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體系（修訂譯本）

總序 哲學經典翻譯是一項艱巨的學術事業 /1 
譯序 描繪一個不存於任何地方的圓周 /1 
導 論 /1 
 
第一部分 功能性系統或客觀論述 
 
第一章 室內陳設的結構 /13 
傳統環境 /13 
現代物品在功能上的解放 /15 
模範性室內 /17 
標準元件 /17 
牆壁與光線 /20 
照明 /20 
鏡子與畫像 /21 
時鐘與時間 /23 
朝向室內陳設的社會學？/24 
陳設人 /26 

第二章 氣氛的結構 /32 
氣氛價值：色彩 /32 
傳統色彩 /32 
“自然的”色彩 /33 
“函數”色彩 /36 
溫暖與冷峻 /38 
氣氛價值：材質 /39 
自然木材、文化木材 /39 
氣氛的邏輯 /41 
模範材質：玻璃 /43 
關係人和氣氛人 /45 
座位 /46 
文化性與檢查制度 /48 
氣氛價值：手勢與形式 /49 
傳統手勢：勞力 /50 
功能化手勢：操控 /51 
一個新的操作場域 /52 
迷你化 /54 
風格化—順手性—封套 /55 
象徵面向的終結 /56 
力量的抽象化 /58 
功能主義神話 /60 
功能性形式：打火機 /61 
形式的延伸義：汽車的尾翼 /62 
形式的“不在場”無罪證明 /64 

第三章 結論：自然性和功能性 /67 
附錄：居家世界和汽車 /70 
 
第二部分 非功能性系統或主觀論述 
 
第四章 邊緣物——古物 /79 
它的氣氛價值：歷史性 /79 
它的象徵價值：起源神話 /80
“真確性”/82 
新—文化症候群：古跡修復 /83 
共時性、貫時性、時代錯亂 /86 
反向投射：“原始人”心目中的技術產品 /88 
古物市場 /90 
新文化帝國主義 /91 

第五章 邊緣體系：收藏 /92 
從功能中抽象出來的物品 /93 
激情—物件物 /94 
最美麗的家庭寵物 /97 
系列遊戲 /98 
由量到質：獨一無二之物 /99 
物品與習慣：手錶 /102 
物品與時間：被控制的週期迴圈 /104 
禁閉物：嫉妒 /108 
去結構物：變態 /110 
從系列性動機到真實動機 /114 
針對自我的論述 /116 
 
第三部分 元功能及功能失調體系： 新奇的小發明和機器人 
 
第六章 新奇的小發明和機器人 /121 
技術層面的引申意義：自動化主義 /121 
“功能化”的超越性 /122 
功能錯亂：無意義的小發明 /125 
偽功能性：玩意兒 /127 
元功能性：機器人 /132 
技術的災難 /137 
技術與潛意識系統 /141 
 
第四部分 物品及消費的社會——意識形態體系 
 
第七章 模範與系列 /151 
前工業文明物品與工業模範 /151 
“個性化”物品 /154 
選擇 /155 
邊緣性差 異 /156 
模範的理念性性格 /157 
由模範到系列 /159 
技術缺失 /159 
“風格”上的缺失 /161 
階級差異 /163 
現時性的特權 /165 
人格的厄運冒險 /167 
模範的意識形態 /168 

第八章 信用貸款 /171 
消費者公民的權利與義務 /171 
先行消費：一項新倫理 /173 
強迫購買 /175 
購買的奇跡 /176 
家居事物的曖昧性 /177

第九章 廣告 /179 
針對物品的論述和作為物品的論述 /179 
廣告的命令式和直陳式 /180 
聖誕老人的邏輯 /181 
母性作用元：艾爾朋扶手椅 /183 
購買力的節慶 /187 
恩寵與壓制：雙重作用元 /189 
集體的推定 /193 
和平牌洗衣粉 /193 
有廣告意味的競賽 /196 
Garap/197 
新人文主義？/198 
系列性制約 /198 
由欠缺產生的自由 /200 
一種新的語言？/202 
結構與分割：品牌 /203 
普遍符碼：地位 /208 

