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歷史科學與社會大眾之間的橋樑
周全
本書德文版原名《註解希特勒》（Anmerkungen zu Hitler），為有關希特的經典名著（以下簡稱《希特勒》）。作者去世的次日，《柏林晨間郵報》（Berliner
Morgenpost）發表專文指出：「一位學者所能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把千頭萬緒的事物解釋得淺顯易懂。沒有第二個人能夠像哈夫納那樣，以簡明而通常非常貼切的方式，把錯綜複雜的德國十九、二十世紀歷史表達清楚。……對有心研究二十世紀歷史的人士而言，至少有兩本哈夫納的著作是不可錯過的：其有關邱吉爾（一九六七）與希特勒（一九七八）的撰述。」
這個說法中肯說明了本書作者對歷史研究所產生的意義，而一九七八年初版的《希特勒》即為哈夫納寫作生涯的分水嶺。之前他是德國最著名的政論家，以及德國新聞界最獨樹一幟的人物；此後他也因為對十九、二十世紀德國歷史的獨到見解，被視為最成功的德國歷史專論作家。
哈夫納的歷史著作皆暢銷不衰，引起熱烈反應。例如這本成名作曾連續四十三週在德國暢銷書排行榜名列前茅，至今仍為評價最高、銷路最廣的希特勒專論。他一九八七年完成的《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則為許多德國高中的補充教材。二○○○年出版的遺作《一個德國人的故事》更於連續暢銷一年之後，被德國新聞界列為學生必讀的五十本書籍之一。國際間無論是書評界或一般讀者，均不斷對哈夫納的撰著做出如下的評語：「言簡意賅、深入淺出」、「令討探同一主題的長篇大論瞠乎其後」、「足可取代一整個書架的報導文學作品」、「若無暇讀長篇大論，讀哈夫納的書即已足夠」。
哈夫納為何如此受人矚目？其中的關鍵就在於他以客觀的態度、卓越的分析能力和「德語地區幾乎無人可出其右」的文字，扮演了傑出的仲介者角色。為了明瞭這一點，我們不妨先簡單回顧一下他的生平。
哈夫納原名萊蒙德．普雷策，來自一個略帶保守色彩的自由派家庭，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九九年一月二日生、卒於柏林市。其父為文學熱愛者及普魯士教育部的高級高員，使得他自幼接受良好的古典及現代文學教育，培養出第一流的文筆。哈夫納本身是法學博士，能夠像法官判案一般以精確的文字來闡明事實。以他的才學和背景，原有在德國政界大展鴻圖的機會。可是當他攻讀博士學位並在各級法院實習之際，希特勒突然出任總理。哈夫納從此無意於仕途而在新聞界發展，然後於一九三八年拋下德國的一切，與猶太裔未婚妻移居英國。
二戰爆發後，哈夫納在英國《觀察家報》（Observer）擔任記者，以向英國人解釋德國為己任。為避免牽累德國的親人，他結合了作曲宗師賽巴斯提安．巴哈（Sebastian
Bach）姓名的前一半，以及莫扎特《哈夫納交響曲》（Haffner-Symphonie）的標題名稱，藉由這個筆名展現自己對「另一個德國」的懷戀之情。此後他即以賽巴斯提安．哈夫納之名卓然於世。一九四七年時，哈夫納正式成為英國公民，可是他與德國的情緣並未因此而告結束。
七年以後，他返回柏林擔任《觀察家報》駐德特派員。又過了七年，也就是東德蓋起柏林圍牆那一年（一九六一），他重新投效德國新聞界，此後的職志改為向德國人解釋自己的國家。他先為中間偏右的《世界報》（Die
Welt），而後為中間偏左的《明星週刊》（Stern）撰寫專欄。但哈夫納終其一生維持自由派的風格，始終以「中間選民」自居。他在德國新聞界無法被歸類為左派或右派，甚至有「永遠的異議人士」或「變色龍」之稱，可是沒有人為了這一點而貶低他。其中的原因就在於他「只問是非，不看立場」。
