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沒有任何事情是直線進行的
在我動手寫這本關於今日新全球經濟的書時，心裡其實懷著無比挫折，畢竟，我們要怎麼理解一個前一刻還運作順暢，下一刻卻宛如末日已屆的世界金融制度？前一分鐘電腦革命才使經濟改頭換面，化成如假包換的全球財富機器，各地股市屢創新高，誰想到下一分鐘市場從高空下墜，接著人們從報端得知，不久之後自己房子的價值恐將低於房屋貸款，更發現家庭的保命錢——甚至是特地保留在本應屬於超級安全的貨幣市場基金當中的現金——也可能即將在一夕間化為烏有。
為了徹底了解新全球體系的重要性，我採取的第一步是重新閱讀那本以全球化為主題的先驅作品：佛里曼(Tom Friedman)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佛里曼言之鑿鑿的描述全球化的真面目，特別著墨貨物與服務的全球供應鏈。
他筆下的故事很具催眠效果——帶領讀者從印度矽谷班加羅爾(Bangalore)到中國東北的鄉村，他的書描繪數位技術如何縮短了國與國之間的距離，又是如何為全球供應鏈帶來革命。
這一切讓世人得以和地球另一端的人們做生意，而每一個國家也因此能在商業世界的舞臺上發揮自己的競爭優勢。佛里曼本身是《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曾經得過獎，他明智的警告美國經濟必須有所調整，以應付這個新興與多變的環境，否則經濟必然面臨萎縮。此書堪稱劃時代的成就，因為它向廣大讀者介紹這個充滿跨國界機會與挑戰的新世界。
重新閱讀《世界是平的》之後，有一天我在華府海亞當斯飯店(Hay-Adams Hotel)吃午餐，飯店對面就是白宮，與我共進午餐的是友人戴思培瑞斯(John Despres)，他是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布萊禮(Bill
Bradley)的長期外交政策舵手。入座之後，我說：「我想了解全球化，但卻滿頭霧水。老實說，從金融市場的角度來看，世界根本不是平的，和製造業和服務業的世界不同，金融世界裡沒有任何東西是直線進行的，相反的，這裡存在重重疊疊看不見的中斷線——不確定的事物扭曲糾纏，往往需要好幾百萬個市場參與者靠傳統智慧才壓制得住。在金融世界裡，沒有任何事情是直線進行的。」
年紀六十幾的戴思培瑞斯一向思慮縝密、出言謹慎，此刻他滿腹心思的坐在那裡撫著下巴凝思，目光穿過拉法葉公園(Lafayette Park)盯住白宮前的廊柱。他緩緩開口說：「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停頓了幾秒：「這個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彎的。」
「沒錯，」我回答：「對金融市場來說，世界是彎的。我們看不見地平線，結果是大家的視線受到限制，彷彿我們被迫延著一條沒有止境、曲折蜿蜒、遍佈深谷峻嶺的路途前進。我們看不到前方，永遠面對驚奇，這正是這個世界何以變得如此危險的原因。」
投資不對稱的危機
就背景來看，金融市場向來充斥著不確定性和不完整訊息——亦即欠缺透明。一直以來，總是有投資人和交易員不懂也無法弄懂的事情，可是在新的全球經濟底下，這片全球流動的瘋狂資金汪洋不僅增加了未知事項的數目，同時重組了它們之間的關係與相對重要性。
懷抱新視野的新玩家異軍突起，世界各地突然間出現大批資金競逐投資機會，銀行家、商人、工業國家的政府如今都積極起來，和企業家、新設立的公司，以及開發中經濟體的老國營企業競爭，搶著吸引這些資金。隨著新種類的證券化債務、夾層投資(mezzanine
investing，或稱中級投資、次級投資)和複雜到令人髮指的融資工具的上市，幾乎無法判定任何特定時點的事實情況為何。投資人需要新種類的資訊才能夠做出好的決策，然而究竟是哪一種資訊？又該上哪兒去找？
