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
英文版的《初唐詩》和《盛唐詩》大約是在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前出版的。那時的中國古典文學學術界和現在十分不同。那時，我們擁有基本的原材料，雖然王績的五卷本詩文集直到一九八七年，也就是《初唐詩》出版十年之後才面世；那時，很多詩文集的箋注本都還沒有問世，我們也還沒有傅璇琮等學者就作者生平和詩歌編年作出的重要研究成果。現在的電子文獻把檢索字詞變得非常容易，給研究工作帶來了極大的方便，而在二十五年前，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
那時，我們缺乏現有的種種研究工具，只能依賴清代和民國時期的學術成就。最重要的是，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中國學術獲得了長足發展，唐代研究領域精彩紛呈，令人欣慰和鼓舞。
《初唐詩》、《盛唐詩》有它們的局限、錯誤和缺點。如果能夠重寫，它們一定會很不一樣。無論是我個人，還是我所利用和借鑑的學術研究，都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不過，即使在多年之後，我相信書中的一些基本論點和對文學史採取的視角仍然不無其有效之處。
文學史不是「名家」的歷史。文學史必須包括名家，但是文學史最重要的作用，在於理解變化中的文學實踐，把當時的文學實踐作為理解名家的語境。我們不應對一個長達百年的時期進行大刀闊斧的概括，而應該檢視較短的時期，作家群體，不同的區域。這樣一來，傳統的學術研究，比如說交遊考、年譜，就會和文學史寫作以及理論研究結合起來，從而獲得嶄新的意義。文學史試圖把具體細節和對整體的理解與把握聯繫在一起，而整體的複雜性總是使簡單的概括顯出不足。
在對詩歌的研究裡，學術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具體的詩篇。好的文學史總是回到詩作本身，讓我們清楚地看到詩人筆下那些令人訝異的、優美的、大膽的創造。
最後，我要向這兩本書的譯者賈晉華教授表示衷心感謝：如果三聯書店認為這兩本著作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還值得在中國再版，那麼，功勞有一半屬於賈教授。
二○○四年八月
傅璇琮
自從歐洲的第一批耶穌會士抱著傳教的虔誠，越過重洋，在明朝末年來到中國，開始接觸中國的社會和文化，西方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和研究，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如果按照《國際政策的文化基礎之研究》作者諾思羅普（F. S. C.
Northrop）所說，世界各國人民的根本分歧不在於政治而在於文化，這種分歧深深植根於各自傳統的不同概念之中，那麼，四百多年來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固有精神和價值的探索，實際上可以說是兩種或兩種以上文化的互相認識和補充。這也構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豐富繁複的圖像。尤其是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它的悠久的歷史文化被世界所認識，以及這種認識的日益深化，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課題。從這個背景上說，宇文所安先生的成名作《初唐詩》被介紹到中國來，它的意義就不僅僅是中國學術界增加一本優秀的漢譯名著，而且還在於它是文化交流的鏈索中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環節。
在探索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的認識過程中，我們不應該忘記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他的思想和著作日益受到中國讀書界的注意，特別是近幾年顯得十分突出。是他揚棄了在他之前的歐洲學者的共同學風，即服從於自己的時代背景和相應的要求，按照西方人的思想模式來理解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正是從韋伯開始，主張應當密切聯繫社會歷史的實際狀況來研究觀念的形成和演變軌跡。這就為爾後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格局，那就是要對中國的文化真正有所了解，就應當探求中國傳統文化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努力依循中國人的思想方式來進行課題的研究。這種情況，特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學者那裡，表現得更其明顯。
關於美國學者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就我所看到的材料，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人文系及語言學系教授李珍華博士的︿美國學者與唐詩研究﹀（載《唐代文學研究年鑑》第一輯，一九八三）是最清楚、概括的一篇。這篇文章講的雖然是美國的唐詩研究，實際上足以反映美國於本世紀五○年代以來漢學研究的巨大進展。我們只要比較一下上一世紀同一時期法國學者對中國那些平庸的言情小說《平山冷燕》、《玉嬌李》的推崇，和本世紀近三十餘年來美國學者（包括美籍華人學者）對唐詩、宋詞及明清小說的認真探討，相距真不可以道里計。日本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往往以綿密的材料考證見長，而美國在這方面卻常以見識的通達和體制的闊大取勝。
