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不能移山
《列子》中的寓言「愚公移山」，應該說愚公那種移山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的，也鼓勵了我們奮勇向前，而不是那種具體做法。而且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移山也並不是一種好做法。
經濟學家講實際，我們作任何一件事情，不是為了實現什麼精神，而是要獲得某種利益，這種利益可以是個人的、群體的，也可以是整個社會的。要獲得利益就必須進行成本—收益計算，那種收益小於成本的事，無論體現了多麼重要的精神也不能做。愚公移山這件事最初並沒有什麼精神涵義，只是為了交通方便，但為了交通方便而世世代代去挖太行和王屋這兩座山值不值得呢？挖山是有成本的，且不說為了挖山所需要的鎬、筐等等需要花多少錢，僅就愚公一家幾代不從事任何有酬勞動，放棄的收入機會成本該有多少啊！搬走了山，僅僅方便了交通，又有多大收益呢？我想恐怕還是成本太大。
當然，交通方便，向外面世界開放，也許對愚公家實際收益極大。但除了移山之外也還有另外幾種選擇：第一，全家搬家，到交通方便的地方，何必在一棵樹上吊死呢？第二，購買些毛驢之類交通工具，坐毛驢外出爬山也是一種選擇。第三，修路。儘管修路也不易，但總比挖整座山容易。第四，古人已會打窯洞，把這種方法用於挖隧道，固然不易，但仍比挖整座山容易。如果真把方便交通當件事做，肯定還可以想出其他替代的辦法，如果再請教智叟這老頭，大概還有別的方法。「條條道路通羅馬」，在各種可行的方案中應該選擇達到既定目的成本最小的方法，否則就談不上「經濟」二字了，「經濟」的原意就是「節省」。
過去，我們的確是不僅學了愚公的精神，還學了愚公的做法。大寨修人造平原就有愚公的影子。人造平原花了多大成本，帶來了多少收益，大概沒人算過。但我想多收的那點玉米，絕對是得不償失。而像這樣的愚公做法也絕非僅僅大寨有，在農業學大寨的那個時代可以說是遍地開花。現在轉向市場經濟了，但愚公這樣的做法也並沒有絕跡。一些地方不顧條件，不計成本修機場、搞形象工程，就有點愚公的另類精神。不過，人家愚公用的是自己的資源，當代愚公用的卻是國家的資源、納稅人的錢。
愚公的做法中還有一點與現代觀念相衝突之處，就是破壞了生態環境。山在那裡，自然有它的理由，也有它的作用。愚公移山的宣傳中強調了改天換地，人定勝天，這就十分危險了。按人自己的短期利益來改造舊山河，說起來豪邁得很，但從長期看，破壞了自然界和諧的生態平衡，得到報應的還是人類自己。《列子》產生的那個時代，還沒有環保思想（其實這樣說還是為古人開罪，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就是環保思想），移移山也就算了，可以不追究破壞生態罪，但現在還這麼做，那就是明知故犯了。寓言中沒有寫神仙受感動把山拿走後的結果，我想，這一地區的氣候會發生變化，野生動物不復存在，愚公家出門方便了，但也沒錢進城了。
在現代社會中，僅僅靠愚公精神絕對是不能實現追趕經濟強國的。實現現代化需要的不僅是愚公式的苦幹，還要智叟的巧幹。經濟學中有一個「後發優勢」的概念，即落後國家可以通過學習先進國家的經驗，吸取先進國家的教訓，更快地超趕先進國家。這種超趕效果來自後發優勢，但如果只知像愚公一樣每天挖山不止，還讓子子孫孫都這樣做，不讓他們出去留學，學學人家如何解決交通問題，哪一天才能趕上人家呢？愚公還有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但拒絕向別人學習，「後發」就沒有「優勢」，只能與先進國家差距愈來愈大。你還在那兒移山呢，人家的太空船都到火星了。你挖山從理論上說絕對可以把山移走，但再挖也到不了火星。
如果我們沒有學習先進國家建設市場經濟的經驗，吸取他們的教訓，自己再努力也是愚公移山的笨做法。為什麼我們在轉向市場經濟十餘年之後才把產權改革作為中心？為什麼我們長期沒有解決市場秩序混亂問題？已開發國家在這方面有不少成熟的經驗，可惜我們學晚了。為什麼當年法國的稅收承包制失敗了，幾百年後我們還要步其後塵？為什麼已開發國家的環境破壞曾引起重大損失，我們的淮河還在污染？只像愚公那樣實幹苦幹是不夠的，巧比苦更重要，而巧只能向別人學。
愚公移山是個故事，不同的人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解釋。我解釋的對不對也算一家之言吧！
杞人應該憂天
關心環境保護的杞人被當作神經病嘲笑了幾千年。今天，我們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人人都應有點杞人精神。所以杞人應該憂天...
