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福建南部,山海之間,一片繁華之地。獨特的方言文化、民俗文化、族群文化、海洋文化,造就了與中原地區截然不同的閩南文化。《地道風物·閩南》專輯,深入閩南進行採訪,把這個古老中國海上視窗在漫長歲月中的豐富細節,如畫卷一般徐徐呈現,既為讀者展示閩南人的生活與記憶,也為讀者理解海上中國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
目錄
序言 只有往海上看,才能看到世界裡的中國
地
從泉州港、月港到廈門港——閩南海洋文化重心的遷移
背山面海,閩南的地方與世界
眾人說·我所理解的閩南
道
刺桐伽藍記
船與海神
閩南人的“地中海”
本土與海外的兩個閩南
咱厝人講咱厝話
穿牆透壁:剖視閩南古建築
風
愛拼才會贏的閩南人,拼不過怎麼辦?奉香火,拜天公
世俗閩南,神在身邊
泉州好戲
廈門:海的女兒初長成
泉南舊事
人生海海
老人與海
物
深山中走出的“中國白”
一盞閩南烏龍茶
神仙賞飯吃的手藝
這四季的甜頭
逐鮮而食,海之味
漂洋過海的“好呷”
閩南風味,自山與海而來
地
從泉州港、月港到廈門港——閩南海洋文化重心的遷移
背山面海,閩南的地方與世界
眾人說·我所理解的閩南
道
刺桐伽藍記
船與海神
閩南人的“地中海”
本土與海外的兩個閩南
咱厝人講咱厝話
穿牆透壁:剖視閩南古建築
風
愛拼才會贏的閩南人,拼不過怎麼辦?奉香火,拜天公
世俗閩南,神在身邊
泉州好戲
廈門:海的女兒初長成
泉南舊事
人生海海
老人與海
物
深山中走出的“中國白”
一盞閩南烏龍茶
神仙賞飯吃的手藝
這四季的甜頭
逐鮮而食,海之味
漂洋過海的“好呷”
閩南風味,自山與海而來
序
只有往海上看,才能看到世界裡的中國
古代的中國人,不太喜歡面對“海洋”這個概念。在中國古代帝王的眼中,海是疆土的自然邊界,是貶謫獲罪官員的去處,或是逃難時的茫茫絕路;更多生活在內陸的古代人,對海洋始終缺乏想像,只能用“天涯海角”來形容自己終生不能抵達之處。
放眼中國沿海,像閩南這樣山區密集、除了出海幾乎無路可走的地方很少。因此,從中原的角度看閩南,大抵逃不開三個特點:邊緣、偏僻、生存艱難。
不過,在閩南人面前,海洋是敞開的。對他們而言,儘管海洋意味著無常,仍然是值得用生命去開拓的一條道路——在中國,閩南人可謂最有海洋冒險精神的一群人,他們視野開闊,不畏艱險,並且,他們真的看得見海上的路線。諸多九死一生的經歷來不及講述,如今只見,海外最古老的唐人街,其實大都是閩南風格的。
在閩南,帝國中央的大陸視野與閩南人的冒險精神相互影響,造就了閩南的很多風景。除此之外,閩南又為中國敞開了一個視窗,海洋深處那些影響了世界進程的風由此而入,進而影響著中國的歷史進程。在這裡,只有往海上看,才能看到世界裡的中國。
泉州:“東方第一大港”與阿拉伯人的海上樂園
如今的閩南三城(廈門、漳州、泉州)中,泉州作為出海的港口,在唐代已經成名。不過,因泉州通往內陸的交通不便,在帝國的視野中,它作為一個貿易港口,受到的重視始終不能與交通便利的廣州港比肩。然而,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宋元時代的泉州海商萬戶、競渡千帆,在旅行者的眼中已成為一個令人驚歎的存在。馬可·波羅描繪其為“世界第一大港”,另一位比之更早的義大利旅行家則稱讚其為“光明之城”——泉州港獲得出人意料的大發展,是大陸視野與海洋視野在閩南的第一次交鋒與錯位。
這一次交鋒,從海洋上投來目光的,是阿拉伯商人。彼時被中國稱為“大食”的阿拉伯帝國,存在時間大約與中國的唐宋同期。在帝國出現之前,起源于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人就已經佔據東西方商路要道,他們早有重商傳統。英語中的“支票”“銀行”等商業詞語均來自阿拉伯語——至今通行於世界的諸多商業邏輯和規則,早期都是由阿拉伯人創立的。阿拉伯人在7世紀建立起橫跨亞非歐的大帝國,同時開啟了阿拉伯人的大航海時代,取代了早期來往于東亞海域的印度和波斯商人。阿拉伯故事《辛巴達歷險記》中,辛巴達的海上冒險即阿拉伯海商積極開拓海洋貿易網路的一個縮影。
