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公義使邦國高舉──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胡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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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政治哲學家亞理斯多德說:「國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使公民有更美好的生活。」為了達到此目的,政治領導者要扮演「指導人民憲法精神的角色」,在人民之間樹立道德典範;領袖就是希望的化身,也是精神建設的人格典範;領導就是形塑價值觀,推動公民人文主義。
什麼是公民人文主義?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加以闡述:
一、理性與道德。公民社會是以理性、說服、合乎邏輯的方式進行溝通,公民道德就是能夠分清是與非、好與壞、善與惡、公正與不公正,公民具有天生的正義感。透過理性與道德的薰陶,使公民成為紳士與淑女,能夠理性與自制,培養自由、自決與責任意識。
二、羞恥心與正義感。羞恥心,是在乎別人對我的評價;正義感,是尊重別人的權利。遇到衝突,是以理性解決紛爭,最後是由公權力仲裁。
三、人類的天然使命。德國哲學家康德曾提出:「人類的天然使命是什麼?」是營造更美好的社會。為了達此境界,人性要受到四個層次的教育:學會遵守法律秩序、養成勤勞的習慣、處理好人際關係、成為有品德的人。學會遵守法律秩序,是文明的第一步;成為有品德的人,則是文明的目的。
四、對生命意義的終極關懷。丹麥神學家齊克果在《恐懼與戰懍》一書中提出一個省思:人要回到靈魂的深處,探討生命的意義。人要建立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神的新關係;人要在「獨特處境」感受到上天的召喚,進行「品質的躍昇」,不斷自我改造,自我提昇。
五、對社區、社會、國家乃至全世界的認同。亞理斯多德說:「我是雅典人,也是希臘人,更是世界公民。」由社區、社會、文化、國家往外擴張為世界公民,將社區、志工與願景結合,運用政府、企業、社會三個部分進行「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的整合,正是現代公民的責任、義務與承諾。
六、媒體的社會責任。媒體既是企業體也是社會之公器,追求及凝聚價值觀,站在國家利益、全民福祉立場監督、制衡政治人物。媒體有機會與責任說出政治人物做不到的事情。
七、知識經濟的世界觀。領導力來自關懷、執行力與人際關係,網路與全球化的社會意謂這是「知識人社會」也是「組織人社會」,每一個公民都要不斷自我再造,自我成長,終身學習,培養國際觀,確立新思維。
正是基於上述公民人文主義精神,我們要「創造台灣新價值」,達到理性、中道、美學的新社會。以下就是我們所追求的價值、願景與領導力:
一、自由、民主、人權核心價值。從古代雅典民主,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迄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法國、美國革命顯示,民主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平、民主、市場經濟」是人類三大主流價值。如何學習解決紛爭,如何尋求國家利益、全民福祉,如何透過和解、妥協建立典範,已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指標。
二、政治民主、市場經濟、公民社會。民主就是多元開放與寬容,是內心高度的自我克制,是植基於司法獨立與地方自治。市場經濟是鼓勵自由競爭,勇於承擔風險,進行「創造性的破壞」。公民社會是在上層的國家結構與下層的基層結構之間有中間階級成為支柱,透過法治與宗教追求精緻文化。
三、人文主義與宗教關懷。領導、管理與執行力就是一種人文素養、宗教關懷,透過做人、做事、終身學習與人際關係的運作,建立一個文藝復興式的社會,從法治、宗教、社區、志工、願景造就現代公民人文主義。
四、培養宏觀、深刻的歷史意識。回顧過往越深刻,前瞻未來就越清晰;歷史意識使人聰明和智慧,培養寬厚深沉、遠識兼照胸襟;歷史薰陶使人尚友古人、轉益多師、意中有人;「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
五、多元主義與包容精神。多元民主社會要培養「尊重」、「理解」、「接受」、「欣賞」的氛圍,「即使你認為你絕對的對,也要允許反對的聲音存在,如此才能證明你的觀點是否正確。」人類不能僅憑經驗,也要透過辯論,求同存異,找出情緒與利益的中間平衡點。
六、追求人類的永久和平。和平是一種相互學習的藝術,是理性的最高目標,也是一種道德義務。一群有追求永久和平決心的人,以意志、勇氣與見識改變世界。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也就沒有和平。
正是基於以上所述的「公民人文主義」與「創造台灣新價值」,我決定撰述這本書。問題是:為什麼以台灣原住民做為本書探討的主題?原住民人口僅佔目前台灣總人口的百分之二,人數大約四十四萬,如此少數民族,為何值得關注?為什麼?
