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大部分的專家認為男生女生的不同來自父母、老師和朋友對待他們的方式不同。這二十年來，排山倒海的研究資料讓我們看到這個差異的顯著性和重要性。性別差異的確是存在的，它是大腦生物基礎上的不同，這對孩子的教養與教育非常重要。
在本書中，心理學家薩克斯醫生帶領著父母走過許多性別差異的迷思，他解釋孩子如何思考、如何感覺、如何學習、如何反應。他從紀律、學習、冒險性、攻擊性、性和毒品等諸多主題切入，讓我們看到男生和女生在遊戲上不同、在學習上不同，他們衝突的型態不同、辨識方位的策略不同、看外界的方式不同、連聽力敏感度都不同。
薩克斯醫生是單性教育的主要領導者，他所提出許多男女分班上課好處的例子，非常有說服力。不同於許多教育家和教養專家都認為性別差異應該被忽略或被抹滅，他主張父母鷹超越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父母、老師應該要認識並且利用這個生物上的差異，來使女生成為女生，男生成為男生。
我們的任務是創造一個鼓勵和珍惜男女天生性別差異的社會，並且同時讓每個孩子都有相互對等的機會。
我生長在一個重男輕女的時代，我的母親因為生了我們六個姐妹，不得祖母的歡心，我的父親也因沒有聽從祖母的話，把我們送出去作養女不得祖母的諒解。所以我們小時候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考不上北一女不要念，考不上台大不要念。」只有考上公立學校，祖母才會勉強讓我們去念。所以我們小時候都很希望自己是男生，男生會做的事，我們一定可以做，父母也把我們當男生栽培，再辛苦都讓我們念書，使我們將來比男生有出息。母親更要求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拿到博士，有一技之長，自己會賺錢，不必看人臉色。
因為家中都是女生，念的又是女校，平常很少有機會接觸到男生，所以一直到上大學，我都不覺得男女有什麼不同。尤其在課業上，女生的成績一向是比男生好，每學期班上拿書卷獎的都是女生，所以總是覺得女生跟男生沒差別，如果有差別一定是別人的偏見。我們被訓練得對男女性別議題很敏感，處心積慮要去證明兩者是一樣的。
這個迷思一直到我出國留學，經驗、見聞多了，才感到男生女生的確有不同。在國外我常迷路，因為對方向沒概念，我發現我雖然一樣會看地圖，但是如果我要往北，我的地圖一定要朝北，如果地圖朝南，我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把它在腦海中轉過來。到我兒子十歲時，有一天開車在找路，我發現他看地圖的能力已經超越我了，坐在那裡拿著地圖指揮著我左轉或右轉，我才第一次相信或許在某些能力上，男女是有先天大腦上的不同。有了這種感覺後，我開始注意男女在各種能力上的不同，就發現女生指路都用地標和顏色：看到麥當勞左轉，看到右邊白色的教堂右轉，過去第三家紅色的房子再右轉……，但是男生都是說：中正路向東走二公里……，因此，我學會了問路時只問女生，因為問男生沒有用，我搞不清楚東在哪裡。
這些因性別有差異的困惑我在心中放了很久，雖然坊間陸續有一些關於男女性別差異的書出來，但是對我來說，沒有實驗證據的書是「閒書」不可當真。一直到一九九九年我看到一本從大腦科學上來談男女性別差異的書出版，立刻把它翻譯成中文，就是《腦內乾坤》（Brain Sex，中譯本遠流出版）這本書，它的副標題是「男女有別，其來有自」，男女在各種能力上的差別是先天大腦設定的。有科學證據的書果然不一樣，這本科普書賣得很好，這在一般人不肯買書的台灣很少有的，最近甚至計劃改版，顯現這方面知識是很多人的需求。