在阿拉伯人編織的海上網路中,中國泉州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節點。它不但扼守中國和東亞海洋的交通要道,並且因為遠離中央政府,更加容易融入海上自由商貿體系之中。許多阿拉伯商人就此在泉州定居下來,他們在泉州留下的最顯著的遺跡,就是建於11世紀初的中國最古老的清真寺——清淨寺;阿拉伯人當時先進的造船技術也為中國船的改進提供了新的思路;宋代在泉州設立管理港口貿易的市舶司,掌領市舶司的蒲壽庚就是泉州的阿拉伯人後裔。
漳州月港:中國的海禁時代,遇上了歐洲人的大航海時代
明代是中國實行海禁最嚴厲的時代,國人禁止出海,泉州港迅速衰落下來。生存資源的匱乏,迫使閩南人甘冒海禁之風鋌而走險,繼續在海洋上討生活——在這樣的背景下,毗鄰泉州的月港後來居上,成為帝國最大的一個走私港口。
彼時的帝國中央政府,對月港貿易並非全然不知。然而,封閉不能使帝國阻擋世界潮流的影響,來自月港的一種重要資源,正在日益成為支援帝國經濟的一條生命線,那就是白銀。
中國很早就有使用白銀作為交易貨幣的歷史,但構建歐亞大陸上的白銀流通體系的,是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且重視商貿的元帝國,白銀從此成為遠距離商貿的硬通貨。
阿拉伯帝國和元帝國衰落之後,奧斯曼土耳其佔據了東西方商貿要道,此時遠在西方的歐洲人為了打通與東方的貿易往來,不得不繞開傳統商路,踏上了全球大航海之旅,並因此發現了美洲大陸。在這個過程中,西班牙人在美洲發現了銀礦,由此將白銀源源不斷地輸入東方,中國最大的一個白銀輸入地就是明代的月港。
實行海禁的明代中央政府也進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海上活動,鄭和代表帝國開啟了遠洋行程,鞏固了海外的朝貢體系。在帝國的視野中,中央政府所在之處仍是天朝上國,居於世界的中心;此刻,在西方人的視野中,讓中國與大航海時代產生更深刻聯繫的,卻是閩南那個小小的月港。
在南洋:愛拼才會贏的閩南人,只有一件事贏不了
明朝中期以後,閩南人在海上舞臺扮演了很多角色——水手、走私商、海盜、合法商人、海外移民……他們一往無前地在海上拼搏,建立起了覆蓋東南亞的華商網路。然而,“愛拼才會贏”的閩南人,只有一件事贏不了:他們始終是全球貿易網路的參與者,而不是主導者。
中央政府的視野無法延展到海洋,所以,明清時代,中國的海商一旦出海,就脫離了與帝國政府之間的管轄關係。閩南人即使在南洋建立起龐大的商貿關係網絡,背後也缺乏政府的支持,因此被稱作“沒有國家的商人”。
閩南人在海外的凝聚力,來自強烈的宗族鄉土觀念和媽祖信仰。海外貿易和移民環境險惡,宗鄉觀念使閩南人能夠相互扶持、共度險境,這是締結海外商貿社會網路的基礎,卻無法形成廣泛基礎上的共識和更緊密的組織形式,因此,在南洋的閩商有商貿網路卻要依附於歐洲人宏大的貿易系統,有社區基礎卻要受制於所在地的政治環境。
在廣闊的海洋上,複雜的商業技術成為全球化貿易的依託,而商業技術中最重要的是法律技術。在貿易中,具體的法律案例可以通過公認的法律技術來明晰產權和法律權責,從而建立起可以應用到陌生人之間的信用結構,形成更廣泛的、可以持續拓展的貿易網路。在海洋貿易中後來居上的英國人,正是在海洋貿易的開拓中不斷發展其法律技術,逐步建立後來通行英美的普通法系,從而成為全球貿易的主導者。這套法律系統的建立,需要有一個內政與外交高度聯通的政府,及時有效地對外部世界的變化做出調整並形成條文——從根本上來說,當時的閩南商人和中國政府不具備這套技術能力。