譯者曾在《一個德國人的故事》之譯序中，說明了哈夫納在一九六八年的兩個著名事件：當時西德政府準備查禁極右派的「國家民主黨」（NPD），他立即提出反對：「黨禁意謂議會民主因為畏懼死亡而進行的自殺！」西德政府稍後也鐵腕鎮壓左派學生的「議會外反對運動」（APO），於是他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現在我們亦可指出他的另一事蹟：德國於二戰後損失了四分之一的領土，而西德成立之初乃由右派保守人士當政。當時西德地圖畫出的仍為一九三八年以前的德國國界，失土則以虛線標示。哈夫納卻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一再於政論中表示：冤冤相報何時了？他的極力鼓吹，間接影響到六○年代末期「社會民主黨」政府的東方政策，促成西德與東歐鄰國和解，宣佈放棄一切失土。從此德國不再是令歐洲人擔憂的對象，這不能不歸功於哈夫納的深謀遠慮和前瞻性。
哈夫納最令人津津樂道的特點，就是有辦法以敏銳目光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然後以優美簡潔的文字進行深入的分析，用三言兩語勾勒出人物或事件的全貌。他從別人意想不到的角度來說明真相、立論一針見血、表達的方式時而驚世駭俗，這些都迫使讀者與他產生互動關係，不再是被動的閱讀者，而成為積極的共同思考者。其激化的表達方式雖然時而招致非議，可是這正為哈夫納引人入勝之處，也就是本書引言所說的：「他天賦異稟，有辦法將論點極度尖銳化，以石破天驚的方式，把眾人習以為常的事物改弦更張呈現出來，藉此發人深省。」
哈夫納同時是德國人和英國人，再加上其妻為猶太人，使他具有更佳的仲介人資格。比方說，希特勒、納粹、二戰和猶太人……等問題在戰後的德國一直是忌諱。各級學校只提供負面教材，德國歷史學家一談起那個時代往往畏首畏尾，只敢一面倒地嚴詞批判，以免動輒得咎。可是這種做法不夠客觀，無法把希特勒上台的原因講清楚：德國出過第一流的哲學家、文學家、音樂家和科學家，希特勒若沒有過「好的一面」或吸引人的一面，納粹又怎麼可能統治該國長達十二年之久？哈夫納特殊的個人背景，讓他可以自由揮灑，更何況他曾於「第三帝國」全盛期投奔英國而與納粹為敵，不必擔心被斥為「希特勒的餘孽」。哈夫納行文時敢講納粹「好的一面」──例如本書的七章之中，分別有一章講述希特勒的〈成就〉與〈功業〉。可是他隨即透過〈謬誤〉、〈過失〉、〈罪行〉和〈背叛〉，說明了那些「好的一面」的真正意義何在。最後他把希特勒罵得更兇，但不給德國人開脫責任的藉口，這又讓一般德國人讀得不太舒服，覺得受到污衊。
哈夫納敢講真話，並且從不理會自己的政治立場「正確」與否。雖然許多人為此而對他不高興、許多人對他的某些論點無法完全同意，但這反而是他難能可貴和令人信服的地方。此外，他的歸納分析能力固然過人、他的文筆固然無人能及、他的論點固然令人耳目一新，但這些仍不足以完全說明其著作膾炙人口的原因。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在於他透過每個德國人都讀得懂的文字，把歷史拿來作為一面鏡子，讓尋常百姓也能夠於思考之後獲得啟發並產生共鳴。
柏林市長狄普根（Eberhard
Diepgen）曾於作者身後發表悼詞指出：「哈夫納的一生，體現出許多德國人在本世紀的命運。」《柏林晨間郵報》也表示：「哈夫納不僅寫出了德國歷史，他本人就因為德國歷史而深受磨難。」哈夫納出生於德意志帝國轄下的普魯士王國；他去世的時候，德國的國名則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中間他分別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的戰敗和革命、帝國的解體、革命後的混亂、威瑪共和、納粹時代、二戰、德國再度戰敗並亡國、美蘇英法四國佔領區、普魯士被戰勝國「宣判死刑」、分裂的德國、冷戰、德國的再統一、歐洲的整合。於是他在九十一年的生命當中，密集現場目睹許多歷史事件，產生了特別強烈的歷史意識。
