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
結束海外流亡之後，我回到了台北。天地何其廣闊，我要尋找的，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可以安心閱讀的書房。要實現這個夢，未料是那麼困難。遍尋書房不著之餘，我又進入了另一個城市流亡的階段。在自己的土地上過著放逐的生活，已超過三年以上。我租來的空間，有時是深巷公寓﹔迫於茲約規定，而必須隨時搬遷。
因此，危樓之危，可作二解。一是指客觀環境，居無定所﹔一是指心理狀態，時時都在浮游。選擇定居，已經成為我返台後的最大願望。我相信，假以時日應該能夠完成這小小的心願吧。不過，在定居之前，我是不可能擁有自己的書房﹔既然沒有書房，我的藏書就不可能團聚。
過著飄泊的生活，我的藏書也就跟著流浪。七○年代出國以前購買的書籍，現在存放於高雄左營的故居。在異域留學時期的藏書，目前仍然留在加州聖荷西。回國後，我又累積了超過租屋所能容納的書籍，只好置放在台中靜宜大學的研究室。如果把全部書籍集合起來，應該可以組成一個小小的圖書館。
每一個階段的藏書，大約都能反映特定時期的心情與思考。七○年代的閱讀，偏向中國文學與歷史﹔因此，書籍收藏大多集中在這個領域之上。那段時期被查禁的專書與雜誌，成為我珍藏的對象。回到左營小鎮，我總是忍不住去翻閱已經泛黃、甚至沉澱成為茶色的書頁。時間孕育出來的氣味，夾雜著樟腦丸的暗香，彷彿引領我走回那無可挽回的年代。
從大學時代到研究所，我橫跨在新詩批評與宋史研究之間。讀史，必須在古籍裡標點句讀。到現在，從殘存的墨跡，也還能窺見自己挑燈苦讀的模樣。至於詩集的書頁，往往在上下空白處發現當時閱讀的評語。坐在自己年少時的書房，一邊眺望家鄉的山景，一邊思索昔日的眉批，不免使我產生複雜的情緒，既感傷、又幸福。許多失去的情感，許多忘卻的記憶，都在舊書上的積塵揮去時隱約浮現。
到達異域之後，我的關注轉向台灣文學與歷史。我的轉向，自然帶有高度抗議的意味。聖荷西書房藏有不少關於左翼運動史的專書與資料。在那段流放的歲月，我深知社會主義思想在台灣是不容觸探的。我決定偏離長期以來對宋代中國的專注，而投入台灣左翼史的研究。台灣，是高度禁忌；左派，又是另一個禁忌。闖越這兩個禁區，我為的是要抗拒氾濫的政治權力干涉。
在海外讀書，最方便之處莫過於享有豐碩的圖書館。海峽兩岸的禁書，幾乎都可以在許多大學校園裡的東亞圖書館獲得。我從事的台灣史研究，特別是與日據時期相關的議題，都依賴了這些海外的收藏。由於異域並不在權力干預的範圍之內，我也能夠得到來自中國、香港、日本出版的書。飄洋過海的書籍並不止於此，還有更多的書，都是透過陸續來訪的島內朋友隨身攜帶的。其中還有一些被列為高度禁品的刊物，還是朋友冒著海關檢查的危險，暗中挾帶出境。在戒嚴令還未解除的時期，於我而言，不僅是那些出版品值得珍惜，當時隨著書籍暗藏而來的情誼，至今仍使我感動。
這些來自不同時空的出版刊物，都相安無事置放在我的書桌。夜深時刻，窗外街道寧靜得傳來遠處火車鳴響之際，我便從容出入於書籍的世界。無論是簡體字或繁體字，無論是日文或英文，無論是台北或北京的刊物，都在支撐我的思考，更在維繫內心世界於不墜。如果書中藏有靈魂的話，當能見證我昔日上揚與下沈的流放歲月。
