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顧與反思：在北大的最後一門課

　　《我的回顧與反思》是錢理群在北京大學最後一門課的講稿。在北京大學任教二十多年的錢理群，在2002年退休前夕，決定以自己為研究對象，講述個人生命歷程，同時總結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思想的變遷。 錢理群在1999年被票選為北大最受歡迎的教師，在北大的講課曾經風靡一時，各系甚至各校的學生都會慕名前來。他的學生、現任北大副教授的孔慶東，曾如此描述錢教授的上課情形：「他洶湧的激情，在擠滿了幾百人的大教室裡奔突著，回蕩著。他深刻的見解，時而引起一陣急雨般的掌聲，時而把學生牢牢釘在座位上，全場鴉雀無聲。」 如此影響了一整代北大學子的激情，如今濃縮在這本自我生命與整個歷史交錯的書中。

　　對他來說，「學術的探討，同時也是生命的掙扎；對研究對象的發現，也是對自我的發現」。換句話說，藉由這本書，我們不但可以瞭解一代學者的生命歷程，更可以理解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關鍵問題。 被人稱作「好為人師」的錢理群，更愛與年輕人在一起，即使被嘲笑有「青年崇拜」也不以為意。他自認欠了年輕人的債，認為自己這一代沒能把國家社會搞好，結果讓孩子來承擔，極為不公平。這樣的欠債感、罪惡感，構成了他教學與寫作的驅動力，也讓他決定在北大退休之後，仍要回到當年下鄉的貴州從事中學教職。 錢理群的出身與經歷都可以視為中國的一個縮影：他的父親是對台灣農業貢獻良多的錢天鶴，他的一位哥哥與姊姊則是共產黨員。父親為了救國，加入國民黨；哥哥姐姐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加入共產黨。這使他對國共兩黨時都帶著很深的感情，無法絕對站在任何一邊。對此，他所能作的，就是寫出歷史的複雜性。

　　本書以一種「精神自傳」的展現方式，細細回顧數十年來的治學生涯和人生故事，其清醒與深刻的自省鑄練出文字中飽含的情感，是認識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心靈的重要著作。本書內容曾在去年以《我的精神自傳》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

我的研究工作在學術界從來是有爭議的，或者說是愛憎分明：喜歡就非常喜歡，討厭就非常討厭。我自己很滿意於這樣一個命運。因為一個學者，不能要求大家都說他好，有爭議就說明有特色，有特色就會有問題。這是一個錢幣的兩面。魯迅有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文化偏至論》，我就希望自己做一個「偏至的學者」，而不願做一個四平八穩，面面俱到，人人說好的學者。

現在開始講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六十多歲講傳記材料似乎有點早,按照中國傳統應該到七十、八十歲。但是我又一想，萬一死掉怎麼辦？所以現在先來講一點，其實這些材料以前都在書裡寫過，今天不過是系統化一點，再補充一些細節。

我曾經說過，我的研究有兩個目的，一個是「還債」，一個是「圓夢」。那麼，我有什麼「債」？簡單說起來，是三筆債：欠家庭的債，欠年輕人的債，欠自己的債。

我的家庭

先談家庭。我出身於世家。外祖父項蘭生，他一生經歷很豐富，從晚清到辛亥革命，到1959年去世。我昨晚還在看他的年譜，看得津津有味。外祖父出生於1873年，是晚清著名的維新派思想家王韜的學生。他的年譜裡有一段對王韜的回憶很有意思：「韜師住四馬路十路……韜師談論甚豪，論天下 論天下大勢，歷兩時許，滔滔不絕。」第二天他又請外祖父吃飯，「並贈著述十數種，以後往見數次，幾曾嘉許，頗得教益，並嘗通書後，對於八股文不必看的太重，務必多讀史書，認識世界大勢，為立身行己基礎。功名問題，可以堅決放棄。」這裡記述了我外祖受王韜那一代的影響，老師強調的是：八股不要看得太重，要多讀史書，認識世界大勢。這是一個非常開闊的眼光。後來我外祖父成為維新派人士，他最早在杭州辦白話報，開辦安定學堂；然後又擔任浙路公司公務科長。辦學堂，辦報紙，修公路，這都是開時代風氣之先的。以後他做了大清銀行的秘書官，他的日記記載了辛亥革命時大清銀行界對革命的反應，我看了覺得很有史料價值。以後他又創辦浙江興業銀行，擔任董事長，到50歲時就退休了，56歲（1928年）時完全退休。可以看出他是早期維新派人士，而且又較早參與中國銀行界，應該是江浙實業界的一個代表人物。

我的父親天鶴先生是安定學堂第五屆畢業生，外祖父就把長女嫁給自己的得意門生。我的母親從小受西式教育，請英語老師教英文。父親後來大概是1906或1908年去美國留學。他先是考取了清華學堂預科，然後從清華畢業後到美國康乃爾大學學農科。胡適也在那裡學農科，他應該是胡適同學。我曾談過20世紀初有兩次留學高潮：第一次是包括魯迅在內的留日學生，主要學習人文科學，學軍事，學政治；第二次高潮是我父親這一撥留美學生，主要學習自然科學。那時著名自然科學家竺可楨，語言學家趙元任等都是我父親的朋友。他們發起組織自然科學家團體，辦《科學》雜誌,我父親是最早發起人之一。我曾經研究過他們的《科學》雜誌。當時在中國比較早提倡民主科學，一個是《新青年》，另一個就是《科學》雜誌。我們過去對自然科學這一塊不夠重視，其實真要研究五四，自然科學家是不能忽略的。我父親基本主張農業治國，是農業方面的專家。後來「好政府主義」成為這批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強調要改變中國面貌必須進入體制內，這與我們今天某些知識分子的思考非常接近。所以蔣介石1928年統一中國後，國民黨也試圖走專家治國的道路，有一批專家進入國民黨政府機構內，我父親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參加國民黨政府，在抗戰時擔任國民黨政府農業部的常務司長，相當於今天主持業務工作的副部長。我父親主持全國農業有十五年之久，在抗戰時期對大後方農業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我研究了他的農業思想，覺得非常有意思。他提出一個觀點：發展農業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提高農民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為達到這個目的要綜合發展，強調農業的商品性，發展商品農業，而且從金融，信貸，生產，流通，科技，教育----各個環節發展農業經濟，這些農業經濟思想與今天非常接近。但當時在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下不可能實現，實際上沒起多大作用。在我看來這也是個悲劇。總的說來，我父親屬於胡適這個體系。1948年胡適準備組閣，我父親是他組閣名單中的農林部長。我另外一個哥哥，三哥，抗戰時從淪陷區逃到重慶，後來跟穆旦他們一樣作為大學生當美軍翻譯，以後進入外交界，1949年從大陸到臺灣，以後又到美國，作國民黨駐舊金山領事。他和父親都屬於國民黨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