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光宣詩壇點將錄斠註前言
高拜石
文學的轉變，每與時代為因緣，而以詩歌最能透其消息。以滿清一代而言，詩學之變遷，可約分為三期：康（熙）雍（正）（公元一六六二年至一七三五年）為初期，乾（隆）嘉（慶）（公元一七三六至一八二○年）為中期；道（光）咸（豐）（公元一八一二至一八六一年）以後為近代。初期之詩，承明代前後七子之流風餘韻，奇情盛藻，聲律鏗鏘，不過易姓改步之際，善感的詩人，不無麥秀黍離之感，或多憫時念亂之思，稍後則又不無攄思鳴盛，點綴昇平之語，故在這一期裡，可謂眾製咸備，風會總雜。到了乾嘉之世，為清代全盛時期，獨詩學不振，原因則以承平之作多悅，詞采有餘，意境則了無動人，這一時期的詩，芳華典贍，才質並弱。道咸兩朝，國勢由盛而衰，外有列強的窺伺，內則髮捻之變亂，詩人念亂，變徵之音遂作，一般憂時之彥，致意經世之學，思為國家致太平，值時多難，此意蕭條，行歌甘隱，所學一發於詩，而詩之形質，遂為之一變，詠歎之中，時寄憂感，心境與世運相感召，便不覺流露於字句，流衍所至，遂直接影響到同光諸家了。
同治之初到光緒之季，其始大亂敉平，東南底定，史稱中興，可是髮捻雖滅，西陲尚在用兵，局勢稍穩，而外侮又亟，甲申、甲午以後，接著戊戌、庚子之兩場大禍，更是大傷元氣，文士詩人，痛定思痛，發於聲詩，詞旨淵微，蔚為風氣，流布至廣，影響至深，文廷式嘗言：「生人之禍患，實詞章之幸福」，其語至痛，由而可覘這五十年中之詩學風會的。故單就詩學而言，清詩至同光而極盛，詩人雲起，其確能卓立成家亦多，世稱同光體。
彭澤汪辟疆國垣，為贛籍的名詩人之一，曾在金陵大學中央大學執教，桃李滿宇內，尤與並時諸賢多相交接，凡有專集行世，或尚未刊行之作，每先寓目，閱覽既多，論列尤當，曾有《光宣詩壇點將錄》之作，擇同時詩人一百八人，比擬於水滸之天罡地煞，雖為一時遊戲，而條列謹嚴，衡量甲乙，悉秉公論。據汪氏自言：
「曩與義寧曹東敷同客南昌，又同寓簡庵思齋昆仲家，昕夕論詩，極友朋之樂。東敷詩學黃陳，頗為當世名流所推許，與愚一見即定交，蓋愚蚤年言詩，夙服膺元祐諸賢，與所論不謀而合也。東敷言並世詩人，突過乾嘉，昔瓶水齋主人，曾有乾嘉詩壇點將錄之作，子於並世諸賢，多所親炙，盍續為之，亦藝林一掌故也。余即具草，比擬洽合，至萬不可移易處，東敷、簡庵、思齋皆拊掌大笑，竭一晝夜之力，而當世諸人，泰半網羅此冊矣。……」
汪辟疆於民國十四年乙丑八月到北平，那時章孤桐正在執政府任教育總長，《甲寅》周刊亦於此時復刊，向汪索稿，汪乃重為釐定一過付之。
汪作之《光宣詩壇點將錄》，見於復刊之《甲寅》周刊第五至第九期，傳布之始，南北詩壇，為之轟動，在上海做寓公的諸耆宿，如康長素、陳散原、陳蒼虬、王病山諸人，相聚時每舉為笑樂。但也有居然認起真來，表示異議或爭論的，如章孤桐以其丈人吳彥復，不宜置於步軍將校之列，力爭應要與散原諸人相比擬；康長素對人也說：「我康有為生平對於經史學問，都是具有哥倫布尋覓新大陸的本領，汪某怎麼把我比作神行太保？」
此外更有一般讀者，或函陳意見，或認有商榷餘地，甚至或說他有失品評之正，更有指謂挾有鄉里的私見。汪氏均一笑置之，不與辯釋。他認為：「詩之得失，寸心自知，衡量甲乙，悉秉公論，既無偏挈之辭，復少譏彈之語，至比類達恉，不無軒輊，實欲存一代之文獻，備詩壇之掌故也，私門故吏，見其位次高者，自多獎飾之辭，其卑次者，即不免詆諆之語，一手不能盡掩天下目，此固不可以口舌爭也。……」足見其所持之謹嚴處。
《點將錄》在《甲寅》周刊發表了十年之後，民國廿三四年間，上海的《青鶴雜誌》又重行刊載一次，那時候錄中的詩人，已漸凋零，國難正殷，也少有人注意，汪氏時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文學系主講，曾寫有《近代詩派與地域》，對五十年來諸詩派源流衍變，多所分析，一代風雅，多所扢揚。八年抗戰，繼之大陸匪亂，於今又已三十餘載，汪氏以將近八十之年，已歸道山，其遺作已不易見，《點將錄》中諸人，更已俱作古人，談詩壇掌故者，每有提及，而苦弗詳。承汪之高足章斗航教授見示原作，披覽之餘，因就其中論列諸人之後，加以斠註，俾詳所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