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沙漠中追尋一支奇妙的民族-凡．德．普司特的《卡拉哈里沙漠的失落世界》
詹宏志
遙遠他鄉
如果你是當代旅行文學或任何文學的愛好者，我誠摯地希望你找個機會認識勞倫斯．凡．德．普司特（Laurens Van Der Post, 1906-1996）其人、其書，以及他諸多不可思議的事蹟。
怎麼樣介紹一位漫漫生涯超過九十年、在地球上的足跡既廣且深的奇人？我們又該從何開始？如果你看過一部日本導演大島渚執導的電影叫《勞倫斯先生，聖誕快樂》（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1983，又譯《俘虜》），那也許是簡單的起點。在這部由東西兩位名音樂家土反本龍一和大衛鮑伊（David
Bowie）領銜主演的怪異電影裡，戰爭、人性、衝突與折磨、南洋氣候與熱帶雨林景色、受囚的戰俘與權威的管理者，交織成一幅人類社會既扭曲又深沉的詭譎寫真。而這部電影所鬆散根據的原作，就是凡．德．普司特描寫自己二次大戰成為日軍戰俘經驗的著作《種籽與播種者》（The Seed and the Sower, 1963）。
如果沒有戰爭，凡．德．普司特可能「只」成為一位小說家，事實上他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第一本書《在某省》（In a
Province），就是一部用了他自己非洲經驗的反種族歧視小說（在了解非洲種族衝突的議題上，這本書早已成了經典）；凡．德．普司特生在非洲南方的菲利波利斯（Phillippolis），童年生活包圍在一群善良快樂的非裔奶媽僕役之中，他和非洲部落民的美好生活經驗，許多論者（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都認為這個經驗決定了他後來一生與非洲情感交纏不休的生命軌跡。
另一個影響他後來發展至鉅的經驗則是二次大戰成為戰俘一事。年輕的普司特本來在非洲家中務農，但他熱愛旅行遊歷並有志於文學，二十八歲他出版的小說《在某省》標示的正是他的文學種子根源。但大戰的興起改變了他原來設想的人生途徑，他應英國祖國的號召返鄉從軍，隨著戰事變化他先從西非被帶到緬甸，後來又輾轉交戰於蘇門答臘與爪哇；在爪哇英軍戰事失利，他成了日軍戰俘，那是一九四一年的事，他整整在戰俘營待了三年，直到大戰結束才僥倖存活。
在戰俘營裡，他被折磨、刑求，多次面臨處決的威脅；他在過程中看到折磨他的日本軍人的自尊與自卑、狂熱與恐懼、人性與獸性，種種奇怪扭曲的組合，而被折磨的戰俘也有卑屈和高貴的分野，普司特自己也多次來到瀕於自棄、瘋狂與絕望的邊緣。這個經驗似乎在他身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烙印，被戰爭扭曲的人類行為成為他永恆的惡夢和疑問，甚至在多年之後，為了解決心裡長期揮之不去的陰暗處，他收拾內心累累傷痕，重遊日本，試圖在那個陌生的社會和人群中，追尋發生在熱帶雨林裡那一場不堪回首的試煉的文化根源。
戰爭結束後，他並沒有立刻回到英國家鄉，印尼群島上一連串的獨立運動又留住了他，他繼續留在當地為英國政府工作，直到一九四七年才返回歐洲。回到英國的普司特，看到的是一個戰後艱苦重建、百業蕭條、無處容身的社會，他也因為獨特的生活經歷而成為無法融入社會的不適應者，內心充滿著被誤解和被忽視的委曲；一九四九年，成長時期的非洲大地氣息再度召喚著他，他自願投入政府資助的一項研究計畫，在今天馬拉威（Malawi）境內考察兩個外人罕入的區域，這個行動和感動重新燃起普司特停息了十七年的創作之火，一九五○年他把此行經驗寫成《內陸冒險》（Venture
to the Interior），這一刻起，他不再是大兵普司特，他又回到當年那位震動文壇、才情洋溢、無可限量的「憤怒青年」了，只是這一次，他已經歷經滄桑，高齡也四十四了。
如風之歌
幸虧老天垂愛，把戰爭坐牢的時間都扣掉不算，他仍然活到九十歲，也精神抖擻活躍到九十歲，中年才出發的他仍然來得及踏遍荒僻、交遊四海、高談闊論、並且著作等身。《內陸冒險》一書的出版，只不過是後來多彩多姿作家與探險生涯的青春序曲而已。
《內陸冒險》的推出，立刻被文壇認出這是一位對非洲有清澈隻眼與獨特體會的作者，他書中冷靜敘述徒步翻越馬蘭劫關（Mlanje Pass），和攀登尼伊卡高原（Nyika
Plateau）的故事與情狀，他描寫非洲景色的能力，以及他對非洲部落民族深層精神世界的了解與體會，都受到了歡迎與肯定，他也因此確定了寫作與旅行的生涯方向。他的下一個計畫，也就是後來將震撼全世界的計畫，凡．德．普司特決定要在非洲沙漠裡尋找一個消失的民族的下落。
早在一九一四年，當普司特還是八歲小孩的時候，一位即將從軍參戰的友人在他家提到，他曾在卡拉哈里沙漠看到真正的布須曼人（Bushman），這個線索不知緣何震動了他，當天下午，已經開始寫詩寫日記的小普司特在日記本裡重重寫下：「等我長大，我要到卡拉哈里沙漠去找布須曼人。」
