解，或是避不為已造成的傷害、不道德或愚蠢行為負責。大多數人做的決定都不會影響到百萬人的生死，但是不論我們犯的錯是無關輕重還是會釀成悲劇，是小規模的還是全國性的，許多人都很難（甚至無法）說出：「我錯了；我鑄下大錯。」當在情感、金錢和道德上要承擔的風險越高，人們就越難認錯。

　　更有甚者：儘管他人當面指證歷歷，大多數犯錯的人不但不會改變先前的立場或做法，反而更固執己見，為自己的行為找更多理由。政客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後果也往往很慘。儘管證據無可辯駁，仍無法穿透自我辯護的心理盔甲，美國前總統小布希任內的作為就是絕佳例證。他錯誤地指控海珊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誤指海珊和蓋達組織掛鉤；錯誤地預設伊拉克人民會歡欣鼓舞上街迎接美國大兵；嚴重低估戰爭消耗的人力和金錢成本。而他最出名的錯誤就是在入侵伊拉克六星期之後的一場演講上，（在寫著「任務完成」的布條下）宣告：「在伊拉克的主要戰鬥行動已經結束！」

　　儘管左派與右派輿論難得同聲要求小布希他坦承錯誤，他卻只是繼續找新的理由來讓發動戰爭「師出有名」，諸如：為了趕走「大壞蛋」，打擊恐怖份子，在中東宣揚和平，將民主帶進伊拉克，增進美國國家安全，以及「完成那些已犧牲者的遺志」等等。許多美國政治觀察者都將2006年的期中選舉視為美國人民對這場戰爭表態的全民公投，而在該次選舉中，共和黨在參眾兩院都失去了優勢地位。不久，美國16個情報單位共同提出一份報告，指出美軍占領伊拉克的舉動實際上反而促進了伊斯蘭教的激進主義，也升高恐怖主義的風險。但是小布希總統仍然對一名保守派專欄作家表示：「這無疑是我做過最正確的決定，我十分確信。」

　　小布希不是第一個在做出錯誤假設或導致悲慘後果的決策後粉飾太平的政治人物，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個。美國前總統詹森的幕僚一再警告他「美國在越戰中無法取勝」，但他充耳不聞，因為他深信如果美國撤兵，整個亞洲都將赤化，而這番自我辯護當然也讓他失去總統寶座。其實政客還是可能會認錯，不過通常只有在被逼到無路可退時，才會心不甘情不願地承認出了差錯，但仍不願意負起責任。他們精熟被動語氣的藝術：「噢，好吧，這是個錯誤，不過不是我造成的；是別人的錯，但我不能說出是誰。」 當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說出「政府」或許犯了錯時，他其實是在迴避自己同時身兼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實際上也是「政府」一份子的事實。這種自我辯護讓他可以坦蕩蕩、毫不心虛地接受諾貝爾和平獎。

　　這些政治人物的行為或許讓我們感到好笑、震驚或恐懼，但除了行為的後果外，他們當時的心理狀態與我們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狀態並無不同。我們不願放棄一段不快樂又沒有未來的感情，只因為我們已經付出太多；我們一直躲在象牙塔中，不斷找藉口留下，無法看清離開的好處；我們看上光鮮亮麗的外觀而買了輛爛車，花上好幾千美元只為了讓那臺破爛可以上路，為了幫那些花費找藉口而花了更多錢；我們覺得受到怠慢而自以為是地與親友疏遠，但仍想言和修好──只要對方願意道歉或補償我們。

　　自我辯護跟說謊和找藉口是不同的。人們會說謊或捏造事實，顯然是為避免伴侶、父母或老闆發火，怕被告或坐牢，不想丟臉，或想保有權力。但是一個有罪的人想用自己心知是假的故事來說服大眾（「我沒有跟那個女人上床」、「我不是騙子」），和說服自己其實是做了件好事，這兩者大為不同。前者的情況中，說謊者很清楚這樣做是為了脫困；後者則是自欺欺人。這也就是為什麼自我辯護比單純的說謊更有影響力，也更加危險。自我辯護讓人們可以說服自己已經盡力而為；事實上，想想看，這麼做一點都沒錯。「我已經盡力了。」「這其實是絕佳的解決之道。」「我這麼做都是為國家好。」「那些渾蛋是自找的。」「我做的事天經地義。」

　　自我辯護可以粉飾我們的過失或錯誤的決定，但也會讓偽君子周遭的每個人看出他有多偽善。自我辯護讓我們可以將自己的道德過失與他人的區分開來，然後模糊我們的行為與道德信念間的落差。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說：「不可能存在所謂有自知之明的偽君子。」一點都沒錯；美國前眾議院議長金瑞契（Newt Gingrich）也不大可能會對自己說：「喔！我真是個偽君子，在我對柯林頓性醜聞表示憤怒的同時，自己也一樣有外遇。」同樣地，公開譴責同性戀，私底下卻喜歡與男妓發生性關係的知名傳教士賀格（Ted Haggard）也一樣虛偽得很。