金融市場向來都在資訊與分析不平等的基礎下運作，你以為或知道A，我以為或知道B，然而今天政策制定者和市場交易員必須仰賴直覺以外的東西，競賽場比以前大、賭注比以前高，但是礙於規模和複雜程度，競賽制度卻脆弱得令人無法置信。好像一棟紙牌堆疊而成的屋子一樣，這個系統巍巍顫顫，任何風吹草動都能讓它崩塌下來，雖然不見得會發生，但是政府需要提防，需要開始關心這些過去對他們而言無關輕重的事情。
畢竟，我們不是真的清楚中國將有何演變，因為該國的經濟連自己的領導階層都不能真正了解。說到日本家庭主婦(聽起來真奇怪)在世界儲蓄金流所扮演的吃重角色，我們又對她們的心態了解多少？即便是我們國家最大、最可靠的金融機構，或是這些公司所採用的複雜金融工具，我們真的清楚他們的會計帳目嗎？當今超額儲蓄被非民主政府所控制，長期而言具有什麼策略涵義，我們又掌握了多少？全球財富分配不均至極，會帶來什麼社會和政治意涵？
隨著自由流動的資本和貨品力量大幅竄升，引發世人的焦慮，關於全球化的政治議題也急速升溫，《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和美國國家廣播電視(NBC)合作進行的民意調查透露，相信自由貿易正在傷害美國的民眾比不相信者者多出一倍，甚至共和黨員也不例外，匯集了新一波反全球化的勢力，在那兒高聲喧囂。
午餐結束時，我說：「也許最讓人困擾的，是當今大多數人欠缺歷史觀，大家把繁榮時期視為理所當然，今天美國的中年選民誕生於一九六○年代中期，他們對一九七○年代的停滯性通膨和綿長的石油輸送路線毫無印象，那是發生在全球化經濟以前的時期，他們只知道高度生產力經濟，以及令人贊嘆的股票市場，還有充沛的工作機會。全球化的許多主角已經被催眠，心態驕傲自滿，因此擺在眼前的，將可能出現輕舉妄動、過度反應的政策改變。」
我強調：「決策者並不清楚當前全球金融系統脆弱的本質，也不知道任何立意良善、企圖將經濟安全法制化或納入規範的政策，都可能弄巧成拙，致使由金融領軍的繁華轉眼成空。現在，我們發現自己的處境進退失據，原本帶來繁華的全球化金融體系也能夠威脅我們的國家福祉。」
解決經濟的處方在哪裡？
我的結論是：佛里曼的書巧妙呈現出全球化故事的第一部，然而故事還沒結束，第二部是關於全球化的金融面，那是次級面，譬如挪威境內位於北極圈內的小村落，可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整個金融前途化為烏有，原因是掌管村莊財政的主管大幅投資花旗銀行一種叫做「債務抵押債券」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的產品，當大西洋對岸的美國佛羅里達州和加州房屋市場崩潰時，挪威的這個村莊也遭到牽連，被迫關閉幼稚園和中止老人照護的服務。
聊到最後，我與戴思培瑞斯把話題轉到歷史，兩人一致認為當前世界的政治、經濟、金融困境都不是前所未見的新鮮事，事實上，今天的經濟問題和一八七○年至一九一四年間的大繁榮時代極為相似，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形容那個時期是：「人類經濟進展過程中一段離奇的插曲。」那段時期告終之前也出現金融危機，當時世局亦是一片大好榮景。諷刺的是，如今我們提出的疑問和一九一四年人們所提的竟是同一批問題：要維持這個新起的、成功的全球經濟體系，需要付出什麼代價？什麼樣的決策可能逆轉如此的財富創造？停滯性通膨嗎？通貨緊縮？還是保護主義？什麼樣意料之外的金融爆炸或內爆可能引發波濤(曲線)，令整個世界束手無策，除了透過貿易戰、嚴格控制資本和其它以鄰為壑的政策之外，別無因應之道，然而這些措施卻都是人為錯誤所導致的政策疏失。
今天工業化國家想要中國改善對人民幣的管理，但卻沒辦法提出明確的政策處方，甚至也不清楚中國內部彼此衝突的領導階層有什麼能耐。整個世界都痛恨美國的預算赤字和經常帳赤字，可是沒有人想得出安全的解決辦法，短期內也看不出有任何化解契機。世界上大部分超額儲蓄都掌握在非民主國家(以中國為首)與石油生產國(包括俄羅斯)的手中，這種現象是否預告未來警訊，也沒有人知道。二○○八年三月，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為了挽救投資公司貝爾史登(Bear
