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易了解的東方霸術
東西方的連貫性
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
這是馬基維利於公元一五一三年完成的《君王論》（The Prince）所闡述的政治原則，他大概想不到，往前推溯到一千三百多年前，中國歷史的三國時期，就有人與他抱持著相同的主張。
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魏太祖曹操在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年）的＜讓縣自明本志令＞中，說出這樣的一句話。
曹操與馬基維利生存的時代雖然相去有一千多年，但若是仔細觀察比較，就可以發現他們身處的整體環境是如何相似──同樣的烽煙滾滾，同樣的君暗政亂，同樣的天愁地暗。
有幸的是，他們都是抱持著完全熱情主義的「革命鬥士」，就像希臘羅馬神話中為人類盜火的普羅米修斯，高舉從太陽那裡點燃的火炬高喊：「現在，雖然脆弱和短命，但人類有了熊熊的火，並由此學得許多技能。」
兩人都經歷過一段晦暗無光的日子，也曾失意地過著隱居的生活，但不論如何受到何種現實的壓迫，他們從不忘記對政治的熱情，把一生的心思都放在征服更遠大的目標上；可卻又何其不幸，他們最後還是逃不過天神的譴罰，長久以來，兩人都遭受到極大幅度的誤解，除被形容成是玩弄權謀的人之外，無比豪情壯志換來的卻是一身罵名，他們的惡名昭彰，簡直與魔鬼等量齊觀，而應該是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的事實則無情地遮蓋住，這是不公平的！可惜到了今天，我們依舊不能完全理解馬基維利，同樣地，也偏視了曹操。
馬基維利所著的《君王論》原文不過四十九頁，可四百多年以來，其中的思想受到世人的輕蔑與指責，更由於歷代的獨裁者或暴君，像是拿破崙、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的推崇，所以「馬基維利主義」也被視為邪惡、陰險、狡詐的代名詞；這些自稱是馬基維利信徒的暴君，所掀起的一時浩劫，並不是馬基維利的錯，在我們單向遷怒馬基維利的同時，我們不該忽略，馬基維利在政治現實環境打滾後，被拋擲到遠離塵世的地方，仍然心繫國家的存亡興廢，念茲在茲的是拯救祖國免於分崩離析，人民脫離水深火熱的悲慘境遇。
而曹操也有許多人評論過他，像是陳壽、唐太宗、宋真宗、司馬光、辛棄疾、章太炎、胡適、毛澤東、魯迅等人都曾提出不同的見解，其中褒貶不一，若以時間來區分，唐代以前褒揚者多，宋代以後貶詆者眾，大體歸納起來，盛世時謹防他，亂世時則要抨擊他；曹操的真實形象，被扭曲得最徹底的是在元末明初之際，小說家羅貫中所著《三國演義》中，他被塑造成心術不正、偽善背信的奸雄形象，讀完整本小說可以清楚意識到，無不指向曹操遵奉「未達目的，不擇手段」人生哲學，而一句「治世能臣，亂世奸雄」的評語和南宋詩人陸游「邦命中興漢，天命大討曹」的詩句，更是把他打入萬劫不復的地牢，從此難以翻身；但我們對於曹操「歌以詠志」的情懷，以及「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的積極作風，如何能夠視而不見？
政治的目的是為一時？還是千秋？自來眾說紛紜，各持己見的多有，但我們必須承認，在曹操與馬基維利那個紊亂的年代，若連一時都掌控不住，何來千秋可言？經過幾世紀的思想改革、洗滌之後，他們終於都獲得一個平反的機會，雖然事實本身不會為自己說話，但如果我們對曹操與馬基維利都存在好奇的想法，推敲起來，這兩個人在各方面竟是那麼地相似，相似到可以互相連貫。
時代造就他們必須化身成現實主義者，然而更進一步分析起來，兩者之間還是有所差別的，其中最大的不同，在於馬基維利最後成為君王霸術的理論者，而曹操則是徹底的實踐者。
東西方的差異處
馬基維利出生在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亦是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的鼎盛時期，人們從教會的權威和集體社會的束縛中掙脫出來，阿爾卑斯山以南的義大利半島，正經歷一場心智的洗禮，人們正以旺盛的好奇心，攬著古典文化的遺澤，重新發現凡俗世界的光榮，以至財富、權力、藝術、文字、思想和學術的發展一日千里，許多現在我們耳熟能詳的人物，都在那時候湧現出來，像是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但丁、薄伽丘等等，馬基維利在這樣生氣蓬勃的新城市社會中長大，使他後來的思想中含有很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
在這裡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疑問，為何東方從未發出類似文藝復興運動那樣的光芒？我們唯一可以審視的，便是諸子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代，這堪稱是中國古代學術最發達的時代，也是中國哲學史的奠基時代，出現了儒、墨、道、法、陰陽、名、縱橫、雜、農、小說家等流，有如百川匯海、大鳴大放，也各有其代表人物，可是除了儒、法、道的思想尚能流傳至今，其餘流派已經落入葉枯枝折的窘態，無法像文藝復興運動那般結實纍纍；其中最大的差異，是西方思想的躍進來自自我意識的覺醒，乃相當強烈的動力，而造成春秋戰國時期學術普及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世守的王官分散到各諸侯國，官府所藏的典冊也就散到各處，打破學術由貴族獨占的局面，因此兩者之間的本質原就不同。