　　我們都用這樣的方式畫出自己的道德界線，然後為之辯護。舉例來說，你是否曾在報繳所得稅時在支出部分做了一點手腳呢？可能是為了要抵銷一些你想不起來的合理支出，反正每個人都這麼做，不這樣做就太蠢了；再想到政府浪費在政治分贓和你厭惡的法案上的那些錢，你做的一點都沒錯。你有沒有在上班時寫私人電子郵件或上網呢？那可是這份工作的額外福利呢，而且這是你對那些公司蠢規定的個人抗爭，再說，老闆也不會因為你多做額外工作就感激你。

　　哲學與倫理學教授馬林諾（Gordon Marino）有次投宿飯店，他的筆從外套上滑落，在絲質床罩上留下一塊墨水漬。他想過要告知飯店經理，但他當時很累，而且又不想為此付出一筆賠償費。那天傍晚，他和一些朋友出去，徵詢他們的意見。「其中有個人叫我別再道德狂熱下去，」馬林諾說：「他說：『管理階層一定預期到會發生這種事，早就把這類成本轉嫁到房價中了。』我很快就被說服不必去打擾飯店經理，我想如果今天我住在民宿，我會馬上告訴他們這個意外，但這可是間連鎖飯店呢，況且……自欺程式就這麼啟動了。最後退房時，我還是在櫃檯留了張紙條告訴他們墨漬的事。」

　　你會說，這些辯解都沒錯啊！飯店的房價的確把這類成本包含在內了！政府也的確在浪費我們的錢！只要我把工作做完（遲早會嘛），公司應該也不介意我花點時間收電子郵件！不論這些說法是對是錯都無所謂，當我們越線的時候，我們會為這些明知是錯的行為找藉口，這樣才能繼續把自己看作正直的人，而不是罪犯或小偷。不論我們所說的行為是小（像是把墨水濺到飯店床單上）或大（比方挪用公款），自我辯護的機制都是一樣的。

　　現在，在有意識撒謊欺騙他人與下意識地自我辯護欺騙自己之間，有一塊被不可靠、自利的記憶掌管的灰色地帶。記憶通常都會受自我提升偏誤（self-enhancing bias）修正和改變，讓過去發生的事情變得模糊，減輕責難，扭曲事情的真相。當研究者詢問夫妻做家事的比例時，妻子們會說：「開什麼玩笑？幾乎都是我在做，至少90%都是我做的。」丈夫們則會說：「我其實做了不少，大概40%吧。」雖然每對夫妻做家事的比例不同，但是每次得到的答案加起來都會遠超過100%。 因此可以歸納出，一定有人在說謊，但很可能是夫妻兩人都記住強調自己付出的那一面。

　　隨著記憶的自利扭曲作用，經過一段時間後，我們會忘記或是扭曲發生過的事情，可能會逐漸開始相信自己的謊言。我們知道自己做錯了，但會慢慢開始認為那不全是自己的錯，畢竟當時的情況很複雜。我們開始推卸責任，直到那不再是個重擔，成為模糊的影子。不用多久，我們就說服了自己，私底下也相信我們原本對外的官方說法。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的顧問狄恩（John Dean），揭發了掩飾水門案中非法行動的陰謀，並解釋這項程序是怎麼運作的：

　　採訪者：你是說，那些編造謊言的人，其實也相信他們自己的謊言？

　　狄恩：沒錯，只要你重複夠多遍，就會變成真的。比方說，當媒體得知新聞記者和白宮工作人員都遭到竊聽後，他們無可否認，就宣稱這是為了國家安全。我確定很多人都相信竊聽是為了國家安全，但其實不是。這只是真相被揭露後編造出的託辭而已。然而一旦他們這麼說，你知道，他們都信以為真。

　　一如尼克森，美國前總統詹森也是自我辯護大師。他的傳記作者卡羅（Robert Caro）表示，當詹森總統相信某事，他會「以絕對的信念完全相信，而不管之前的信念或事情的真相到底為何」。雷迪（George Reedy）是詹森總統的助手，曾說詹森「說服自己的能力十分驚人，相信自己的原則始終如一。他那故作受害的態度確有吸引人之處，表示願意善待任何能夠證明他立場不一致的人。那不是演戲……他說服自己的能力十分高明，只有他當下可以利用的『事實』才是事實，任何與之抵觸的，都是敵人的謊言。他確確實實將心中的意念轉化為現實了。」 雖然詹森總統的支持者認為他這樣的性格很吸引人，但這也很可能是他無法將美國從越戰泥淖中救出的主要原因。一個只在公眾面前辯解自己行為的總統可能會改變自己的行為，但是會向自己辯解的總統相信自己擁有真相，是不會改變自己作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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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丹的丁卡（Dinka）和努埃爾（Nuer）部落有個令人費解的傳統。他們會拔掉孩子前面的恆齒──下排六顆、上排兩顆，因而造成下顎凹陷，下唇萎縮，說話口齒不清。這項習俗顯然是始於破傷風流行的時期（破傷風早期症狀會導致咀嚼肌痙孿，讓牙關緊閉）。村民開始拔掉自己和孩童前排的牙齒，以便從牙縫間攝取水分。破傷風的流行是很久以前的事，但是丁卡和努埃爾人還是會拔掉孩子的前排牙齒。 為什麼？

