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掛在每個人的嘴上；一個流行的字眼瞬間轉變成一個暗語，一句神奇的魔法咒文，一把萬能鎖，可以開啟一切現在與未來的秘密。對某些人來說，唯有「全球化」才能帶來幸福，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全球化」卻是萬惡的根源。然而，對每個人來說，「全球化」都是全世界勢在必行的命運，一條不歸路。這個不可逆轉的過程對所有的人都產生了同樣深刻的影響。我們都被「全球化」了──而且，對所有被「全球化」的人來說，「全球化」所代表的意思都差不多。
所有的流行字眼都有同樣的命運：越是假裝看透越多的經驗，本身就變得越是晦暗不明。越是排擠取代了越多的教條思想，本身就越快變成另一則不容質疑的信條。往往，一個概念越是要去掌握人類的實踐，就越是看不清楚，而現在，一個概念卻想要去「搞清楚」「這個外在世界」的性質或「事實」，從而宣稱這個概念本身的不容質疑。「全球化」的概念也不例外。
本書的目的在於指出許多被忽略的全球化現象，探討全球化過程的社會根源與後果。本書將嘗試解開這個詞所籠罩的一些迷霧，儘管這些迷霧宣稱可以澄清當今的人類處境。
所謂「時間∕空間的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充份捕捉了人類處境種種變數的多面向轉型。一旦深入探討這種壓縮的社會因素與後果，就會發現，全球化的過程其實並沒有一般預設的共同影響。時間與空間的使用是極度分殊的（differentiated），同時也導致相當的分殊化（differentiating）。全球化的分殊性不亞於其統合性；它在統合的同時也分化了──分化的原因也正是那些促成全球一致化的因素。隨著商業、金融、貿易與資訊流通的全球面向興起，一股「在地化」（localizing），在空間上固定的過程也於焉展開。在這兩個緊密相關的過程之間，全球人口的存在處境呈現了鮮明的分殊化，各國人口內部也出現了層次分明的階層。對某些人而言的全球化，對其他人來說卻是在地化；對某些人來說代表了新的自由，對其他人卻是從天而降的殘酷命運。移動性（mobility）變成了最令人豔羨的頂層價值──以及移動的自由，一種永遠分配不均的珍稀商品，快速變成了我們後期現代（late
modern） 或後現代（postmodern）中主要的階層化因素。
不管願不願意，不論是故意或不小心，我們全都在移動。即使身軀靜止不動的時候，我們仍在移動中：在一個變動不居的世界裡，不動已經不是一個實際的選項。然而，這個新處境的作用仍然是極度不平等的。我們當中的某些人確實變成了完全而真實的「全球人」；有些人卻被釘牢在他們的「在地性」上──「在地性」並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屬性，甚至可以說是難以忍受的，尤其在這個由「全球人」（globals）掌握發言權，
制定生命遊戲規則的世界裡。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維持在地性，代表了一種社會剝奪與落後。在地化的存在（localized existence）令人不安，更何況種種公共空間已然上升到在地生活無法觸及的層次，在地性（localities）逐漸失去了產生意義與磋商意義的能力，而必須仰賴自身無法控制的釋意與詮釋作為──就別再提那些全球化知識份子的共榮體（communitarianist）夢想∕安慰了。
全球化過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是漸進的空間區隔、分離與排除。在全球化影響範圍的最末梢，人類所經驗到的卻是所謂的新部落化傾向，以及基本教義派的（fundament-alist）傾向，不過，這些同樣是全球化合法的子嗣，和廣受喝采的頂端文化中所謂的「混種」（hybridization）一樣──亦即全球化頂端的文化。特別值得憂心的是中心與末
梢之間的失去連繫，一邊是日益全球化與超地域的精英，另一邊則是加倍「在地化」的其他人，兩者之間的溝通管道徹底瓦解。意義與價值的生產中心如今已經超越了地域，脫離了地方的限制──但是，對這些價值與意義所意欲釐清和理解的人類處境來說，就沒有那麼超越了。
以移動的自由為中心，當今的兩極化有很多面向；貧富差距，游牧與定居之別，以及「正常」和不正常或違法之分，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如今的新中心又為此添加了一道光環。這些兩極化的許多向度之間，如何地彼此交錯影響，也是本書所要探討的另一個複雜問題。
