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館裡的流浪民族

「我是個無所謂的人」，楚戈說
龍應台

　　楚戈有一天早上起來，按下馬桶手把之後，看見水流頓時湧出，卻沒聽見那應有的「嘩然」水聲。他帶著懸疑，用手敲打桌子，也聽不見敲打聲。

　　他聾了。

　　聾？我可以想像。電影效果就會這樣處理：譬如你站立在一個巨大的火車站大廳中央，遠處鐵軌上一列列火車節節駛入，大廳裡則人頭鑽動，像蜜蜂一樣各自奔往不同的方向，時不時在匆忙中撞個滿懷，打翻了行李，有人一臉怒氣。一個胖孩子突然張大了嘴，眼淚明顯流出來，然後坐到地上又踢又搥；女人彎身拖他，露出「看我打死你」兇狠的表情。賣熱狗的小販，肚子上繫著圍裙，他打了一個呵欠。高處懸著一個看起來有一公尺直徑的大鐘，秒針正在快速行走。

　　數不清的奔撞、碰觸、激烈的哭泣、熱請的擁抱、明顯的動怒……但是一片寂靜。在你，和那個世界之間，有一個凍結了的距離，好像隔著一堵厚厚的透明的冰牆。你看見，彷彿從另一個空間，這世界的一切動靜，但是世界看不見你，因為，它聽不見你，不知覺你的窺看。

　　楚戈聾了以後，朋友也不知如何是好。你看著他，握起他的手，你想說「你好嗎楚戈」，但知道他聽不見，於是你看著他微笑的眼睛，沈吟該怎麼辦；這感覺像什麼？大概就像，送信到人家家門口，門是開了，但是，嗯，楚戈不在家。於是你也不說了，然後慢慢把他的手放下。

　　等到他有文章出來，又看見他的畫，文章還充滿力氣，畫還飽滿自信，你才發現，啊，被他的「聾」給騙了。你以為楚戈「不在家」，他「在」得很。你們鬧烘烘說笑的時候，他一旁坐著，弄不清你們在說些什麼，看起來很孤單無助，但是，沒有了聽覺，他的眼睛可像躲在被子裡伺機而出的野狼的眼睛，突然大了一倍，看這世界人來人往，格外分明。

　　聾，沒打敗他，讓他變成一個怨天尤人的酸老頭，就好像從前，癌也沒打敗他，把他變成一個到處訴說自己痛苦的糟老頭。朋友們喜歡他，固然是欣賞他的才氣，更因為他的自然隨性，灑脫不計較。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一個無所謂的人。」無所謂，有很多意思：隨遇而安，什麼都可以忍受，不與人爭，給你一匙，你要整碗捧走，也可以。這種「美德」贏得他朋友們的愛護，贏得他紅粉知己的疼惜。

　　可是在他「無所謂」的美德裡，我怎麼都覺得有一絲絲悲涼。「咖啡館裡的流浪民族」最讓我想看的，是附在後面的楚戈年表，這年表，也可以從後面往前讀。讀起來，就是一個典型的畫家生平：二○○四年，作品在台北歷史博物館展出；二○○三年，在國父紀念館展出；二○○○年，在上海和京都展出；一九九九年，在香港展出；一九九一年，六十回顧展……再往前走，就是一個典型的作家的歷程：一九八五年，散文級「再生的火鳥」出版；一九八四年，詩集「散步的山巒」出版……或者，再溯著時光的淺灘往前走，浮出一個典型的研究者輪廓：一九七七年，研究青銅器的論文發表；一九七四年，為故宮編撰「故宮如意選集」，寫「饕餮紋的界說」，編寫「故宮琺瑯器選粹」……

　　這個年表，和歐洲任何一個畫家作家的年表沒什麼不同，但是慢慢往上游走，到一九六六年，你就像摔了一跤，看見，在這一年，三十五歲的楚戈退休了。做了十七年的工作，當兵。離開時，雇主給他的報酬是一張紙，「戰士授田書」，說，將來，在那遙遠的地方，你可以有塊地。貧窮的三十五歲的男人，開始寫稿、畫連環漫畫來試圖養家。這，不是任何一個歐洲畫家可能有的履歷。

　　 一九五二，我出生的那一年，二十一歲的楚戈在軍隊裡，作學徒修理汽車。常常被毆打，被羞辱，被禁足。能夠離開軍營的時候，他就到圖書館拼命找書看，到中山堂貪看畫展。一九四八年，十七歲的袁德星，跟著同學去參軍，從此就離開了家，離開了母親。三十年後他再見到母親時，近五十歲的他用童年稚兒呼喚母親的音調呼喚她。

　　一九四○年，九歲的中國孩子，在燈火昏昏的私塾裡，開始念《三字經》和《論語》。十歲的時候，跟著先生讀《左傳》和《詩經》，在先生的書架上發現了《芥子園畫譜》。十三歲的時候，在逃難的路上撿到了《老子》和《淮南子》，抱了就讀。戰爭一直在進行，砲彈在身邊炸開，小黃牛在眼前餓死，這個鄉下農村的窮孩子就在砲火和離亂中，半懂不懂地讀《論語》和《老子》和《詩經》。

　　這，哪是一個任何歐洲的畫家作家可能有的典型履歷？

　　在楚戈的「無所謂」的生平裡，我其實瞥見一種悲愴：失鄉，流離，使他脆弱，但是在野蠻的時代裡，置身於最輕視人權和個人尊嚴的軍隊文化中，他又必須極端地堅強才能倖存。他的「無所謂」，不計較，他的甘於平淡，被我們解釋為灑脫的「美德」，難道不是一種生存的不得不？他，還有無數的其他的楚戈，到哪裡去兌換他的「戰士授田證」？他，去跟哪一個歷史的債主計較？他的灑脫，難道沒有一點沈默的辛酸？

　　但是楚戈終究沒有被歷史的債主打倒，就如同他沒有被他的窮，他的聾，他的癌，打倒。他永不停歇地研究文明，思索文化，創作想像，因為不如此，他勢必早就抵不過時代的殘酷和艱辛。許多他的同儕，早就倒下，無聲無息，還有些「老兵」，仍在倒下的邊緣掙扎。而七十四歲的楚戈，文字仍生動有力，畫作仍飽滿自信，隱隱間似乎也在以高姿態宣示：汨羅江畔的農村，再怎麼貧窮再怎麼偏僻，因為有「論語」、「老子」、「詩經」和「芥子園畫譜」，聰慧的孩子就敢，打開世界，走出去。

　　於是在楚戈身上，我既看見時代的殘忍，也看見文明的強韌。他「無所謂」，或許也因為，在我看見之前，他早看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