然而科學一直在進步，很多新知識不斷的湧出來，腦科學更是一個進步最快的領域，透過腦造影技術的精進，這十多年來我們對大腦在性別上的知識又累積了很多，所以覺得應該要再介紹更新的觀念進來。尤其國外非常注重大腦知識在教育上的應用，布希總統一上任就宣布「這是腦的十年」（It’s the decade of brain），前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蕊也在白宮召開腦與教育的記者會，強調大腦發展與學習上的關係。
很多有經驗的老師都覺得教男生和教女生是不同的，他們用一樣的方法教，但出來的成果卻不同。《養男育女調不同》就是一本最新的從大腦神經結構上的不同來看男女性別差異的書，對很多我們觀察到的現象提出合理的解釋。作者說明了男生和女生學習的方式不同，所以認為男女合班上課對男女生都不公平，他建議同校但分班，甚至男女分校。這個主張乍看之下好像開倒車，因為在一九六○年代，女權主義者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得單性學校如西點軍校收女生，現在居然又說要回復單性學校，這不是開倒車嗎？但是把書看完就明瞭了，因為書中列舉的理由我在北一女時都親身經歷過。在女校中，我們做任何事都不會考慮性別，女校中的女生會很自然的選擇去吹小喇叭或打鼓，在北一女立志要念物理和數學的同學比比皆是。但是男女合班就不一樣了，女生會比一般女性更女性化，不會選擇念理工科也決不肯去吹小喇叭，男生也更要裝出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慨。所以男女合校的女生最在乎的就是她的外表，尤其現在髮禁又解除了，更要花很多時間去打扮自己（朋友說她的孩子每天一進了浴室就出不來，在裡面想盡辦法使自己更漂亮）。不過作者主張男女分班最主要的理由是在教學策略上應有不同，這本書應該可以說服很多老師在設計教學方案及出家庭作業上有所不同。
本書另一個重點是管教、紀律方式。作者認為父母不是孩子的朋友，是監督保護他的人。朋友是平等關係，朋友的話可以不必聽，但是父母是監護人，長輩的忠告不可當耳邊風。所以作者說，如果你覺得孩子應該要上某個夏令營，而他不肯去時，你要堅持，因為父母有責任打開孩子的眼界。人不可能喜歡一個不曾接觸過、不知道的東西，如果他接觸過了，仍然不喜歡，便可以作罷；但是要讓他先試試看，所以父母應該儘量讓孩子接觸不同的新東西，培養他的多元化。
作者也說父母要以身作則，如果不要孩子抽菸，自己就不可以抽菸，因為模仿是最原始的學習，家庭是最早的學習場所，教育應該從家庭開始。他認為現在過動兒這麼多，有一部分原因是這些孩子從小缺少家教。現在父母都順著孩子的意，不吃蔬菜便由他去，改吃漢堡、炸雞；不想睡覺便由他去，徹夜看電視、打電動……他認為這是不對的，因此在書中，他花了一章的篇幅來解釋紀律的重要性：一個沒有紀律的孩子是無法受教的，一個不能受教的孩子，他的前途便有限了。父母以為順著孩子的意，不讓他哭鬧便是愛孩子，其實反而害了他，進了學校後便被視為過動兒。書中舉的例子中，竟有十歲大的孩子一天要吃三顆藥，令人震驚，也令我們沈思。很多時候過動兒不是真正的過動兒，是後天不恰當的環境造成的。書中提到的傑夫瑞是個過動兒，但是他卻可以在非洲茂密的草叢中一動也不動的坐上好幾個鐘頭等待獵物的出現，跟《愛因斯坦的孩子》（A Smile as Big as the Moon，中譯本遠流出版）中的過動兒一樣，當他們有目標時，他們可以學會控制自己，一樣可以完成任務。