回到聖荷西的家居時，我酷嗜坐在自己的桌前，並不是為了反芻曾經有過的挫折與苦楚。只是對於過去思考過的議題，想要重新思量。翻閱筆跡縱橫的舊書，從前的一些感受、情緒，猶躍然紙上。但我知道，如果曾經鑽研過的專題現在從頭做起，大概已全盤走樣了，至少在思考層次上是如此。
同樣的窗口，同樣的燈下，端坐著一個孤獨身影；這樣的身影，容納了許多無可言喻的愁緒。望鄉與念舊的情感，也在影子裡湧動過。有這樣一個身影伴我夜讀，度過多少寒雙和冬天與微風的夏天。我回到台灣以後，也把這個身影一併攜回，經其消融在故土的陽光和雨水之中。畢竟，我已親自終結飄忽動盪的心情，已經尋回了可以信賴的土地。那寂寞的身影，自然也消逝無蹤。
到今天為止，我仍住在城市的危樓，仍習慣於年少以來的獨坐夜讀。耗費了將近二十年的追求，我終於還是回到生命的原點。只不過是我的年紀已經跨過中年，閱讀的方式大不相同於從前。
當年海外回望台灣，總覺得這是一個靜止而凝固的島嶼。回來後，透過接觸的書籍，漸漸發現這個社會在思考方面已經產生巨大的變化。台灣知識份子的書寫與思考，隨著後戒嚴時期的到來，已經變得開放而多元。無論是新思潮的介紹，或是創作技巧的提升，都排除了過去那種自制、拘謹的表達方式。在思想箝制的時代，每位作家都依循了一套標準進行創作或閱讀，但這樣的標準顯然已受到摒棄。
過去在讀書時，總會依賴著一種習慣，那就是以作者為中心去摸索書中的主題。同時相信作者的敘述觀點，並且接受作者在書中所建構的價值觀念。這種習慣的養成，主要是讀者的思考怠惰所致。讀者在思考上會產生怠惰，則是由於受到大環境政治權力支配的影響。只要不去開發想像，就不會遭到當權者的監視與嫉視。大環境的營造，終於迫使讀者必須仰賴作者的任何書寫方式。凡是作者宣揚的，都屬正確；既是正確，就無需想像。
我回到台灣的時候，整個社會已經進入解嚴的階段。權力干涉的氾濫，開始受到抗拒。作者與讀者已慢慢從舊有的標準尺碼中解放出來。在文學批評上，有一種「誤讀」（misreading）的方法。在台灣，有人將之譯為錯讀，或偏讀，或歪讀。我給學生講解時，告訴他們「誤讀」就是一種沒有標準的閱讀方式。面對一冊書籍時，並不需要推測或揣摩作者的原意，而是根據書中文本（text）所負載的意符（signifier）去解碼即可。抗拒作者的權力支配，誠然可以採取誤讀的策略。
夜讀的時刻，就是我的誤讀時刻。我很同意閱讀就是另外一次的創作，正如批評也是。在沈靜的都市夜晚，星光次第的盤踞盆地的上空，便是我與無數作者對話的時刻。星球與星球之間的第三類接觸，都是通過誤讀的方式在進行。浸淫在作者密佈的符碼裡，我嘗試去解開信息，讓許多不可解的意義從語言囚房中釋放出來。讀書是一種快樂，更是一種享受。因為，在作者建構起來的思考基礎上，我容許自己的思考再出發、再累積，從而構造了我自己的想像世界。
縱然在自己的土地還找不到書房，縱然在城市的街道繼續放逐的生活，我全然沒有失落。天地無論有多廣闊，我僅要求一個小小的、可以安心閱讀的角落。只要閱讀不受干擾，不必中斷，想像力與創造力就可持續獲得開發。擁有一塊可以信賴的土地之後，從前的寂寞與孤獨自然就逐漸稀薄、淡化，以至煙消雲散。過了中年，我的靈魂又再次復活過來。《危樓夜讀》便是最好的見證；返台後的所思所想與閱讀札記，都可在其中找到蛛絲馬跡。靈魂既以復活過來，流亡時期的挫折與感傷，就值得我擲棄了。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 於台中靜宜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