　　1847年，匈牙利婦產科醫生史模懷斯（Ignac Semmelweiss，歷史上首位確立病原體存在的人）因督促手下醫師在接生前先洗手而廣為人知。他解剖死於產褥熱的婦女後發現，人的手上必定帶有某種「疾病的毒素」，會轉移到分娩的婦女身上（他不知道確切的途徑，但是他的想法是正確的）。史模懷斯要求自己的醫學生用抗菌的氯劑洗手後，死於產褥熱的人數急速減少。但是史模懷斯的同事拒絕接受他提出的具體證據──較低的病患死亡率。 為什麼他們沒有馬上接受史模懷斯的發現，熱切感謝他找到造成這麼多非必要死亡的原因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社會經濟學家龍德柏（Ferdinand Lundberg）和方涵博士（Marynia Farnham）出版暢銷書《現代女性：失落的性別》（Modern Woman: The Lost Sex），在書中指稱：在「男性行動場域」獲致成就的女人，或許在「主流社會」是成功的，但也付出極大代價：「她犧牲了她最基本的本能。在冷酷的現實中，她的本性並不適合這種爭奪與競爭，這對她造成了傷害，尤其是她自己的感受。」這讓她變得性冷感，此外：「她在各方面都要挑戰男性，甚至拒絕繼續扮演相對順從的角色，許多女性發現自己逐漸無法獲得性滿足。」 接下來十年間，方涵博士在明尼蘇達大學修得醫學博士學位，並在哈佛醫學院進行博士後研究，而她的職業就是告訴女人不要擁有職業。難道她就不擔心會變得性冷感，損害她最基本的本能嗎？

　　加州克恩郡警察局逮捕退休高中校長鄧恩（Patrick Dunn），他涉嫌謀殺妻子。警方偵訊了兩位證人，卻得到互相矛盾的說法。其中一個是沒有犯罪紀錄，對嫌犯也沒有說謊動機的女士，她有行事曆，老闆也支持她對該事件的描述；另一個則是即將入獄服刑六年的職業罪犯，檢察官表示只要他控訴鄧恩有罪，就可獲得減刑。警方必須選擇相信這位女士（證實鄧恩的清白），還是這位罪犯（表示鄧恩有罪）。他們選擇相信罪犯的說法， 為什麼？

　　透過了解自我辯護的內部運作，我們可以回答以上問題，還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人會做出許多看似無法理解或瘋狂的事情。當許多人看著殘忍的獨裁者、貪婪的企業總裁、以神之名殺人的宗教狂熱者、猥褻兒童的神父，或是把自己手足的繼承權騙走的人，問道：「他們怎麼面對自己？」我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答案就是：「就跟我們其他人一樣。」

　　自我辯護得付出代價，但也會帶來好處。它並不盡然是件壞事，它讓我們晚上睡得著。沒有自我辯護，我們難堪的痛苦就會延長，會不停折磨自己，不斷懊悔當初沒有選擇另一條路。每個決定帶來的後果都會讓我們十分痛苦：我們做的是對的嗎？我們嫁對人嗎？買對房子沒？挑到最棒的車沒？選擇對的職業嗎？但是，不加思索的自我辯護就像流沙一樣，會讓我們越陷越深。它阻礙我們看見自己錯誤的能力，遑論要改正錯誤；自我辯護扭曲現實，讓我們無法獲得評估局勢所需的資訊；使得愛人、朋友及國家間的嫌隙加深；讓我們無法擺脫壞習慣；讓罪犯不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讓許多專家無法改變過時的態度和做法，而對公眾造成傷害。

　　人不可能不犯錯，但是我們的確會說：「這在這裡行不通，這樣沒道理啊。」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是人卻可以選擇加以掩飾或面對，而所做的決定對我們的下一步來說非常重要。我們總是被教導要從錯誤中學習，但除非我們先承認犯了錯，才有可能學到些什麼。要從錯誤中學習，我們必須了解那誘人的自我辯護到底是什麼。在下一章中，我們將討論「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這個冷硬的心理機制，正是它創造了自我辯護，保護我們的信念、自尊和部族歸屬（tribal affliation）。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會闡述自我辯護造成的最嚴重後果：自我辯護如何加深偏見和腐敗，扭曲記憶，將專業的信心轉化成狂妄，製造並加劇不公不義之事，扭曲愛情，引起仇恨和裂痕。

　　所幸，藉由了解這種機制是如何運作的，我們可以擊敗它。因此，在最後一章，我們會退一步看看有哪些方法可以解決我們個人、人際關係，以及整個社會的問題。了解是找到解決之道的第一步，帶來改變和救贖。這就是我們寫本書的用意。、得到救贖。這就是我們寫這本書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