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韻母

香港城市大學的張隆溪教授，對比較文學和跨文化的研究，十分深刻，寫了許多專著。 　

　　郝明義說，身為一個認識他多年的出版人，知道即使和他平常聊天也那麼逸趣橫飛，所以一直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怎麼編一本書，把他介紹給校園以及學術界以外的一般讀者，讓大家可以聽他敘述一遍自己的人生旅程，怎麼從文革時期四川的一個山溝裡，最後得以進了北大，親炙朱光潛、錢鍾書等大師，又學成於哈佛。

　　這段神奇的旅程，始於他自修的兩本書。在一個黑暗年代的破落山村裡，兩本書卻為他打開了人生最美妙的窗戶。郝明義相信，凡是相信閱讀力量的人，看了他的旅程，應該都會深有所感。

　　另外，這本書還希望有第二個作用。為了使不是專門研究比較學和跨文化的人，也能對這個領域有些入門的認識，所以這本書裡也特別請張隆溪挑了幾篇這方面的介紹，並編輯了他一些很生動的「片語」。這些名之為「片語」的文章，都是張隆溪在一個個主題之下，對中西文學及文化所做最生動有趣的類比與對照。從中可以欣賞他在中西雙方文學與文化之間輕盈遊走的趣味。

　　書名「五色韻母」，出自於韓波（Arthur Rimbaud）有首詩寫自己對韻母和色彩的主觀聯想﹕“A noir, E blanc, I rouge, U vert, O bleu: voyelles,/Je dirai quelque jour vos naissances latentes”（A黑色，E白色，I紅色，U綠色，O藍色﹕韻母啊，∕有一天，我會講述你們隱秘的誕生）。

而張隆溪現在要講述他的五色韻母了。

　　書前還收有《他們說》一書中，對張隆溪做過有關「品味」的一篇訪談。這篇文章也放在這裡，希望有助於讀者對他有更多一些認識。

作者簡介

張隆溪

　　北京大學碩士，哈佛大學博士，曾在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任教多年，現任香港城市大學比較文學與翻譯講座教授。從事中西比較研究，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北京三聯，1986）；The Tao and the Logos（Duke, 1992，中譯《道與邏各斯》，1998，2006）；Mighty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Stanford, 1998）；《走出文化的封閉圈》（香港商務，2000，北京三聯，2004）；《中西文化研究十論》（復旦，2005）；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Cornell, 2005）；《同工異曲：跨文化閱讀的啟示》（江蘇教育，2006），Unexpected Affinities: Reading across Cultures（Toronto, 2007）等。

錦里讀書記

　　離開成都二十多年了，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那是一個文風很淳厚的地方，而那文風之厚，尤其
在艱難之際越發能顯出底蘊來。記得上高小和中學的時候，常到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去玩，喜
歡背誦樓台亭閣到處可見的楹聯。在供奉杜甫塑像的工部祠前，有咸豐年間任四川學政的何紹基題
的一副對聯：﹁錦水春風公佔卻，草堂人日我歸來。﹂工部祠前有幾樹臘梅，長得疏落有致，初春
時分梅花盛開，或紅若胭脂，或黃如嫩玉，遠遠就可以聞到一陣幽香。所以在正月初七的人日游草
堂，別有一番風味。在草堂寺，也許晚清顧復初所撰的對聯最有名：﹁異代不同時，問如此江山龍
蜷虎臥幾詩客？先生亦流寓，有長留天地月白風清一草堂。﹂小時候雖然不能完全體會這對聯的意
思，卻總覺得讀起來抑揚頓挫，韻味十足，也就一直記得。另外使我印象很深，後來一直不忘的是
陳毅元帥在草堂的題詞，取杜工部的兩句詩：﹁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這兩句讀來
十分痛快，似乎能從中體味杜甫的沉鬱，也更能想見陳毅自己的性格。

　　成都南郊有紀念劉備的漢昭烈廟，可是成都人都稱之為武侯祠，說明在人們心目中，神機妙
算，而且﹁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遠重於那位靠人扶持的劉皇叔。武侯祠的楹聯也很多，其中有集杜甫詩句的一聯：﹁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那飄在萬古雲霄中一片羽毛的形象，實在令人難忘，讀來使人有一種莫名的感動。在諸葛亮殿看見牆上石刻的杜詩《蜀相》，尤其開頭這幾句：﹁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再看看庭院中的古柏，便對這些詩句有格外親切的體會。這幾句詩使我想見遠在唐代，杜甫就已在城郊去憑弔過諸葛武侯，於是覺得在這些詩句中，似乎找到了和千年以上的過去一種特殊的聯繫，而在默默感悟之中，也似乎無意間獲得了一種深厚的歷史感。其實在小時候，這些都由耳濡目染得來，渾不知歷史感為何物，但也正因為如此，對文史，對讀書，便自然發展出純粹的興趣。所謂純粹，就是在其本身的樂趣和價值之外，別無任何實際利害的打算。我在開頭所說淳厚的文風，就是在這種對知識的純粹興趣和追求中形成的風氣。

困苦中對知識熱烈追求

　　然而對於求知而言，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到七十年代初卻是極為不利的一段。那時候說讀書
無用好像理直氣壯，報紙上就經常有偉人宏論，說讀書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於是知識分子
被名為臭老九，幾乎等同於階級敵人。當時有幾個囊括一切的概念，否定了一切知識：凡中國古代
屬封建主義，西方屬資本主義，蘇聯東歐屬修正主義，封資修都在破除之列，於是古今中外的文化
知識無一不是毒草。我們這個具有數千年深厚文化傳統的國家，一時間好像與一切文化為敵，要向
古今中外的文化宣戰。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地方觀念，也決不認為四川人有什麼特別，但我很小就聽大人們說過一句話，道是﹁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可以肯定的是，對當時那種狀
態，多數人是反感的。我那時候充滿了年輕人的反叛精神，對報紙上公開宣揚的讀書無用論和大肆
吹捧的白卷英雄，都從心底裡反感、厭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