正是從李珍華先生的文章中，我知道了宇文先生在唐詩研究中取得的成就。李珍華先生把宇文先生列為美國的中國文學研究的第三代學人。而稱為「特別值得一提」，並推許出版於一九七七年的《初唐詩》為「一本傑作」，說「把整個初唐詩作一系統性處理，歐氏可以說是第一人」。李珍華先生對歐洲文化與美國文學均有深邃的認識，而又對唐詩，特別是初、盛唐詩有較深的把握，因此我想他的話是可信的。由於我參與《唐代文學研究年鑑》的編輯，較早讀到其中的文稿，因此李先生特別提及的宇文先生著作給我的印象很深，並盼望能早日見到全書的中文譯本。現在依靠賈晉華女士的努力，這個願望得以實現，甚感欣慰，我想我們國內的唐詩研究者也會從這一譯著中獲得啟發。賈晉華女士前數年從廈門大學周祖譔先生研治唐代文學，她的碩士學位論文論皎然《詩式》及大曆時期江南詩風的特點，也給我很深的印象，她的從文學演進的內部規律與外界社會文化思潮相互影響的研究，與宇文先生的治學，也確有不謀而合之處。以賈晉華女士對唐詩所具有的修養來從事於本書的翻譯，必能準確表達原書的勝義，這應當是無可懷疑的。
在過去一個很長時期中，初唐詩的研究在我國整個唐詩研究中是一個極為薄弱的環節。初唐，如果把下限定在睿宗時，那就是足有九十年的光景，占了唐代歷史的三分之一。如果對於這一階段文學研究不足，就不可能充分說明盛唐的高潮。對這九十年時期的文學，過去的論著往往只停留在一個籠統的認識，細節研究非常缺乏，這種情況在最近四五年內才有所變化。作為近體的律詩，到底是經過什麼樣的軌跡一步步地成熟的？古詩，特別是盛唐、中唐時一些大家所擅長運用的七古，怎樣從南北朝的涓涓細流，經過初唐作家的多方嘗試和大膽變革，而彙成長江大河，這中間有什麼規律和經驗可求？由「四傑」而陳子昂，而沈、宋，是怎樣一步步遞嬗演進的？當時的社會思潮、文化氛圍給予詩人和詩風以什麼樣的影響？初唐時期幾個帝王的宮廷政治和文化生活，賦予文學風格以什麼樣的特色？這些，都需要做細緻的分析。而近幾年來我國初唐文學研究的進展，也正是在這些方面作出了令人矚目的探討。從這一研究的歷史背景來看，宇文先生作於一九七七年的這本《初唐詩》，在中國學者之先對初唐詩歌做了整體的研究，並且從唐詩產生、發育的自身環境來理解初唐詩特有的成就，這不但迥然不同於前此時期西方學者的學風，而且較中國學者早幾年進行了初唐詩演進規律的研求。雖然近幾年來中國學者的論著在不少方面已作了深入的挖掘，大大加快了初唐文學研究的進程，但宇文先生的貢獻還是應該受到中國同行的贊許的。
我們高興地看到，在《初唐詩》之後，作者又於一九八一年出版了《盛唐詩》，更進一步論述了初唐與盛唐的關係，並對盛唐詩人作了使人感興趣的分類（如把張說、張九齡、王維作為「京城詩人」，把孟浩然等作為「非京城詩人」，把王昌齡、高適、岑參作為處於兩者之間的詩人，「京城詩人」多用律體，「非京城詩人」多用古體）。宇文先生近年來的研究格局似更為放開，由論述詩歌創作進而研討詩歌理論。他說他更強烈地感覺到詩歌中那些無法為文學史所解釋的方面；他仍然相信文學史是基本的，但它需要由對詩歌的其他方面的探討來補充。為此，他又撰寫了關於中國詩論的論文，結集成八篇文章，起名為《中國傳統詩歌和詩論：預言的世界》（威斯康辛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緊接著又是一組八篇文章的集子：《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哈佛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他自己說這八篇文章是一種反系統的處理，將互不相關的作品放在一起考察，嘗試著使單篇的詩作和散文煥發出生命力。這樣做，作者也抱著一種希望，這就是打破美國的中國文學狹窄的閱讀圈子，尋求更多的讀者。
宇文先生的學術著作在其已經完成尚未出版的《中國文學思想讀本》中?，更有新的進展。他認為，過去大部分論述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英文著作，都傾向於運用現代西方文學理論的術語，而在他的這部近著裡，卻試圖向英語讀者表明，作為中國詩歌基礎的概念和趣味，與西方是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各種傳統的文學思想都具有偉大的力量，但是這些力量是各不相同的。宇文先生的這一認識的確值得讚許，這是對不同民族文化傳統充分尊重的態度，只有持這種態度，才能達到真正清晰的理解。這是一個嚴肅的學者在獨立的研究中擺脫西方習以為常的觀念所必然產生的結果，是一個富有洞見的認識。
近十年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已取得可觀的成績。但人們對研究現狀仍不滿意，這種不滿意是多種多樣的。在我所接觸的一些研究者中，越來越感到對古典文學的研究結構需要有所反省，這就是說，研究結構存在不合理的情況。有些課題投入的力量多，成果卻並不多，許多情況下往往是一窩蜂，趕熱門，結果卻出現了不少缺門，這就必然影響總體水準的提高。這是一個需要詳細論證的問題，不是這篇短序所能承擔的。由宇文先生的著作，使我進一步感覺到，作為古典文學研究結構中的問題之一，就是我們對國外學者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現狀的了解，是多麼的不夠。我相信，在美國、日本、歐洲以及其他一些地區，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有價值的著作，一定還有不少，它們以不同的視角來審視中國的獨特的文學現象，定會有不少新的發現，即使有的著作有所誤失，也能促使我們從不同的文化背景來研究這些誤差的原因，加深我們的認識。如果我們能有計畫地編印一套漢譯世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代表作，肯定會受到中國學術界和讀書界的歡迎，也將會對我國古典文學研究結構起到積極協調的作用，這是我個人作為研究者之一所深深期望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