在大航海時代之後,海權理論日益成為海洋國家的共識——誰掌握世界核心的咽喉航道、運河和航線,就是變相控制了世界。在海洋國家眼中,中國擁有巨大的自由貿易市場,而中國政府對海洋規則卻一無所知、無所作為,結果就是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古老中國被迫捲入全球體系中,就此成為被規訓的對象。
古老中國一直擁有閩南這扇窗,而海洋上的風竟來得猝不及防。
在“陸地―海洋”的雙重視野下,閩南的許多不同於內陸的風景都更加容易被理解和闡釋。這一次,《地道風物·閩南》專輯深入閩南進行採訪,將這個古老中國海上視窗在漫長歲月中的豐富細節,如畫卷一般徐徐呈現,為我們展現了閩南人的生活與記憶,也為我們理解海上中國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
古代的中國人,不太喜歡面對“海洋”這個概念。在中國古代帝王的眼中,海是疆土的自然邊界,是貶謫獲罪官員的去處,或是逃難時的茫茫絕路;更多生活在內陸的古代人,對海洋始終缺乏想像,只能用“天涯海角”來形容自己終生不能抵達之處。
放眼中國沿海,像閩南這樣山區密集、除了出海幾乎無路可走的地方很少。因此,從中原的角度看閩南,大抵逃不開三個特點:邊緣、偏僻、生存艱難。
不過,在閩南人面前,海洋是敞開的。對他們而言,儘管海洋意味著無常,仍然是值得用生命去開拓的一條道路——在中國,閩南人可謂最有海洋冒險精神的一群人,他們視野開闊,不畏艱險,並且,他們真的看得見海上的路線。諸多九死一生的經歷來不及講述,如今只見,海外最古老的唐人街,其實大都是閩南風格的。
在閩南,帝國中央的大陸視野與閩南人的冒險精神相互影響,造就了閩南的很多風景。除此之外,閩南又為中國敞開了一個視窗,海洋深處那些影響了世界進程的風由此而入,進而影響著中國的歷史進程。在這裡,只有往海上看,才能看到世界裡的中國。
泉州:“東方第一大港”與阿拉伯人的海上樂園
如今的閩南三城(廈門、漳州、泉州)中,泉州作為出海的港口,在唐代已經成名。不過,因泉州通往內陸的交通不便,在帝國的視野中,它作為一個貿易港口,受到的重視始終不能與交通便利的廣州港比肩。然而,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宋元時代的泉州海商萬戶、競渡千帆,在旅行者的眼中已成為一個令人驚歎的存在。馬可·波羅描繪其為“世界第一大港”,另一位比之更早的義大利旅行家則稱讚其為“光明之城”——泉州港獲得出人意料的大發展,是大陸視野與海洋視野在閩南的第一次交鋒與錯位。
這一次交鋒,從海洋上投來目光的,是阿拉伯商人。彼時被中國稱為“大食”的阿拉伯帝國,存在時間大約與中國的唐宋同期。在帝國出現之前,起源于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人就已經佔據東西方商路要道,他們早有重商傳統。英語中的“支票”“銀行”等商業詞語均來自阿拉伯語——至今通行於世界的諸多商業邏輯和規則,早期都是由阿拉伯人創立的。阿拉伯人在7世紀建立起橫跨亞非歐的大帝國,同時開啟了阿拉伯人的大航海時代,取代了早期來往于東亞海域的印度和波斯商人。阿拉伯故事《辛巴達歷險記》中,辛巴達的海上冒險即阿拉伯海商積極開拓海洋貿易網路的一個縮影。
在阿拉伯人編織的海上網路中,中國泉州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節點。它不但扼守中國和東亞海洋的交通要道,並且因為遠離中央政府,更加容易融入海上自由商貿體系之中。許多阿拉伯商人就此在泉州定居下來,他們在泉州留下的最顯著的遺跡,就是建於11世紀初的中國最古老的清真寺——清淨寺;阿拉伯人當時先進的造船技術也為中國船的改進提供了新的思路;宋代在泉州設立管理港口貿易的市舶司,掌領市舶司的蒲壽庚就是泉州的阿拉伯人後裔。
漳州月港:中國的海禁時代,遇上了歐洲人的大航海時代