原住民是目前弱勢中的弱勢,無論是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原住民都已居社會之底層。近十年來,舉凡任何風災、水災、地震所造成的土石流、塌方、遷村,原住民都是最直接的受害者,用「貧無立錐之地」加以形容並非過甚之詞。原住民的生活困境,由於政府、媒體缺乏應有之關注,並沒有引起社會的普遍正視。正是基於「社會公義原則」,我有了撰述本書的動機。
原住民的生存危機,早已成為世界性的議題。聯合國在一九九三年成立「聯合國國際原住民族年」,召開「原住民高峰會」,進行「原住民和平行動」,其目的是保護原住民權益,建立確認及保護這些權益的法律程序,推動以和平方式解決危害原住民的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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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二月,原住民運動出現了一位嶄新的靈魂人物──立委高金素梅,她以國會為舞台,重新召喚了原住民的自覺靈魂,從「蘭嶼反核能廢料」、「反馬告運動」、「控告靖國神社」以迄「凱達格蘭大道出草事件」,高金素梅委員成為原住民運動的新型領導者。令人訝異的是,在從事原住民運動之前,高金素梅委員與政治毫無任何關連,但她在演唱界、電視界、電影界早已是一位熠熠紅星。高金素梅委員如何塑造自己,如何提昇及轉型,又如何在困頓挫折中尋求突破,「高金素梅傳奇」也成為本書探討的主題之一。
這本「對談錄」溯源到一八九五年十月,日本台灣總督府頒佈了日令第二十六號「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取締規則」,第一條規定「無所有權狀及其他可確定之證明券之山林原野均屬官有」,開啟了「無主地即為國有地」的原則,完全否定了原住民由其祖先所繼承的土地擁有權。從此以後,原住民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與土地息息相關的社會、經濟、文化、宗教關聯。原住民由最早來台的主人,一夕之間成為社會底層的弱勢者,一百一十年來,此情況一直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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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完成這本書,我與高金素梅委員進行了將近一年的訪談與撰述過程,我從中學習及瞭解原住民歷史與文化,是一段豐盛的知性之旅,也對高金素梅委員的生活經驗與人格特質有深刻的體會。
高金素梅委員來自社會基層,一步一腳印向上爬昇,從中培養了善良敏感、EQ極高、具有膽識的剛毅性格。她與人為善,宅心仁厚,做事有邏輯,講求情義,是一個人際關係高手。但遺傳自泰雅族典型的不屈不撓性格,有時她又顯得咄咄逼人,堅不妥協,令交手者非常難堪與困窘。高金素梅委員轉換跑道擔任立委以後,洗淨鉛華與虛榮,實事求是,寬柔、剛猛並濟,在政壇上是「最好的朋友,也是可敬的敵人」。原住民運動中的蘭嶼反核廢料、反馬告國家公園、總統府前出草事件、控告靖國神社等,均可看到高金素梅委員的性格投射與人格魅力。
正如邱吉爾回顧自己的政治使命來自一種呼召:「我覺得彷彿是宿命,整個過去的人生不過是為了這個時刻、這條道路做準備。我覺得我對自己有豐富的了解,也確定自己不會失敗。」高金素梅委員回應來自泰雅族祖靈的呼召,她投入了一九八○年代以來的第二波原住民運動;她義無反顧,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為了自我再造,她如海綿般吸收新知,廣結善緣,深入部落,不求回報,只求付出,在原住民之間成為一種領導新典範-高金素梅委員矢志完成莫那魯道的付託,決心帶領族人跨越現實鴻溝的彩虹橋,重建原住民的生存權與人格尊嚴。
序:土地是我們永遠的母親〔節錄〕
>高金素梅