杞人憂天是一個知名度相當高的寓言。這個寓言說，有個杞人成天擔心天會塌，地會陷，無法自拔，吃不下，睡不著。這個寓言是諷刺缺乏根據和不必要的憂慮，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這個杞人「有毛病」在當時的人看來恐怕也是精神不正常。但不幸得很，這個杞人看似缺乏根據和不必要的憂慮現在卻變成了現實。化學物品（尤其是氟氯碳化物）的污染使天空臭氧層出現了破洞天塌了，所有生物都受到了傷害。在東北、山西一些地方由於煤礦過度開採又不回填，地層下陷地也陷了。我們真不得不佩服，還是精神不正常的人有先見之明。
自從有人類以來，人就開始了破壞大自然的過程。特別是人認識到自己是萬物之靈，又有改造自然的能力，加上技術發展給了人毀壞大自然的工具之後，人類對大自然的破壞一直在加劇。一部近代技術發展史，既是生產力極大提高、物質財富迅速增加的歷史，也是大自然慘遭破壞的歷史。沒有人擔心大自然的報復，有個像杞人這樣的人還被稱為神經病，人的破壞就更膽大妄為了。
然而，別以為大自然是逆來順受的，大自然總要報復那些破壞它的人，據說古老的瑪雅文化就毀於大自然的報復。瑪雅人口迅速成長，創造了今天仍為我們佩服的文化，宏偉的城市，高大的廟宇，無數藝術珍品。但瑪雅人是在破壞大自然中發展的，成片的森林被砍伐，草地被燒荒，一片土地一旦自然肥力耗盡之後，就又去開發新土地，這就引起山洪暴發，自然資源缺乏不能滿足瑪雅人的需求，生存危機引發部族戰爭。於是，瑪雅文化的死期也就到了。別以為這是危言聳聽，許多地方儘管沒有發生這種整體生存危機，但山洪暴發加劇、空氣污染（倫敦霧）、水污染（日本水俁病）、大壩改變了自然生態平衡，這些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已經危及人類的生存。杞人之憂的證明愈來愈多，也愈來愈明顯。
社會經濟發展與自然生態平衡的確是一對矛盾，要發展經濟，或多或少，或重或輕，總會給自然界帶來破壞。但人類社會也不可能就為保持原有的生態平衡而不發展經濟，問題是人類應該有杞人之憂，在發展經濟時注意保護環境。如果當初杞人之憂受到重視，今天的環境破壞就不會如此嚴重了。杞人的擔憂當時的確沒有根據，充其量只是「天才的閃光」，但有許多有科學依據的憂慮卻也被忽視了。馬爾薩斯當年提出人口論，正是擔心人口迅速成長對土地帶來的壓力。土地畢竟是有限的，人口壓力太大，過度利用，豈不破壞了這個「財富之母」？20世紀70年代，羅馬俱樂部的專家們也從人口成長、糧食供給、資本投資、能源消耗、環境污染這五個方面分析了人類面臨的困境。雖然他們悲觀主義的世界末日模型讓人難以認同，但他們對自然環境的擔憂卻並非沒有道理，可惜他們也被指責為「帶著電腦的馬爾薩斯」。我屬於對人類前途總體抱樂觀主義的樂觀派，但並不認為杞人們（包括杞人、馬爾薩斯及羅馬俱樂部的專家）全無道理。
我們應該有杞人憂天的意識，就是要有保護環境，保護自然生態平衡的意識。這並不是說要像羅馬俱樂部專家建議的那樣，以停止成長為代價來換取保護大自然，而是要在成長中把自然生態與環境保護作為一件大事。中國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這應該是最早的協調發展觀。經濟學講究成本—收益分析，但成本—收益，不是僅僅指支出了多少實際成本，得到了多少實際收入，而應該是整個社會的成本與收益。也許從短期來看，企業向江河大海中排出污水，利潤巨大；也許地方政府保護這些企業，容忍他們污染得以增加財政收入，但這卻不僅在整體上破壞了環境，而且從長期來看，當地和污染企業都會深受其害。一旦出現了瑪雅那樣的情況，整個地區荒蕪，哪還有地方財政，企業又如何能生存？要是這些企業和地方的領導都有杞人之憂，那才是大幸。去看看黃河、長江、淮河、珠江，去看看中國大陸的沿海，去看看那些號稱工業基地的地方，你會深切感到我們太需要杞人之憂了。
過去，我們之中有一些人把到處冒黑煙作為工業化成功的象徵，為了大煉鋼鐵而成片砍伐森林，為了以糧為綱而削山、填海、填湖、毀林、毀草而種地。今天也還有人以污染江河湖海、挖地三尺來發展經濟。這種情況再繼續下去，就會毀滅我們及子孫美好的明天。
新一屆政府提出以人為本、協調發展的思路是非常及時的。以人為本就要增加人民的福利（而不僅僅是GDP），包括有一個良好的自然環境；協調發展就要協調經濟與保護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只有沿著這條路子走下去，我們才會有更輝煌的明天。
關心環境保護的杞人被當作神經病嘲笑了幾千年，這是我們的悲哀。但願在21世紀，全民都憂天、憂地、憂自然生態，並把這種憂慮變為保護自然生態平衡和環境的行為。
欲望不是貪婪
經濟學家把欲望作為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但要正確理解這一點，必須記住...
