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序
2005年開春，一群社會學家齊聚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試圖一起勾繪戰後的台灣社會學發展史。
為什麼要瞭解台灣社會學發展史？以我自己為例，進入社會學雖已二十多年，但對於這門學科在台灣的歷史，卻所知不多。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回台灣時，只知美國社會學的發展，設定的對話對象與參考架構，全部來自美國社會學家對台灣社會的研究。然而，心底始終有一股渴望，想要瞭解：我從何處來、現在處於何地、未來將往何處走？重新認識台灣社會與台灣社會學發展史，正是一個回應。
掌握台灣社會學發展史也是學術原創不可或缺的要件。原創是學術研究的動力與目標，而研究成果是否原創，端看所對照的知識傳統。「新」必然對照於「舊」，「舊」的構成與格局，決定了我們認為什麼是「新」；「舊」的格局越大，要有新意越是困難。然而，一旦在大格局的「舊」之下，仍然有經得起比較與考驗的「新」，那就是真正的原創了。全面而深入地掌握台灣社會學發展史，是擴大格局的一條途徑。
勾繪台灣社會學發展史的另一個意義是傳承，一方面掌握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將我們對這些成果的理解傳遞給下一代的台灣社會學家。這樣做有什麼效應呢？東海大學的黃崇憲老師在研究所的研討課上，採用了本書的初稿當作教材，他將同學分成「拷問」組與「辯護」組，針對本書進行攻錯。在黃老師的安排與帶領下，修課同學利用整整五週的時間進行討論，留下了長達九十七頁的備忘錄。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彰顯對一本書的看重呢？
這群研究生是本書最早的讀者，從他們的評論中，我受到莫大的鼓舞。因為這本書，這群讀者對各分支乃至於台灣社會學的發展有了一個鳥瞰的圖像；因為這本書，他們擴大了對台灣社會學的想像，從而發展出未來的研究議題；最後，因為這本書，他們察覺到「現在我們正站在全然不同的制高點之上」。本書通過了一般的同儕審，在出版前更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讀者審」，更準確地說，這是讀者與作者共創意義而形成了一個有機的學術社群。這群在本書出版前就提出評論的讀者，讓《群學爭鳴》十二位作者的努力有了「社會學的」以及「社會的」意義。
傳承並非單向，我也從這群讀者的評論中學習到，下一代的台灣社會學家將展現與我們這一代不同的面貌。簡要言之，我看到了「由結構到能動、由事實到想像、由實然到應然」的轉變；這樣的轉變，必定會重新形塑社會學的基本議題與社會學研究的實踐意涵。在這些評論中、在我自己的學生身上，我都感受到了這個巨變的蛛絲馬跡，從而讓我對台灣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的發展，十分盼望與樂觀。
本書的由來，始於2005年3月，數十位不同分支領域的社會學者開始了「閉門」會議，集體討論要回顧的課題、如何回顧等問題。閉門會議持續到當年6月，接著各人開始撰寫論文。隔年（2006年）4月，論文初稿完成時，在龍潭渴望園區召開「移地會議」，每篇論文邀請兩位學者評論。在兩夜三天的討論中，最常被討論的問題是：為什麼挑選了這些領域，而不是其他的領域？而在特定的分支領域中，為什麼只選擇這些研究成果，而不是其他？本書的原初計畫，十分務實，也就是先針對戰後台灣社會學較有成果的課題，邀集相關的同仁來回顧。但在計畫執行過程中，有些同仁因為不同的原因退出撰寫計畫，因而未能有更全面的回顧。此外，任何回顧，一定是採取特定觀點，從而在素材的選擇與評論上，必然挂一漏萬。本書只能說是「拋磚引玉」，作者們追求的並不是窮盡的涵蓋，而是在我們所選擇的領域與素材中，做出實質的、深刻的與批判的回顧，藉此促成其他領域、從其他觀點做出來的回顧。
我要感謝本書各章作者，在長達三年的共事過程中，包容我的緊迫盯人。我也要感謝參與過這個計畫與擔任評論的學者：王宏仁、成令方、何明修、吳泉源、吳嘉苓、李廣均、汪宏倫、柯志明、范雲、張茂桂、陳介玄、陳東升、楊文山、裴元領、蔡明璋、蕭阿勤、與謝雨生。本書書稿完成後，曾送請《台灣社會學刊》編輯委員會進行審查，我要向黃金麟主編及全體編委致上由衷的謝意。兩位審查人深入和建設性的建議，減少了本書可能的疏失，本書全體作者銘記在心，當然最後的責任仍在我們。謝麗玲小姐見證了這個集體計畫從醞釀到成書的全部過程，她的行政能力與編輯專長，讓整個計畫的進行順利而愉快。最後，感謝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在計畫過程中的經費與行政支持。
本書厚達六百餘頁，為了降低售價，促進流通，全體作者決定捐出所有版稅，請讀者笑納。
謝國雄
2008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