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先生在中國:關於人權與民主,東方與西方的看法是……

民主先生在中國:關於人權與民主,東方與西方的看法是……
定價:380
NT $ 225 ~ 300
  • 作者:貝淡寧
  • 原文作者:Daniel Bell
  • 譯者:孔新峰張言亮
  • 出版社:左岸文化
  • 出版日期:2009-02-09
  • 語言:繁體中文
  • ISBN10:9866723178
  • ISBN13:9789866723179
  • 裝訂:平裝 / 448頁 / 16k菊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內容簡介

  自由主義民主是不是一個普世的理想?「亞洲價值」的擁護者們把它看作西方經驗的獨特產物,並且認為西方強權不應該把人權與民主強加於亞洲國家之上。對此,西方自由民主主義者們的慣常回應,乃是質疑亞洲批評者們的動機,指責亞洲國家領導人只想借此為其侵犯人權的行為以及威權統治張本。貝淡寧在這部著作中,通過一位美國民主主義者德謨(Demo)與三位東亞批評者之間的對話,試圖在關於人權與民主的各種極端性國際爭論中尋找中道。

  對假借「亞洲價值」之名,行威壓之實的行徑,貝淡寧予以批評;但是他同時關注東亞的文化傳統以及當代東亞知識份子的貢獻,從中汲取有益資源,進而闡明那些來自東亞,對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強有力挑戰。本書採用「對話錄」形式。在第一部分,貝淡寧借助豐富多彩的事例,顯示有必要考慮東亞在人權和民主方面的觀點。第二部分則是德謨與新加坡資深政治家李光耀之間的一場虛擬對話,檢視了支持與反對在新加坡實行西方式民主的理由。第三部分,對一種尚未實現且與西方式自由民主有著合理差別的儒家式政治制度展開討論。

  這種鮮明捍衛東亞對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挑戰是引人深思的,它將激起政治理論、亞洲研究以及國際人權研究者的興趣和爭論。

作者簡介

貝淡寧(Daniel Bell)

  是活躍於當今政治哲學舞臺上的一位中青年學者,也是社群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自稱為自由主義的社群主義者,因試圖在社群主義與政治自由主義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而備受學界矚目。熟悉西方政治哲學傳統和思想,在牛津大學獲得政治哲學碩士、博士學位,在紐約大學做過訪問學者,在普林斯頓大學、史丹福大學等著名大學做過研究員。同時對東亞文化也頗有造詣,曾經執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和北京清華大學。能夠熟練運用法語、英語和普通話進行交流和寫作,可以閱讀西班牙語和古代漢語。本書即為他在這些不同地域文化間穿梭的產物。

 

目錄

譯者前言
中文版前言
致謝
導言

第一部分  東亞對人權與民主的挑戰︰東西對話之反思

第一章邁向一個真正的國際人權制度
1. 取捨1.1. 權利vs.發展︰一個零和博弈?
1.2. 需要特殊對待
2. 關於人權的亞洲之音?
2.1. 人權︰一項西方的發明?
2.2. 在東亞增進人權的承諾︰各種戰略性的考慮
2.2.1. 向東亞輸出美國式理想的前景
2.2.2. 在亞洲呼喚普遍的人權宣言
2.2.3. 對於人權的本地論證
3. 一種不同的道德立場?
3.1. 對文化的尊重 vs. 自由主義的中立性
3.2. 對西方模式權利的合理限制
3.3. 新「亞洲」權利︰擴展國際認同的權利系列
小結

第二章  民主權利︰論地方性知識的重要性
1. 取捨問題
1.1. 論合宜的非民主政權的可能性
1.2. 民主化的代價
2. 民主權利︰不同的辯護
2.1. 限制國家權力
2.2. 民主作為國族構建的手段
2.3. 確立民主化的擔當者
2.4. 儒家民主社會中的國家構建和社會共識
3. 民主權利︰不同的限制
3.1. 民主vs.公權利
3.2. 民主vs.社會經濟權利
3.3. 民主vs.後代
小結

