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生媽媽難為
文/陳雨航
當威權家長的傳統遠去,我們也就迎接了自由開放的時代。做父母的對兒女儘管有期待,但多半僅止於曲折婉轉的誘引,甚或欲語還止,為的是免傷親子感情。就是這樣的時代,身為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顯得更為開明的漢生的母親(和父親)是努力的試圖理解兒子、幫助兒子,終歸感到徒勞和無力。母子關係竟是日漸稀疏冷淡,即使她如何自省,依舊難以溝通,使她不知如何是好。你能忍受的底限放到了底,然而年輕的孩子通常比你能想像的走得更遠。
一九七○年代後半,二十五歲才女作家蕭颯的傑出短篇小說〈我兒漢生〉以第一人稱母親的觀點,敘述年輕人的成長與叛逆,企圖與挫折,更重要的是道出了那已成形的開明父母的尷尬與困難。小說獲得了讀者廣泛的共鳴,也為她贏得了聯合報小說獎。
一般認為蕭颯以此作(和其它作品)奠定了她小說家的位置。奠定小說家位置的更大因素不是文學獎而是她作品的社會性。
〈我兒漢生〉(以及前後的小說),展現出作者對時代脈絡的敏銳觸覺,和社會現象的深刻描繪。因而在文學的技巧之外,也引發了相關議題的探討,這主要包括了家庭議題,青少年議題,另外也及於女性議題。
蕭颯的作品對於中產家庭和青少年題材特別關注,成績也非常獨到。她後來發表的〈小葉〉、《少年阿辛》、《死了一個國中女生之後》等等都可以看出她在這方面下的工夫。
這本發表於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餘間,而於一九八一年初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我兒漢生》,除了名作〈我兒漢生〉之外,另一篇〈實驗電影展〉也聚焦於年輕人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艱辛。〈實驗電影展〉的主角梁世淳,或許可視為一個成熟的漢生,圓融一些,也相對善於折衝。但出道三年,做了些事,很有些經驗的他,在女友心中也不禁被嘆為「為人作嫁,毫無前途可言」。他為了昇生自己經營的雜誌,辦了實驗影展,勞心勞力,連汽車都轉手了,結果卻以不成功收場。小說臨結束時,男女主角寥寥數語的對話很能表達這是兩個不失為積極而可愛的年輕人:
「你就是這樣的人。」「我是什麼樣的人?」世淳這回懂了:「好人?還是壞人?」「有什麼好壞呢?」若蓁聳聳肩:「不過做就總比不做好吧!」
〈實驗電影展〉對七○年代的文化現象有很精采的描述,於男女關係、親子關係的描寫也很具代表性,佈局、人物都很成功,是一篇成績不下於〈我兒漢兒〉的傑作。不知是不是發表的媒體或是缺少了文學獎的光環,似乎較少受到注目。
〈實驗電影展〉、〈我兒漢生〉、〈婚事〉、〈廉楨媽媽〉四篇都共同具有兩代之間價值觀溝通的難題。除了〈婚事〉有著金錢上工於算計的衝突之外,另外三篇的兩代之間都有著並不想為難對方(某一階段的漢生可能超過了些),可就是免不了或多或少的衝突和扞格。
二十世紀七○、八○年代之交的許多才萌發的現象,在蕭颯的筆下留下了她敏銳的見證。事隔近三十年,重讀她的這本小說集,感受到的時間差竟是如此微小,我們會領悟到,原來我們現在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現象,蕭颯早在它們的萌芽期就告知我們了。只是她發表的時候引發眾人驚詑和共鳴的討論,而我們如今竟是習以為常了。
時間差在細節上還是有的,譬如那時候得停下來在路邊找電話筒打電話,也常常找不到人,如今經由手機和伊媚兒,這些都很容易就解決了。
工具是進步了,但溝通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