第一章所要探討的是，時間與空間的歷史變遷性質如何關聯到社會組織的模式與規模──尤其是現今時間∕空間的壓縮如何影響全球社會及區域社會與共同體的結構化（structuration）。本章所檢視的影響之一，是一種新型的「缺席地主制」（absentee
landlordship）──這是全球精英最新取得的一種獨立狀態，脫離了受地域限制的政治與文化權力單位，從而也造成了後者的「喪權」（disempowerment）狀態。這兩組人之間的分離造成了新的層級分配，一組在「上層」，一組在「底層」，這樣的影響力主要展現在當代中心都市（metropolis）的空間組織變化，以及「鄰里」（neighbourhood）意義的轉化。
在第二章，我將指出，現代對於共享空間的意義，在定義權與執行權上的爭奪戰可以分為幾個漸進的階段。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將分析過去冒險式的全方位造鎮計劃，以及當代傾向於分裂式的片段設計，以及隔離性的建築。最後，本章將檢視所謂全景樓式建築（Panopticon）的歷史命運，全景樓曾經是現代最受歡迎的社會控制模式，如今則變成無關緊要， 面臨淘汰。
第三章的主題是政治主權的前景──尤其是，在全球化的經濟、金融與資訊流通的條件下，國家以及更大的地域共同體的自主憲政和自治政府如何產生變化。特別值得探討的是，決策和資源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一端是制度化的決策領域，另一端則是決策與執行所需資源的生產、分配、使用與調度；尤其，全球化使得國家政府的決策能力癱瘓──儘管在現代的歷史中，國家政府始終是，而且依舊是不可取代的有效管理社會的主要中心。
第四章處理上述轉型的主要文化後果。我的基本假定是，這些後果的整體作用在於人類經驗的兩極化與雙叉發展，儘管都使用著共通的文化標符，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詮釋。對於在新層級中分處層峰與底層的人來說，「移動中」（being on the
move）具有完全不同的相反意義；中間則有一大堆人──「新中產階級」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搖擺──承擔著這種對立的衝力，忍受著尖銳的存在不確定性（existential uncertainty），結果則是焦慮與恐懼。本章指出，在這種動盪中人們需要去紓緩這種恐懼，消解其中潛在的不安與騷動，而這樣的需要本身也就構成了一個有力的因素，進一步促使「移動」一詞產生兩極化的意義。
最後一章探討這種兩極化的極端表達：當前有一種傾向，要將所有理想化規範之下的情況都加以定罪，這種定罪化（criminalization）所扮演的角色無非在於，藉著把另類生命的形象與現實──亦即不動的生命（the life of immobility）──描繪成更加不堪與可厭，來消解「變動生命」（life on the
move）所製造的不安。全球化所導致的存在性不安穩（existential insecurity）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卻總是被化約到「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的單面向問題。反觀「安全」（safety）的議題，不但沒有被簡約到單一的人身與財產安全，反而意義「超載」，吸收了當今存在的其他關鍵向度──不安穩（insecurity）與不確定（uncertainty）──所產生的焦慮。
本書的這些主旨並不是一種政策宣告。對於本書的作者來說，這是一本討論性的報告。此處提供的解答，遠比不上提出的問題多。本書也沒有對於當今趨勢的未來走向提出一致的預測。然而，如同 Cornelius Castoriadis
所言，當今現代文明處境中的大麻煩，在於人們已經停止自我質疑。最大的危機不在於無法回答抬面上的問題，而在於，我們不再去探討某些問題；而問錯了問題，經常會使我們忽略了真正重要的議題。沉默的代價，是實實在在的人類苦難。畢竟，如果問對了問題，就可以分辨命運（fate）和目的地（destination）的不同，以及漂流（drifting）和旅行（travelling）的差異。質疑我們生活方式中看似不可質疑的前提，這可以說是我們虧欠自己和人類全體最迫切的課題。本書的目的，主要在於練習提出問題，並拋磚引玉，促進更多問題的提出──但是，本書並不會貿然宣稱已經問對了問題，至少，還沒問出所有對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所有已經被問過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