第二部分  贊成與反對新加坡民主的理由──和李光耀的虛構對話

第三章  自由主義民主適合新加坡嗎?
1. 以自由和公平的競爭性選舉定義的民主
2. (僅僅)透過民主的結果證明其合理性
3. 民主與安全
4. 民主與公民自由
5. 民主與繁榮
小結

第四章  社群主義對威權主義的批評︰以新加坡為例
1. 社群和民主
2. 民主和家庭
3. 民主與國家
3.1. 新加坡︰一個愛國的國家嗎?
3.2. 威權主義怎樣破壞愛國主義 
3.3. 論新加坡需要愛國主義
小結

第三部分  中國特色的民主

第五章  有中國特色的民主︰一項政治提議
1.限制民主的民粹主義
1.1. 論需要為現代社會尋找有能力、有遠見的管理者
1.2. 尊重知識精英統治的儒家道統
2. 選擇性提議
2.1. 複票制方案 
2.2. 社團主義式立法會
2.3. 士大夫議會
3. 提議
3.1. 選拔程式
3.2. 腐敗問題
3.3. 普適性問題
3.4. 僵局問題
 3.5. 提議之實現

尾聲
參考書目
索引

 

內容連載

中文版前言

《民主先生在中國》一書問世於二○○○年,自那時起,我一直在思考原書中探討的一些應予進一步闡明的議題。有一個方法論上的含糊之處尤其需要澄清,即「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在思考社會與政治改革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地方性知識既可以指經驗現實,又可以指哲學傳統;對於一位觀察者而言,其強調的重點端賴於自己心中的時間跨度。短期或者中程的提議不應與現存的社會實踐距離過於遙遠(否則看起來會顯得不切實際)。對這樣的提議而言,擁有相關的政治與經濟背景知識要比擁有關於該社會哲學傳統的知識更顯重要。提出中期或長期提議的部分意圖,在於表達這樣一種期望:此類提議可以塑造未來――儘管並不必然是可以預知的未來。

本書的第五章便闡述了這樣一種中期至長期的提議,即建立一個經由遴選知識精英代表而組成的上院。我在二○○○年英文版《民主先生在中國》一書的同一章節,曾將做出這個提議的場景設定為二○○七年,假定截至此時將會召開對類似議題予以討論的憲政會議。我必須坦白承認,先前的觀點的確是過於樂觀了。這份樂觀或許與我寫作本書時尚生活在中國大陸之外有關:而今,對於政治變革的困難與進步的緩慢,我已經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因此,我在中文版中將憲政會議的日期改為二○一七年,我相信這一改動並不會影響提議的實質內容。儘管如此,我仍然難逃過度樂觀之嫌——或許,國家層次的實質性政治變革需要更為漫長的時間?恐怕無人能夠知曉。

筆者深信,在某一社會長期生活乃是瞭解該社會的最佳途徑。因此,《民主先生在中國》一書的場景設定在香港、新加坡和北京――自一九九一年以來筆者生活與工作的地方――也就並非偶然。二○○三年以來,我一直住在北京,而漢語文獻及中國大陸的背景知識在筆者近期著述中多有徵引與體現。頗令我驚喜的是,中國大陸在過去十餘年中經歷了(並正在經歷著)一場儒學復興運動。筆者最近的一部論著《中國的新儒學:變革社會中的政治與日常生活》(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就是試圖理解此種復興的一項努力。對儒學的興趣再度高漲,應當如何解釋此種現象?

首先是經濟方面的原因。眾所周知,中國已然崛起為一大經濟強國,文化自信遂緊隨經濟強勢而生。歷史上深受儒學影響之東亞社會的經濟成功,使得「儒教無助於經濟發展」的韋伯式命題廣受質疑。不同於伊斯蘭教、印度教和佛教,儒教從未對經濟現代化予以組織化的拒斥。而今,中國行將成為全球強權之際,亦將是其空前強調自身文化傳統之時。這樣看來,儒學等文化傳統呈現復興之勢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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