哈夫納雖非學歷史出身，卻擁有比不少歷史學者更加優越的條件：他很長壽、親歷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具有過人的分析判斷能力、他的表達能力在德語地區罕有人可出其右，而且他使用的是一般人讀得懂的文字。因此任何有關哈夫納的撰述都會強調他最重大的意義：歷史科學與大眾之間的橋樑。像《世界報》即曾以專文揭開了「哈夫納效應」的秘密：「人們一直想找出這位德國最偉大政論家的謎底。……答案就在於：哈夫納寫的正是自己的經歷，並從個人的記憶之中，得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材料。不論是一九七八年出版的《希特勒》或翌年出版的《普魯士》……他始終在講述自己與德國之間的關係。」「這個題材就是他一生反覆省思的對象。這種一以貫之的持續性──歷史省思背後的自我省思──使得他的著作具有旁人無法企及的強度與力量。」
那篇報導連帶也說明了哈夫納的著作為何得以歷久彌新。更何況當他講歷史的時候，其實是講現在；而當他講現在的時候，已經在探討未來。甚至從他最著名作品成書或出版的時間也看得出其中的玄機。我們可將之表列如下：
《論德國之雙重性格》（1940）：二戰爆發後英德開始交戰。
《德意志帝國於一戰時的七大死罪》（1964）：一戰爆發五十週年。
《邱吉爾》（1967）：邱吉爾逝世二週年，作者移居英國三十週年的前夕。
《背叛》（1968）：德國一九一八革命五十週年。
《希特勒》（1978）：德國一戰戰敗六十週年，作者離開納粹德國四十週年。
《不含傳說的普魯士》（1979）：西柏林開始盛大籌備一九八○ / 八一年的普魯士特展。
《一九一八 / 一九：一場德國革命》（1979）：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六十週年。
《歷史變奏曲》（1985）：德國二戰戰敗四十週年。
《從俾斯麥到希特勒》（1987）：普魯士被二戰戰勝國「宣判死刑」四十週年。
《魔鬼的協定》（1989）：希特勒與史達林簽訂《德蘇互不侵犯協定》六十週年。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1939/2000）：希特勒上台六週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無怪乎克諾普教授在本書的引言中表示：「哈夫納是名符其實的全民作家，他在大戰結束以後，透過書籍、專欄及隨筆，獨自向德國讀者傳播歷史知識與歷史意識。」而德國《時代報》（Die Zeit）對他一生的總評是：「一個動盪時代冷靜的編年史家」。
但這位「編年史家」並未受到德國史學界的一致歡迎。一般歷史學者往往僅能透過史料和目擊者的見證來撰述分析，同時套用一些理論和術語作為奧援。可是這位歷史事件的目擊者不但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史料、他找尋資料和進行分析的功夫至少與歷史學者一樣好，而且他不需要理論和術語就可以把問題解釋得一清二楚。結果德國歷史學者長篇大論、詰屈聱牙的著作多半只能在象牙塔裡面供少數人閱讀；哈夫納直搗核心、簡明扼要的書籍卻一本接一本成為德國出版界的長青樹。這自然讓人覺得很不是滋味，況且這個「活史料」打破了許多歷史神話：例如他指出大多數德國人在納粹時代並非純粹的受害者；或希特勒最大的罪行不在於發動了戰爭──因為那不論在他的時代或在今天都是一再有人做出的行為──而是蓄意滅絕猶太人。
希特勒有不少決定並未留下書面文件，因此史家經常必須藉由推斷來判定事情的原委。哈夫納在本書中也做出了許多推斷，這些「看似信手拈來的哈夫納論點」即曾不斷遭受史學界的攻詰。但後來的歷史研究已逐一證明，攻詰的理由泰半無法成立。例如本書受到最多攻詰之處，就是哈夫納認為德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莫斯科攻勢受挫，導致希特勒認為大勢已去，於是對美宣戰以便放手屠殺歐洲猶太人。即使是克諾普教授（哈夫納的支持者），也在本書引言中認為「這個推論非常大膽，而且與反對意見同樣無法得到證實」（引言發表於一九九八年）。
可是就在一九九七年底，一位名叫格拉赫（Christian
