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時人言起宋朝，自然首先會想起「靖康之恥」的奇辱和「崖山之役」的慘敗。相較大漢盛唐、朱明滿清，兩宋的領土小得可憐，北宋最盛時也只有2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特別是趙匡胤開國以來「重文抑武」的國策，使得宋朝長期陷於「防禦」的狼狽境地，積弱至亡，甚至出現同樣的悲劇上演兩次這種超奇怪的現象。
其實，在我們撫膺歎息之時，大多數人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自晚唐以來，中原王朝的崩潰所導致的大分裂，致使北中國一直戰亂頻頻。沙陀人石敬瑭更是把燕雲十六州獻奉給契丹人，深植下其後北宋王朝的滔天大禍。而後，契丹、党項、女真、蒙古諸族相繼登上歷史舞臺，刀光閃閃，血肉翻飛。
從現在的眼光看，殘殺、爭鬥自然是波瀾壯闊的「民族大融合」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就當時來講，宋代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皆在刀光劍影之下遭受了毀滅性的摧殘。
連年不斷的戰爭所造成的巨大消耗，以及兩次亡國的痛苦過程，使得宋朝人民辛勤創造出的財富一而再地化為烏有。最重要的是，戰爭使無數百姓死於非命。13世紀初，金朝佔據的北中國有五千多萬人口，南宋所占的南中國有六千多萬人口。蒙古號角吹響後，經過七八十年間的殺伐，至南宋滅亡時，江南及中原地區的人口竟然從原來的一億多人變成只剩下不到六千萬人，這還有賴於元臣耶律楚材的一句勸說，蒙古大汗才沒有施行把北中國「漢人」殺盡以其地盡作牧場的政策。
由此可見，文明，尤其是刀鋒之上的文明，是何等的脆弱！
漢文明自身的發展總是依據「盛極而衰」的規律脈動，宋王朝也避免不了這種刻骨的悲劇。它的文化水平在當時來講太先進，文明程度太讓人過於陶醉其中。即使囿於一隅，士大夫頭腦中仍覺得自己所居之地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所以，自戀至極的宋朝中國人（當然他們有理由因自己文明的高級而自戀），像極了一個酒足飯飽、事業有成而又身體虛弱的中年男人，他太關注自身精神層面的至高享受，全然忘記體內的衰落和「高度發展」所引致的遲鈍。
最讓人恐懼的是，野心勃勃、充滿活力的野蠻人垂涎於文明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逐水草而居之餘，他們如同窺視獵物的群狼，隨時會蹴然一躍，撲向這些定居的、文明的、軟弱的好鄰居。
野蠻毀滅文明，於野蠻人而言，是一種莫大的成長；於文明人而言，卻是萬劫不復的、可悲的停滯。
暫時忘卻那些宿命般的悲劇歷史，回顧三百餘年的文明成就，確實讓我們對偉大的宋朝有駭然驚歎之感。遙想先輩，他們發展高度文明的能力一次又一次被摧毀，國家一次又一次遭受慘烈的災難，但華夏人民充滿激情的創造力、勇往直前的理智力以及百折不撓的意志力，皆給我們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物質遺產和精神遺產。
昔日的繁華，早已成為深埋於地下的廢墟；從前的風華，也化為過眼煙雲。我們卻無法否認那一個燦爛時代的不朽與光榮。往事越千年，我們的鼻孔中仍能嗅到那三個多世紀汴梁與臨安傳來的梅花香氣，還能依稀聽聞詩人詞家那一歎三疊的華麗詠歎。正如一位高盧詩人回憶羅馬的輝煌那樣：「不可能沈沒的身軀，會以不可抗拒的活力重現。它們從深水中反彈而起，將躍得更高！火炬傾翻，反而燃得更亮！你，不朽之城，沈沒之後反而更加光芒四射！」（納馬提阿努斯《循環往復》）
是的，偉大的宋朝，並非是死亡的朝代，即使它崩潰的瞬間，也如流星隕落一般，照亮了野蠻的黑暗，驅散了內心的恐懼，足以啟發後人的心智。在我們民族的記憶中，宋朝，偉大的宋朝，已成為永恆。
……
至於英雄豪傑，兩宋王朝更是層出不窮，撼人心魄──楊業、寇準、狄青、韓琦、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韓世忠、劉錡、岳飛、虞允文、辛棄疾、孟珙、余玠、李庭芝、姜才、張世傑、陸秀夫、文天祥等等，這些忠臣義士，耿耿精忠，求仁得仁，求義得義，不以成敗利害動其心，不以生死貧富移其志，才節兩全，代表了我們民族至高至偉的精神境界。他們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一心為國，或感激赴義，或慷慨就死，或臨難不屈，或捐軀殉國，功雖有不成，名卻彪炳千秋！