明代是中國實行海禁最嚴厲的時代,國人禁止出海,泉州港迅速衰落下來。生存資源的匱乏,迫使閩南人甘冒海禁之風鋌而走險,繼續在海洋上討生活——在這樣的背景下,毗鄰泉州的月港後來居上,成為帝國最大的一個走私港口。
彼時的帝國中央政府,對月港貿易並非全然不知。然而,封閉不能使帝國阻擋世界潮流的影響,來自月港的一種重要資源,正在日益成為支援帝國經濟的一條生命線,那就是白銀。
中國很早就有使用白銀作為交易貨幣的歷史,但構建歐亞大陸上的白銀流通體系的,是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且重視商貿的元帝國,白銀從此成為遠距離商貿的硬通貨。
阿拉伯帝國和元帝國衰落之後,奧斯曼土耳其佔據了東西方商貿要道,此時遠在西方的歐洲人為了打通與東方的貿易往來,不得不繞開傳統商路,踏上了全球大航海之旅,並因此發現了美洲大陸。在這個過程中,西班牙人在美洲發現了銀礦,由此將白銀源源不斷地輸入東方,中國最大的一個白銀輸入地就是明代的月港。
實行海禁的明代中央政府也進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海上活動,鄭和代表帝國開啟了遠洋行程,鞏固了海外的朝貢體系。在帝國的視野中,中央政府所在之處仍是天朝上國,居於世界的中心;此刻,在西方人的視野中,讓中國與大航海時代產生更深刻聯繫的,卻是閩南那個小小的月港。
在南洋:愛拼才會贏的閩南人,只有一件事贏不了
明朝中期以後,閩南人在海上舞臺扮演了很多角色——水手、走私商、海盜、合法商人、海外移民……他們一往無前地在海上拼搏,建立起了覆蓋東南亞的華商網路。然而,“愛拼才會贏”的閩南人,只有一件事贏不了:他們始終是全球貿易網路的參與者,而不是主導者。
中央政府的視野無法延展到海洋,所以,明清時代,中國的海商一旦出海,就脫離了與帝國政府之間的管轄關係。閩南人即使在南洋建立起龐大的商貿關係網絡,背後也缺乏政府的支持,因此被稱作“沒有國家的商人”。
閩南人在海外的凝聚力,來自強烈的宗族鄉土觀念和媽祖信仰。海外貿易和移民環境險惡,宗鄉觀念使閩南人能夠相互扶持、共度險境,這是締結海外商貿社會網路的基礎,卻無法形成廣泛基礎上的共識和更緊密的組織形式,因此,在南洋的閩商有商貿網路卻要依附於歐洲人宏大的貿易系統,有社區基礎卻要受制於所在地的政治環境。
在廣闊的海洋上,複雜的商業技術成為全球化貿易的依託,而商業技術中最重要的是法律技術。在貿易中,具體的法律案例可以通過公認的法律技術來明晰產權和法律權責,從而建立起可以應用到陌生人之間的信用結構,形成更廣泛的、可以持續拓展的貿易網路。在海洋貿易中後來居上的英國人,正是在海洋貿易的開拓中不斷發展其法律技術,逐步建立後來通行英美的普通法系,從而成為全球貿易的主導者。這套法律系統的建立,需要有一個內政與外交高度聯通的政府,及時有效地對外部世界的變化做出調整並形成條文——從根本上來說,當時的閩南商人和中國政府不具備這套技術能力。
在大航海時代之後,海權理論日益成為海洋國家的共識——誰掌握世界核心的咽喉航道、運河和航線,就是變相控制了世界。在海洋國家眼中,中國擁有巨大的自由貿易市場,而中國政府對海洋規則卻一無所知、無所作為,結果就是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古老中國被迫捲入全球體系中,就此成為被規訓的對象。
古老中國一直擁有閩南這扇窗,而海洋上的風竟來得猝不及防。
在“陸地―海洋”的雙重視野下,閩南的許多不同於內陸的風景都更加容易被理解和闡釋。這一次,《地道風物·閩南》專輯深入閩南進行採訪,將這個古老中國海上視窗在漫長歲月中的豐富細節,如畫卷一般徐徐呈現,為我們展現了閩南人的生活與記憶,也為我們理解海上中國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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