這本書的前半部從科學上來破解很多迷思，如腦大不等於聰明；後半部談教養孩子的方法，兩者都非常重要。腦大就聰明是我們台灣最深入人心的一個迷思，書中舉實驗證據說明腦的大小跟身高體重有關，雖然女性腦比較小（在校正過身高體重後仍如此），但是女性大腦每公克組織的血流量比男性高，在許多重要部位，女性大腦細胞比較大，可以接收比較多的訊息，女性大腦功能的分布也跟男性很不一樣。作者說我們不應該問男生比較聰明還是女生比較聰明，應該問「在做什麼事的時候」男生比較優勢還是女生比較優勢。他說去爭辯刀叉好還是湯匙好是沒有意義的，必須看你是要喝湯還是要切牛排，如果掌握住這點，就不會發生哈佛校長桑默士（Summers）失言的事了。
在台灣，很多孩子過得很不快樂，追根究柢，是我們的教育制度沒有讓孩子的長處表現出來，反而提早給孩子很多他能力還做不到的作業，打擊了他的自信心。現在幼稚園所教的東西是我們以前進小學才學的，孩子還未準備好就教他閱讀、寫字、作心算，會使這個孩子痛恨學習，而且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其實每個人開竅的早晚不同，但是被分到後段班、放牛班（或直接被稱作笨班）的孩子自尊心所受到的打擊，卻是沒有什麼可以補償回來的。
書中的例子我們每天都看到，一個孩子雖然才五歲，但是老師嫌他笨、不喜歡他，他馬上知道。麥修的故事令人不忍，當孩子不肯上學時，父母要靜下心仔細檢查一下孩子的課程與他能力之間的關係，揠苗助長只會害死苗而已，沒有任何好處。孩子早一年上學與晚一年上學其實無關緊要，因為人生很長，對一個平均壽命七十八歲的現代人來說，他是五歲入學還是六歲入學又有什麼差別呢？人生是馬拉松，不是百米衝刺，時間一拉長，現在覺得不得了的事，以後回頭看起來不過爾爾。書中凱特琳自殺時的遺書上寫著：「真實的我是又胖又醜又笨的女孩……我不想做真正的我，我恨那個女孩……」這難道不是我們很多年輕人的心聲？我們都不喜歡真實的自己，都不能面對晚上卸下假面具的自我，所以才有這麼多的自殺案例。父母老師如果能看到孩子的優點，找出他的長處，孩子就不會覺得活著很痛苦。
在現在的社會，權力已從父母手中轉到尚未成年的孩子手上，父母什麼事都要徵詢孩子的意見，肚子餓了嗎，要不要吃飯？太晚了，要不要去睡覺？作者強烈質疑這是對的事情嗎？他說一個功能良好的家庭不是民主的家庭，重要的事孩子不應該有投票權，因為孩子心智未成熟，就像未成年人不能參政一樣，父母對孩子有監督保護的責任，小孩應該聽大人的話。當然他不是主張獨裁，但是書中舉的例子讓我們看到過猶不及都是不好，父母可以信任孩子，但不可以放任孩子。所以他說，把電視機及電腦放在公共空間，使孩子看電視或上網時，父母隨時可以監督，這不是侵犯隱私（因為沒有進入孩子的臥室），這是監督保護，使孩子不受色情、暴力的污染。
二○○五年《天下雜誌教育專刊》的主題是「家庭教育」，他們訪問了很多國中生，發現孩子最痛恨的是「補習」，最希望的是「父母聽他說話」，這本書可以跟家庭教育專刊互補，讓父母知道應該怎麼帶孩子才是真正對他好。作者說「快樂時間」（跟孩子一起做他喜歡做的事）和「管教時間」應該是七比一，如果花在管教上的時間比陪他玩的時間還多，父母就要檢討。如果台灣父母能做到這一點，我們的孩子會快樂很多，精神科病房也不會人滿為患。
這本書是這幾年來少見的有理論根據的教養書，它使我停下手邊原先在翻譯的另一本書，盡全力先把它譯出來。在目前混亂的社會，它有迫切性，社會、家庭、學校是教養孩子的三個支柱，缺一不可，一個國家的希望在孩子，只有青出於藍更勝於藍時，我們台灣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