Gerlach）的德國歷史學家有了重大發現。德國史學界原先的普遍看法，是希特勒在權力臻於巔峰之際（一九四一年夏）做出決定要「解決歐洲猶太人問題」。甚至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滅絕猶太人的行動乃「擦槍走火」，與希特勒本人「並無關聯」。格拉赫卻在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日記中找到線索──希特勒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對美宣戰的次日）召集黨內要員舉行秘密會議。戈培爾於會後寫道：「元首已下定決心要徹底解決歐洲猶太人問題。他曾經向猶太人做出預告，如果他們再度導致世界大戰爆發，便將面臨毀滅的命運。這絕非虛張聲勢而已。世界大戰已經來臨，猶太人的滅絕將為其必然後果。」六天以後，希特勒在「狼穴」當面向黑衫隊頭子希姆萊確認自己的決定，希姆萊隨即在行事曆上面做出註記：「猶太人問題
/ 視同游擊隊加以滅絕」。最後黑衫隊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舉行「萬湖會議」，決定了「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之相關細節。
因此，即使是哈夫納最受爭議的論點，也已經在本書初版二十年之後「被學術研究人員殫精竭慮事後加以證實」。這又一次證明了哈夫納的分析判斷能力絕非浪得虛名。哈夫納終其一生幾乎是以個人來對抗整個社會，喚醒了德國人的歷史意識，使得他們勇於誠實面對自己的過去，以便坦然走向未來。時至今日，德國人研究邱吉爾，必讀他的《邱吉爾》；研究希特勒，必讀他的《希特勒》和《從俾斯麥到希特勒》；研究普魯士，必讀他的《不含傳說的普魯士》；研究希特勒上台的原因，必讀《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因此《柏林晨間郵報》在悼念哈夫納專文的結尾稱讚道：「只有少數人能夠像他那樣前後一貫，以自己的良知作為行事時的惟一尺度。……他廣泛地促成德國人正視自己的過去。一位政論家所能做出的貢獻莫過於此。」
《時代報》的一篇報導更對哈夫納歷史撰著的價值總結如下：「哈夫納的光芒同時反映出德國史學界的不足。對德國史學界來說，任何寫作能力卓越的人士都可能被譏為『歷史文藝作家』。……其實專業歷史學者可以從哈夫納那邊學到許多東西──除了學習如何撰寫歷史之外，同時亦可學會如何破解歷史所傳達的秘密訊息，並從各種專有名詞和理論的背後發掘出事件的真相。」
本書是哈夫納最先發表的希特勒專論，但並非他第一本有關希特勒的論述。一九三九年收筆的《一個德國人的故事》雖然撰寫最早，反而出版於作者去世一年半以後。《希特勒》與《一個德國人的故事》都是哈夫納最膾炙人口的著作。後者是自傳體的論述，將德國歷史視為個人生平的一部分，以現場目擊者的口吻說明了納粹如何一步滲入每個德國人的生活領域。《希特勒》則以事後回顧的方式，將希特勒現象濃縮成七個論題，從不同的角度和觀點來進行探討，並以清晰的語言反駁了一些常見的有關希特勒之偏見，使得尋常百姓也可以明瞭希特勒真正的目標和意圖何在。《一個德國人的故事》解釋了「前因」，《希特勒》則說明了「後果」。把這兩本書合在一起閱讀以後，讀者應可發現希特勒不再是一個難解的謎團。
哈夫納無意寫出「標準答案」。他的態度可大致表達如下：我已經說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歡迎你們和我一起思考並提出反駁意見；我不怕你們罵我，如果你們說得有理，我會在下一篇著作裡面公開澄清道歉，但如果你們覺得我講得有理，那麼不妨也聽聽我的意見。他以理服人，但是文字中預留了討論的空間；他提出各種「註解」（論題），讓人深思、爭辯、進行建設性的討論，使得真理越辯越明。這種做法的結果，可以用哈夫納臨終之前不久的說法表達如下：「最令我欣慰的地方是，每當我發表新作的時候，幾乎全國對我一致口誅筆伐。可是後來大家居然同意了我的論點！」
周全 二○○五年八月於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