當然，在歷數了宋王朝的輝煌成就之後，我們不得不回到沈重而不能迴避的話題，即兩宋驚人相似的兩次滅亡。
「本朝（宋朝）懲五季（五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庸悔何及！」
文天祥之語，觸及的正是宋初矯枉過正的「抑武」國策。當然，王朝滅亡的原因多種多樣，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某個領袖人物的死亡甚至會改變整個歷史進程，比如釣魚城上飛擲而下的、那塊擊中蒙哥汗的石塊，它就改變了世界歷史的軌道。但除卻天時、地利以外，人是歷史行為的最關鍵因素。正是人為的懈怠，文怡武嬉，不思進取，才最終導致兩宋的滅亡。
南宋亡國有三要素：民窮、兵弱、財匱，正如王應麟分析的那樣，皆源自當國士大夫的無恥。特別令人慨歎的是，大敵當前，南宋朝野上下那種怡然自得的苟安心態，讓人切齒扼腕。
宋金隆興和議後，雙方和平狀態保持了大約四十年之久。為此，金世宗獲得「小堯舜」的美名，宋孝宗也被當時後世腐儒讚為「仁恕」之主。然而，大儒王夫之對此很有洞見：
「嗚呼，此偷安之士，難與慮始之民，樂懷利以罷三軍，而不恤無窮之禍。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聽之哉？宋之決於和，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來，宴寢不忘者興復之舉，豈忍以割地終之。完顏雍（金世宗）雄心雖戢，然抑豈有厭足之欲，顧江左而不垂涎者。故（議）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始以息民為名。貿貿者從而信之，交起而譽之，不亦愚乎！」
細究歷史，會有驚人的發現：宋金兩國，相踵亡於蒙古，其實最早的禍因正是肇於兩國當時的和平「善舉」。
金世宗史稱為明主，但其實也是篡弒之君，因此，他心中肯定認為自己能為眾人推立為帝已屬天幸，所以，他對南宋的「退忍」和一切「和平」努力，其實出於無奈。至於他「息禍養民」一說，只是腐儒和馬屁精的諛詞。
「汝欲息，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窺之」，野蠻民族只要確定了開始想向「文明」邁進，他就會忘掉身邊又會有像「昔日之我」的更野蠻民族蠢蠢欲動，「一息之餘，波流日靡，大不可息之禍，亙百餘年而不息！」
由此，我們從歷史的經驗中深刻認識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一旦金戈鐵馬的女真人習慣了風花雪月，蒙古部族的嗷嗷叫聲就肯定由遠而近，金朝、南宋，就會在血火之中化為文明的碎片。
確實，我們可以做這樣一個假設：如果南宋對金國不搞姑息議和那套投降伎倆，不斷深入進擊，派軍隊攻伐中原，這樣的話，不僅可以練兵鼓舞士氣，更可以宣威北方，使女真以外的後起少數民族聞之驚惕，對宋朝心存畏懼之心。反過來講，宋金爭鬥不歇，金國一方也會持志不懈，日習於戰，不會逐漸消淪其昔日的勇武好鬥。
倘若宋金持戰不歇，即使是金人兵強佔據優勢，每年都乘秋高馬肥之際逼臨江淮，「宋亦知警而謀自壯之略，尚不至蒙古之師一臨，而疾入於海以亡」。歷史中可以得見的是，金兀朮昔日南侵最大的「結果」，就是使南宋湧現了岳飛、韓世忠、劉錡這樣的忠勇大將，福兮禍兮，實相倚依。於金國而言，恰似當年南北朝時代的北魏，待其一息方新之銳氣，通好南朝，安宴於洛陽享天下之際，六鎮之禍正由此肇始。彬彬文治，最後的結果是拓跋氏赤族無遺之禍。因此，在血與火的時代，在危機四伏的世界，最怕的就是整個國家「乍然一息」。那些「以兩國人民和平意願出發」的自欺如果欺瞞了人民的頭腦，長此以往，忘兵忘戰，國民肯定會溺於安樂享受，一切忽然之禍，正是種於「緣飾文雅」之時。
可悲的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我們從來不汲取歷史的經驗!
作為一個甘於坐「冷板凳」的歷史守望者，筆者總是試圖突破「歷史樣板戲」寫作的桎梏，仔細勾沈，復活那些淹沒於茫茫時光中的血肉人生，把已被「格式化」的歷史文字，轉化為鮮活的、生動的、甚至是「現場的」！我的目的只有一個：恢復我們民族偉大的、不朽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