很少有人真的在長大之後仍能實踐童年的空幻奇想，但《內陸冒險》的成功，給了凡．德．普司特重拾舊夢的機會。他把這個構想提給了英國國家廣播公司（ＢＢＣ），得到ＢＢＣ的支持，他因而找了一位不怕艱難的影片製作夥伴，做好準備正式前往當時仍然神秘空白的卡拉哈里沙漠。
事實上，普司特在童年就不乏接觸帶有布須曼族人血統的非洲人；他們瘦小的身材、印在沙漠上的小腳印、以狩獵方式移居而生、卡嗒卡嗒作響的奇異口音，早已是凡．德．普司特童年魅惑嚮往的對象。而部分「馴化的」布須曼人有的已經在白人的莊園裡充任僕役，但啟用布須曼人做僕役的人有時候一覺醒來，會發現他們都不見了。因為布須曼人來自沙漠，當春夏之季，天際累積雲雨、雷電，他們彷彿也累積了奇異緊張情緒，變得心神不寧，直到有一天，他們再也受不了，就丟下衣物，裸身回到沙漠之中，像鮭魚從內陸河流游向大海一樣，這種神秘傾向與事蹟，也讓普司特感到印象深刻。
凡．德．普司特相信他必須在最惡劣的季節（無水炎熱的夏季）進入殘酷沙漠，才能找到真正的布須曼人，以及他們傳說中奇特的生活方式。從後來的書中，我們當然看到作者艱辛凶險的旅程，看到他在沙漠裡與一個迷人的原始民族進行的偉大接觸，看到作者的動人敘述，也看到作者提出的最具啟發性的內在反省。這一次，普司特超越了十九世紀的前輩非洲旅行者，他優美雅潔的文字駕馭、對非洲內陸的景物、氣息、聲音與氛圍的蠱惑式描繪能力，加上他對非洲背景的深層知識，以及他對部落民族內心世界的同情與體會，使得讀書的世人對非洲的了解超出了黑暗大陸的征服，轉換成一種對非洲文化的認同與移情。
當代的偉大旅行者不再是地形地物的征服者（雖然體力上也絕不容易），而是文化人文的了解者與同情者，他讓我們眼中的原始民族重新有了血肉、情感、與智慧。一九五八年，凡．德．普司特的《卡拉哈里沙漠的失去世界》（The Lost World of the
Kalahari）出版，加上現代旅行者的新武器：一部眼見為信的紀錄片，立刻震驚了世界。一個矮小的非洲游獵民族，不可思議卻發人深省的習俗、思想、文化，從此展現在世界的眼前，我們對他們的了解，因此也是對自己的了解，從此也向前跨了一步。
後來，這個新的人類學知識因為氾濫的知名度而不免淪為悲劇或鬧劇，卡拉哈里沙漠從此並不安寧，石器時代生活的布須曼人也從此不能獨立於俗世的拉扯，他們必須裸身持弓出現在《上帝也瘋狂》和某些台灣的三流影片之中，以奇特的身形、口音和格格不入的知識體系，做為全世界笑料的泉源，這已經是可憐可憎的剝削了。
這也許不是凡．德．普司特希望帶給世界的結局，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失去世界》之後，他又出版了試圖體會布須曼人精神世界的《獵人之心》（The Heart of the Hunter, 1961），七十年代他又出版半紀實半虛構的《如風的故事》（A Story Like a wind, 1972）與《遙遠的地方》（A Far Off Place,
1974），他真正帶給世界的是捕捉非洲原著民的精神面貌與神話源頭，強烈反對西方文化凌駕專制的片面理解，更瓦解建立在偏見之上的種族歧視與種族隔離。《如風的故事》與《遙遠的地方》被好萊塢拍成電影，更使得普司特的觀點影響了全世界。
做為一位作家與旅行家，普司特不曾停止他的足蹤，除了再三尋訪非洲之外，他也遊戰後的日本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都留下洞察力十足的旅行文學。他交遊廣闊，其中又以他與精神分析大師容格（Carl G. Jung, 1875-1961）的忘年之交最為膾炙人口，他曾為容格拍攝一部訪問紀錄片，並寫成一本書《容格與我們時代的故事》（Jung and the Story of Our Time,
1975），也都被認為是了解容格精神面貌的最佳文獻。
和威福瑞．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 1910-
）一樣，凡．德．普司特是當代最偉大的探險家與旅行家，他們以超越前人的細膩感性與文化同情帶給旅行文學全新的轉折，相形之下，上一個世紀的探險家，即使是飽學之士，看起來都像是麻木不仁的「粗人」。但在塞西格與普司特出現之後，旅行文學不再容許一個對文化對象沒有了解與感情的人，你不能是走入野蠻世界的唯一文明人，你必須在另種文明當中認出自己出身的野蠻，這大概是當代探險家留給世界的新遺產吧？
編輯前言
詹宏志
．探險家的事業
探險家的事業並不是從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才開始的，至少，早在哥倫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大探險家法顯(319-414)就已經完成了一項轟轟烈烈的壯舉，書上記載說：「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編按：指今日的中印度)，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法顯旅行中所克服的困難並不比後代探險家稍有遜色，我們看他留下的「度沙河」(穿越戈壁沙漠)記錄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這個記載，又與一千五百年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穿越戈壁的記錄何其相似？從法顯，到玄奘，再到鄭和，探險旅行的大行動，本來中國人是不遑多讓的。
