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實踐的印記
「敘說研究」在國內逐漸受到重視，「敘說」不僅是在日常生活說故事、聽故事、甚至寫自己故事的現象，而且更逐漸成為學術研究的新典範。國內向來有科學崇拜的迷思，對「科學」甚少反省。其實，科學研究的對象可以是「自然」，也可以是「人」。若用研究自然的方式來研究人，本身便是「機械論」及「化約主義」的思維，從牛頓啟蒙運動直到迄今，都是這樣的「科學」思維。但我們逐漸反省到，人不是機械，研究人有更合適的科學研究方法，例如「敘說」是其中之一。這樣的思索是涉及到對「人」根本隱喻的假設，基本假設的轉換便是科學典範的轉移，這對一個領域的創新非常重要。不論何種領域能夠創新都是不容易的，這不但涉及了思維的轉變，還涉及生活的慣例以及權力的結構，以契克森米哈里（Csikszentmihalyi,
M.）的觀點，這涉及系統的改變。「敘說典範」的興起，便是許多人在既有的學術系統中投入長久努力所累積出的一點成果，在「人文及社會科學」中樹立一個新典範，這代表科學對人根本隱喻的轉變，以不一樣的「視框」研究人。「敘說研究」現象標誌了國內學術創新領域的興起。
我在研究所開設「敘說」相關課程已逾十年，那時幾乎沒有中文的敘說書籍可以參考。一路教與學的過程中，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何為敘說？」漸漸地，坊間陸續出現討論敘說在方法學（methodology）上定位的相關中文書籍，大家對敘說有些概念後，接著產生的提問是：「如何進行敘說分析？」「有沒有相關的中文書籍？」近年關於敘說的中文書籍，大部分是治療領域在實務經驗上的案例報告，還有些生命史和史學界的作品。這些中文出版品讓讀者更了解敘說的發生、歷程及作用，然而卻不太能回應讀者「如何分析」的學習需求。Riessman這本《敘說分析》的中譯本，可以說是在學習「敘說」的光譜上，有著關鍵性的開拓。Riessman這本《敘說分析》在理論脈絡下，討論了三種不同的敘說操作模式（models），讓讀者在讀敘說資料時，不僅只欣賞故事，還能進入分析性思考，接著Riessman提供了如何分析的具體方法，最後討論評估標準及這種分析的限制。這樣的組織實在有助於有意學習敘說者很快地進入敘說分析的世界。
這本書中譯本的誕生，對於我和兩位初稿譯者也有標誌性的意義。兩位初稿譯者王勇智和鄧明宇在碩士班時，就和所上幾位男同學組成男性敘說團體，一同在團體的支持下檢視、重構自己身上的男性經驗，兩位也由此發展出跟男性經驗自我敘說有關的碩士論文。不僅如此，在彼此經驗說到很多很多以後，他們更進一步思考怎麼樣才能夠讓這樣的敘說更有積極的作為，做些更有意義的事。他們討論很多，將敘說知識翻譯成中文介紹給大家，應該是很有價值、很具社會意義的，所以邀我一起成為工作夥伴。和他們共事翻譯對我而言是一種教與學的過程：他們將初稿和我討論，在討論之中又廓清我們對敘說的一些看法。一方面我也從我過去及目前所做的敘說研究中參照出不同領悟，而這樣的領悟也會部分反映到譯文的傳達上。翻譯的過程，就是不斷蛻變的過程。就如書中所說「任何作品的建構總是彰顯了某些創作者的印記」。一路走來，這本《敘說分析》的譯介，對於我們來說，不僅在介紹一種合適研究人的方法，也是一種開展生命的途徑，更是一種讓學術走向大眾的社會關懷。無論對於敘說研究的學術發展或對於我們的生命，在很多層面，它都是一種真真切切的實踐印記。
丁興祥
於輔大心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