Sterns)，為整體金融業的投資提供政府擔保，受惠者不僅銀行而已，人人都在猜測，在新政策下，如此的監督管理疏失就長期而言會帶來什麼後果？最終又會把放貸金額拉高到什麼程度？我們住在全球化世界裡，意思就是必須更關切彼此的問題，同時要設法解決自己的問題。
佛里曼在他的書中警告美國政府必須減稅、提高教師薪資，以及想出培養、吸引、留住新一代價值創造者——工程師——的新穎辦法。不過要維持全球化血脈所需的自由流動資金，也需要手最巧的全球金融腦部外科醫生組成團隊來施救，因為當前世界缺乏一套金融管理的秩序，彷彿一手縛在背後、另一手穿著尺寸不合的手套，卻試圖操刀進行精密的腦部手術一般。金融市場實在變得太過龐大，有時候威脅太大，致使政府機構無法施展全力保持其穩定。
一八七○至一九一四年的那段時期，和我們今日所面對的局面相似得令人毛骨悚然，開啟一次大戰的槍響逼得當時的世界面臨苦澀的新現實，接下來的十五年內，資本與貿易流量崩跌，為日後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時期鋪好一條路。今日，頂尖的全球貨幣政策理論學家兼前美國聯準會理事米胥金(Frederic Mishkin)悲觀的主張：「發生另一次『大逆轉』(Great
Reversal)的可能性極為真實」。《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專欄作家沃夫(Martin Wolf)這麼寫道：「二十世紀初的崩潰，部分原因是為了迎合全球經濟與政治秩序下的新興強權，而承受過大的壓力。」他指出當今中國與印度的崛起將會製造類似的壓力——「互相仇視心態越演越烈，破壞了大家維護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決心。」
經濟逆轉很少來自一記殘酷的、明顯的、事先計畫的政策打擊，反之，誠如死亡往往由千百道傷口累積而成，經濟逆轉是來自一系列看似無害的小型改變，但卻具有危險的破壞穩定力量，最終到達市場不確定與恐懼的駭人反轉點，這就是次貸危機時的情況，如今我們面臨越來越高的金融災難風險，恐怕會帶來破壞力和心痛的惡性循環。
揭開隱藏在幕後的真相
我很了解寫這個所謂新全球經濟的複雜體系是什麼樣的任務，因為我自己貼身觀察，可能還扮演某種程度的推手角色。在長達三十餘年的事業生涯中，我親眼目睹創造金融全球化的勢力如何發展成形，也經常與全球金融領域的某些要角會商，因此深感有義務和未能接觸類似資訊的大眾分享我的心得。
這些年來，我首先在美國一位資深國會領袖身邊擔任幕僚長，然後成為民主和共和兩黨總統候選人的經濟議題顧問。過去二十年間，我透過自己經營的全球總體經濟顧問公司「史密克國際」(Johnson Smick International，前身是「史密克麥德利合夥公司」[Smick Medley and Associates])與舉世最成功的一些理財專家合作過，包括索羅斯(George
Soros)、史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貝肯(Louis Bacon)、卓肯密勒(Stan Druckenmiller)、羅伯琛(Julian Robertson)等等。
此外，我創辦《國際經濟》(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雜誌，並致力其編務，這本雜誌的目標讀者是全球的中央銀行與政府財政部門。我創發並經辦美國國會針對「美元與貿易」議題舉行高峰會的點子，這一連串重要的會議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和一九九○年代舉辦，與會者包括世界各國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以及美國的國會領袖。
整整二十年的時間，我每天都與最資深的經濟學家和身處金融全球化第一線最知名的市場交易商互動，他們全都與相同的議題奮力纏鬥：如何在這個麻煩的新體系底下生存、壯大？
二○○七年一月，也就是在次貸危機爆發前六個多月，某天晚上我在華盛頓一場晚宴上對其他賓客發表這麼一段評論：「如果今天一般人知道全球金融體系雖然看似強健，卻面臨自我生存的危機，一定會感到震驚。它對心理學的群體效應(herd