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探險旅行，多半是帶回知識與文化，改變了「自己」；但近代西方探險旅行卻是輸出了殖民和帝國，改變了「別人」。(中國歷史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例子，也許班超的「武裝使節團」就是一路結盟一路打，霸權行徑近乎近代的帝國主義。)何以中西探險文化態度有此根本差異，應該是旅行史上一個有趣的題目。
哥倫布以降的近代探險旅行(所謂的「大發現」)，是「強國」的事業，華人不與焉。使得一個對世界知識高速進步的時代，我們瞠乎其後；過去幾百年間，西方探險英雄行走八方，留下的「探險文獻」波瀾壯闊，我們徒然在這個「大行動」裡，成了靜態的「被觀看者」，無力起而觀看別人。又因為這「被觀看」的地位，讓我們在閱讀那些「發現者」的描述文章時，並不完全感到舒適(他們所說的蠻荒，有時就是我們的家鄉)；現在，通過知識家的解構努力，我們終於知道使我們不舒適的其中一個解釋，就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幻想」(Orientalism)。這可能是過去百年來，中文世界對「西方探險經典」譯介工作並不熱衷的原因吧？或者是因為透過異文化的眼睛，我們也看到頹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
．編輯人的志業
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探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大內容；不了解近兩百年的探險經典，就不容易體會西方文化中闖入、突破、征服的內在特質。而近兩百年的探險行動，也的確是人類活動中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當旅行被逼到極限時，許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將以另種方式呈現，那個時候，我們也才知道，人的鄙下和高貴可以伸展到什麼地步。
西方的旅行文學也不只是穿破、征服這一條路線，另一個在異文化觀照下逐步認識自己的「旅行文學」傳統，也是使我們值得重新認識西方旅行文學的理由。也許可以從金雷克(Alexander W. Kinglake, 1809-1891)的(Eothen,
1844)開始起算，標示著一種謙卑觀看別人，悄悄了解自己的旅行文學的進展。這個傳統，一直也藏在某些品質獨特的旅行家身上，譬如流浪於阿拉伯沙漠，寫下不朽的(Arabia Deserta, 1888)的旅行家查爾士．道諦(Charles Doughty,
1843-1926)，就是一位向沙漠民族學習的人。而當代的旅行探險家，更是深受這個傳統影響，「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行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不發生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這些話，我已經說過了。
現在，被觀看者的苦楚情勢已變，輪到我們要去觀看別人了。且慢，在我們出發之前，我們知道過去那些鑿空探險的人曾經想過什麼嗎？我們知道那些善於行走、善於反省的旅行家們說過什麼嗎？現在，是輪到我們閱讀、我們思考、我們書寫的時候。
在這樣的時候，是不是的工作已經成熟？是不是該有人把他讀了二十年的書整理出一條線索，就像前面的探險者為後來者畫地圖一樣？通過這個工作，一方面是知識，一方面是樂趣，讓我們都得以按圖索驥，安然穿越大漠？
這當然是填補過去中文出版空白的工作，它的前驅性格也勢必帶來爭議。好在前行的編輯者已為我做好心理建設，旅行家艾瑞克．紐比(Eric Newby, 1919- )在編(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 1985)時，就轉引別人的話說：「別退卻，別解釋，把事做成，笑吠由他。」(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這千萬字的編輯工作又何其漫長，我們必須擁有在大海上漂流的決心、堅信和堅忍，才能有一天重見陸地。讓我們每天都持續工作，一如哥倫布的航海日記所記：「今天我們繼續航行，方向西南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