古今中外有許多寓言都是諷刺人貪得無厭的，隨便舉一個大家不太熟悉的例子。明代劉之卿算不上名人，只是萬曆年間的一個禮部主事，他所著的《賢奕篇》亦不是什麼名著，但有一個「王婆釀酒」的寓言還頗有趣。王婆以釀酒為生，有個道士常到她家借宿，共喝了幾百壺酒也沒給錢。王婆也沒計較。一天，道士說：我喝你那麼多酒，也沒錢給你，就給你挖一口井吧。井挖出後，湧出的全是好酒，王婆自然發財了。以後道士又來問王婆酒好不好，王婆說，酒倒是好，就是沒有用來餵豬的酒糟（釀酒後剩下的渣滓，可供飼料、烹調之用）。道士聽說，笑著在牆上題一首打油詩：「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賣，還道無酒糟。」寫完走了，以後這個井再也湧不出酒了。
這個故事與普希金的「金魚與漁夫」的故事有相似之處，不過我相信，普希金沒有侵犯版權。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人寫出了相同的寓言故事，說明這種現象的普遍性。
經濟學家承認利己是人的本性，即人從事經濟活動的目的是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這種利己來自人的欲望。人有七情六欲，連老祖宗告子也承認「食色性也」。滿足這種欲望需要物質財富或精神財富。有了錢，才能購買滿足各種欲望的物品與服務。所以，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想多賺錢無可厚非。人類欲望的特點是無窮性，一個欲望滿足了，又會產生新的欲望，永無止境，正是這種欲望的無窮性推動了人類社會進步。從這種意義上說，欲望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如果人沒有了欲望，沒有了滿足欲望的追求，社會就無法進步了。
傳統的倫理觀把欲望作為萬惡之源，主張「存天理，滅人欲」，這是對人性的扼殺。經濟學家對欲望和利己的肯定無疑是歷史的進步。但特別要強調的是，欲望、利己並不等同於貪婪。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中肯定了由欲望產生的利己的合理性，但他嚴格區分了利己與貪婪。他的另一部名著是《道德情操論》，「道德情操」一詞是指人判斷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論》一書正是要說明利己的人如何在社會中控制自己的私欲和行為，使得由利己的人構成的社會也是一個有道德的社會。史密斯明確地反對貪婪，他的這兩部著作構成既承認利己，又要以道德克制貪婪的理想市場經濟社會。
欲望與貪婪有什麼不同呢？欲望是人正當的要求，它與人滿足欲望的能力應該是匹配的。換句話說，欲望是以自己的能力可以滿足的，或通過正當途徑的努力可以實現的；貪婪則是要去滿足無法實現的欲望。在上面的寓言中，井裡既出酒又出酒糟就是無法實現的，所以，王婆希望有酒還有酒糟就不是正當欲望，而成了一種貪婪。在現實中，一個有能力的人想買一輛車是正當的欲望，還可以促進汽車產業發展和經濟繁榮；但一個身無分文的人想馬上要一輛汽車就屬於貪婪。不切實際地想做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就會使欲望變為貪婪。
乍一看，欲望和貪婪都是無窮的，但實際上這兩者之間有著根本的區別。美國心理學家把人由欲望產生的需求分為五個層次。正常來說，一個層次的欲望滿足了，再產生新的欲望，而最高層次的自我實現則是無止境的。這就是說，人的正常欲望應該隨能力的提高而產生。比如，在你的收入滿足了基本生活要求之後，就可以產生新的欲望，比如買一輛車。這就是正常的欲望更新。如果連飯也吃不飽就整天想買車，大概只能算貪婪了。
強調把利己、欲望和貪婪分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欲望推動人努力工作，而貪婪則會使人犯罪。再接著上個例子說，當你滿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後想買車，你就會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工作，或者在工作上做出業績，或者去兼職，這都有利於整個社會。但如果是貪婪，每天只想迅速發財致富，就很可能走上犯罪之路。許多人正是被貪婪推上不歸路的，從強盜犯到貪官都是如此。欲望與貪婪往往只有一步之遙，但真理跨過一步就是謬誤。
人的欲望是很容易變為貪婪的，史密斯多次強調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正是看到這種可能性。一個社會對財富的欲望一旦變為貪婪，就變為對大自然的掠奪；一個人對財富的欲望一旦變為貪婪，就不會勤奮工作，而是想邪門歪道了。
防止欲望（勤奮工作的動力）變為貪婪（犯罪的根源）的辦法，就個人而言是提高自己的道德自律，這也是先賢們經常勸告我們的。但僅僅靠這種勸說是無用的，作為一個社會還需要有制度上的防範，這就是法律的威懾力。對那些貪婪犯罪者的嚴懲正是要給其他人以警示，正如道士對王婆的懲罰是她連酒也得不到一樣，道士不僅是在懲罰王婆的貪心，而且還是在警告後人別學王婆的樣子。
現實中的王婆實在太多了，在市場經濟的今天讀讀這則寓言，太有意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