effect)異常脆弱，足以引發工業國家經濟的莫大災難。」當晚開車回家的路上，我的妻子薇琦(Vickie)說：「你應該就這個題目寫一本書，如果各國中央銀行和華爾街都曉得隱藏在幕後的真相，為什麼其他人不該知道？你為何不一語道破那些金錢大亨一直都曉得，這些不穩定性終能影響我們所有人？」
因此我要把功勞歸給我的另一半，是她體認到推出這麼一本書的需要，並點燃不可欠缺的火苗，激勵我接下這份任務。
導讀
「蝴蝶振翅」效應，世事難料！
文∕李桐豪
《世界是彎的》是一本想與暢銷書《世界是平的》對比的書。《世界是平的》作者佛里曼，以微觀案例說明數位技術與全球供應鏈引發全球化現象，為創意者，無論是大公司或小企業，找到競爭發展的利基。
《世界是彎的》作者史密克，則以他多年作為國際財經顧問的經驗，以實例與理論生動的點出在金融世界裡，很多事情並不是直線進行。與貿易自由化同步發展的金融全球化，雖為世界帶來財富與就業，但金融交易訊息不對稱的本質、金融業者的貪婪，再加上政治人物可能的短視作法，卻為未來世界經濟發展帶來高度不確定性。史密克擔心過去四分之一世紀全球化與自由化所帶來的經濟榮景，很可能會因為政治決策者小小的錯誤，引發不可收拾的經濟大崩潰。
世事難料，「蝴蝶振翅」的風暴效應，可以充分說明世界還真是彎的！
史密克提出過去經濟發展的成果，可能會因「反全球化勢力」的興起而進入危險期。願意承擔風險的創業型企業家，在全球化的環境下，找到發展成長的機會。靠著這些企業家的努力，我們享受了一段高成長、低通膨與低失業的美好時光；反之，如果僅靠儲蓄本身，是無法達到這樣的成果。不過，史密克擔心，政治上的錯誤決策可能會為全球經濟帶來災難；他以日本失落的十年與英國英鎊危機為例，說明政治決策的無知與輕忽，透過金融市場「非線性」作用擴大，導致人民受害的悲慘結果。
不過，或許出於對東方人思維與文化的陌生，以及個人投資失敗的慘痛經驗，作者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與前景有著疑惑與戒慎恐懼。作者認為，中國大陸企圖結合市場經濟與馬克斯政權是過分的要求，這隻威猛但危險的巨獸需要與國際體系充分的協調與導引，因為中國大陸「有能力擎起世界到達繁榮的新時代，卻也可能把我們都拖下去陷入混亂當中。」
當金融機構與市場出現問題時，中央銀行就要扮演救火對員的角色 。作者以對美國聯準會前主席葛林斯潘近距離的觀察，說明中央銀行並沒有大家想像的神力。面對龐大與快速流動的國際資金，央行的力量其實是有限的。因此，當金融危機出現時，央行手上的工具與政策能量很可能不足以化解，而金融世界問題無法改正，就剛好證明「世界是彎的」了。
讓人比較悲觀的是，未來「世界是彎的」問題可能會更嚴重。全球化對人類福祉的貢獻瑕不掩瑜，但最近美國與其他國家的政界出現反球化的聲音；他們民粹的言論與主張可能會引發階級戰爭，世界彎曲的將嚴重傷害金融市場的穩定，讓經濟體系變得更窮。
世界愈彎曲，我們就愈需要有擔當的領袖站出來振聾發聵。過去美國推動全球化，靠得是雷根與克林頓，今日更需要有擔當的領導人，排除短視政治的干擾，改革有危險瑕疵的金融架構。新的領導人若能讓人們逐漸對金融體系恢復信心，並堅持繼續推動全球化的工作，我們才能延續過去二十五年的繁華。沒有這樣有願景的領袖，我們可能會面對讓人心痛的經濟時代。
「世界是彎的」一書提醒我們，要維持世界經濟的繁榮，不僅要堅守大方向的正確發展，更不能疏忽小錯誤可能帶來的巨大災難。今天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全球化的大方向已遭到民粹政治的挑戰，而政治人物媚俗小錯誤的決策又正不斷累積，造成未來經濟大災難的能量。
史密克站在美國與世界的高度，提出他對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關切 。反觀今日的台灣，我們不也正面對著同樣的挑戰。史密克之言，值得讓我們深思。（於指南山麓，本文作者為政大金融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