二○○二年初,我,泰雅族名吉娃斯.阿麗,漢名高金素梅,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與一幅放大的相片交會。鏡頭前那一剎那的影像,是一位侵略台灣的日本軍人,手握大刀,正砍下一位我泰雅族抗日勇士的人頭。看著,看著,我的皮膚開始起雞皮疙瘩,我的淚水奪眶而出,熱血往上直衝腦門。我終於清楚「我是誰」。歷史的偶然,讓高金素梅看到這一幅相片,這一幅相片讓高金素梅走上原住民族復興運動的不歸路,這也是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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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社會必須是「多元、平等」?平等,如果沒有多元思考,那就會演變成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假平等,這也是西方人權論述的缺陷。讓我來舉一個例子說明,在現有的法律架構下,「漢族的你」與「泰雅族的我」是平等的,我們一樣在六歲時接受國家提供的國民義務教育,但是有沒有人思考過,「漢族的你」接受的是漢民族教育,課本上的字是你們的字,課堂上的語言是你們的語言,課本裡的歷史是你們民族的歷史;而我(泰雅族的吉娃斯.阿麗)卻在平等的義務教育下,接受了不平等的異族教育,我們流失了母語,我們流失了傳統文化。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根據法律你我是平等的,但是根據同樣的法律「你的漢族」與「我的泰雅族」是不平等的。一個人與一個人之間是平等的,但是一群人與一群人之間是不平等的,這就是沒有把「多元平等」連結起來的原因,所以,現在如果我講原住民族需要有自己的民族教育體系,我想大家應該能理解了。
不要「照顧」只要「平等」
有些人看到我常帶領族人同胞抗爭就認為我是「偏激的種族主義者」,這種看法是被扭曲的。台灣歷來的領導者或政治人物常喜歡講「照顧原住民」,就讓我們來看看五十多年來他們把原住民照顧成什麼樣子?
原住民人口佔全台灣的百分之二,如果按這個比例分配臺灣政府的預算經費,那原住民每年應該有約四百億的預算經費,但實際上臺灣政府每年卻只分配給原住民五十多億。
原住民人口明明是百分之二,但只獲得百分之一的教育經費。 台灣每年交通建設經費約二千多億,但土地面積佔一半的原住民族地區卻只有一億。 台灣的自來水普及率是百分之九十四,原住民族地區是百分之四十四(而且一旦下雨就會變黃的簡易自來水)。 台灣有一萬八千多家醫院,但土地面積佔一半的原住民族地區卻一家也沒有。原住民族地區佔台灣土地面積的一半,但消防人員與設施卻只有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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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家哪有國?
台灣的原住民族不管在音樂上、文化上或口述歷史裏,處處充滿了「反對戰爭、愛好和平」的哲學精神,我們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但是,「軍購」卻是直接「破壞和平」最有效的手段,可以這麼說:「想要促成軍購的人就必須負擔起破壞和平的罪責。」
有一次,某軍方將領向我遊說支持軍購,他告訴我:「覆巢之下無完卵,沒有國哪有家,我們需要強大的國防才能保護包括原住民部落的家園。」
當時我很坦率地回答他:「很抱歉,將軍,原住民族的看法剛好相反,我們要說,沒有家哪有國,台灣五十多年來花了天文數字的人民血汗錢去買武器,可是,原住民族的部落原住民族的家,至今卻是破碎的部落破碎的家,原住民族為什麼要支持軍購?我們要民族教育不要潛艇,我們要民生自來水不要飛彈,我們要醫院不要大炮。」 政府剝奪了憲法賦予我們的基本生存權、受教權與發展權,怎能要求我們「沒有國哪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