中國一直到二十世紀初都是處於一個完全封建的狀態，個人的價值幾乎不受重視，帝王以禮儀代替律法來統治廣大的人民，所以不論政權或朝代如何更替，演進的腳步顯得遲緩，甚或是不動及退縮；或許有人會反駁說，因為古中國的地理環境較為特殊，北有茫茫的戈壁沙漠，西有巍巍的峻嶺高原，東南都是洶湧的大洋波濤，這是一個幾近隔絕的封閉狀態，與希臘、羅馬、埃及、巴比倫等幾個古文明的發源地大不相同，中國文明是完全獨立發展的；這樣的說法其實是不堪一擊的，就像沉醉在鄭和下西洋的榮耀之中，卻不願正視歐洲大發現時代背後帶來的影響，極力讚美鄭和寶船隊的浩大，卻對巴托羅繆‧狄亞士的三桅帆船露出鄙夷及不屑一顧的神情，這都是相當負面的看法。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經歷過封建君主專制的歷史階段，可是，當西方封建專制的結構鬆動且氣息奄奄之時，中國還停留在「朝見長跪，夕見長跪」的狀態，當西方以相當快速的步伐在變遷的時候，中國仍舊在自己建構的世界中躑躅獨行，不肯覺悟。
我們只能說，中國人花在禮儀設定上的時間太多，而用在學習的時間實在是太少了；而在一千多年前，曹操就看透問題的存在，他提出要以法家的思想為依據來統治國家，不過他卻被打擊成視禮教於蕩然的荒誕人物，真是令人扼腕！
個人提出這樣的論點，只是希望我們應該從東方的角度出發，盡可能以絕對開放的態度，去汲取西方的思想，並非停留在思想的主要目的是勸善懲惡的階段，不再當個孤傲卻支離的巨人，自絕於進步的挑戰之外，而在跌跌撞撞的摸索中，付出高昂的代價。
如何閱讀這本書
如何了解歷史的真實型態？十二世紀基督教思想家耶阿素（Joachim of
Fiore），利用分析歷史的資料再重新整合，繪出一幅＜歷史之樹＞，使人易於理解歷史體系，此樹分成三個階段，分別是聖父（律法與懼怕的時代）、聖子（恩寵與信心的時代）、聖靈（愛與自由的時代），而樹幹旁邊衍生的樹枝，則是代表重要人物與事件，這幅畫雖然帶有神學結構的意味，但不失為從旁枝末節去窺究歷史進展的好方法，這是非單軌的循環式歷史觀。
要明瞭過去才能決定未來，歷史上所發生過的事情，包括那些在這個舞台上登台過的人物，是人類活動最主要的指標，藉著歷史，人們可以評價了解生活的一切，這是歷史有價值的一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的知識份子由於受到戰爭引發災害的刺激，使他們重新反省日耳曼與歐洲文化的價值，他們所用的方法，就是從歷史的過程中去尋找他們要的答案。
我們不能回到曹操或馬基維利的時代，像科學家一樣觀察、研究他們，只能從他們所遺留下來的生平事蹟與斷簡殘編中，盡量客觀又心平氣和的描述他們的信念、思想及感情；在閱讀曹操和馬基維利之時，必須秉持一個觀念，那就是不能站在現代的角度斷其是非，就如同不能以現今的道德觀念，去批判孝莊文皇后為何下嫁她的小叔多爾袞一樣。
通常，只要論及曹操和馬基維利這兩個備受爭議的人物時，重點無不擺放在是否還他們一個本來面貌的題目上，然個人粗淺認為，何需還他們兩人真面目？他們只是被模糊化而已，而歷史的真相可是從來都沒改變過的啊，了解他們的想法並獲得啟迪，遠比還他們真面目重要得多了；還他們一個本來的面目這樣的方式是激動的，我們必須很沉靜的去端看，才能省思。
德國史學家梅內克（F.Meinecke）說：自有《君王論》以來，西方政治學便挨上了致命的一刀，其傷口或許是永遠都難癒合的。雖然我們很難去了解他們的痛楚，但西方的問題一樣存在於東方，所以便採用適合東方思考模式來詮釋君王霸術；本書的設計是從兩人的生存背景談起，旨在將他們的思想與作為介紹出來，期望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去對待他們，而不在以善惡的觀點去衡量，也不在拔高或誇大兩人的歷史定位；歷史事件沒有所謂的對錯，所以我們別把曹操當孔孟，而馬基維利寫的也不是《論語》，換句話說，假使我們不曾偏頗地看待韓非與《韓非子》，也不應該去斥責曹操和《君王論》。
本書以馬基維利的《君王論》與他的思想為基礎，曹操的作為呼應對照，用比較接近東方思考的格局來編寫，除了第一篇是獨立發展外，其後的幾篇都是理論與實踐雙頭並進，旨不在提供方法讓人學習，而是展現精神以供思索；思想的傳輸最忌諱僵硬的教條模式，唯有潛移默化的力量才是最顯著的，本書其中一則則的故事只是引人容易閱讀的手段，它所引申出來的道理才是精髓所在，如有覺得不妥之處，望各方先進見諒並不吝給予指正。
個人花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搜尋資料，加以整理，並編寫完成，書中有理論分析，也有生動的歷史範例，涵蓋領導、決策、軍事、用人等面向，給想要成功的個人看，給企業經營者看，也給喜歡歷史的人看。
朝夕與書中的曹操和馬基維利相對，不由得對他們生出感情，恨不得把他們的思想全部耕耘出來，希望讀者能從字裡行間了解我的企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