結論：面向“消費”的定義 /212 
譯後記 /219
 

導 論

試想，是否有可能將人類製造的繁多物品進行分類？有如草木蟲魚一般，區別為熱帶性、冰河性；標識其突變類型，或面臨絕種的品種？在都市文明裡，一代一代的產品，機器或新奇無用的玩意兒，層層襲來，前仆後繼，相互取代的節奏不斷加快；相形之下，人反而變成一個特別穩定的種屬。細思之下，其實這種增倍繁衍的現象，和自然界無可盡數的種類相比，並不顯得特別出奇。然而，自然界的種種生物的鑒別分類，人已經做到了。甚且，在有系統地進行這項工作的時代，人類也通過百科全書的方式，將各種實用物品及其相關技術，進行詳盡的分類記載。自此之後，平衡的狀態就中斷了：日常生活中的物品（這裡我們且不提生產機器）不斷地繁衍，各種需要也一直增加。製造界不斷地加速它們的生死週期，人的語彙便顯得不足以應付。有可能對這種朝生暮死的物世界進行分類，進而完成一個描述體系嗎？然而，分類標準的數目可能就會和要被分類的物品數目不相上下：大小、功能化程度（物和其自身的客觀功能間關係）、與物相關的手勢動作（豐富或貧乏，傳統與否）、外形、壽命、在一天裡出現的時刻（是否間斷地出現，以及我們意識到它的存在與否）、它所作用的物質（對於咖啡研磨機，這一點很明顯；但如果是鏡子、收音機、汽車呢？然而，所有的物品都作用並轉化某種東西）、使用時排他性或社會化程度（個人的、家庭的、公眾的或是與此無關），等等。事實上，對物這樣一個持續突變及擴展的集合而言，以上這些分類法都顯得武斷瑣碎，比選擇 abc 字母順序好不到哪裡去。

比如《聖艾蒂安市武器製造廠目錄》（Catalogue de la Manufacture d’ Armes de Saint-Etienne），雖然在結構上有問題，卻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次分類的可能，然而這份目錄只是針對可以用功能區分的物品進行分類：每一件物品代表一種功能，其分類常是微細而不規則的、毫無建構意義系統的企圖。 在一個比較高級的層次，可以發現西格弗裡德·基第翁（Siegfried Giedion，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1948）的作品同時是物品功能性、形式及結構性的歷史演變分析，也是一篇技術物品的史詩，並且能標明和技術沿革相應的社會結構變化，然而卻不回應人對物的真實生活體驗問題，及物如何回應功能性需求以外的其他需求的問題，最後它也不能分析和［物的］功能相牽絆又相抵觸的究竟是何種心智結構，也就是不能圓滿回答我們對物的日常生活經驗究竟是建立在何種文化的、亞文化的或超文化的系統上（système culturel， infra-ou transculturel）。以上便是我們這本書所要提出的問題。我們分析的物件不是只以功能決定的物品，也不是為分析之便而進行分類之物，而是人類究竟通過何種程式和物產生關聯，以及由此而來的人的行為及人際關係系統。 

對於這個物的結構語義系統（système“ parlé”）的研究，也就是對物所安設的一套或多或少合理一致的意義構成系統的研究，必須假設在物的結構語義系統之外，有一個可與其分離的層次。此層次的結構更為嚴謹，甚至將超越物的功能性描述範圍，這個層次便是科技層次。 

這裡定義的科技層次是抽象產物：在日常生活裡，我們對物的科技現實可謂毫無意識。然而此一抽象性卻是基本的現實：科技主導著環境的重大變革。甚至這樣說都不會顯得奇怪：物品最具體的一面便是科技，因為科技演進和物的結構變化實為一體。嚴格地說，物的科技層次變化是本質的（essentiel），而物在其需求及實用的心理或社會學層面的變化則是非本質的（inessentiel）。對於物的心理或社會論述都會不斷回推到一個更緊密一致，並且與個人或集體論述皆無關的層次，也就是說，物的科技語言結構（langue）。我們必須要從技術模型緊密一致的結構層次出發，才能理解為何物會被生產及消費、被擁有及被個性化（personnalisés）。 

因此，在研究之初，界定物的理性層次，也就是物的客觀科技結構化過程，這個工作是十分要緊的。我們可以拿吉伯特·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1958）所討論的汽油引擎作例子： 
目前技術條件下的汽油引擎裡，由於在能量交換的過程中，每一重要零件都和其他零件緊緊相扣，使得每一零件都顯得無可取代……比如汽缸蓋以其形式及金屬材質，和其他爆炸迴圈的元素相互作用關係，製造出火花塞電極所需要的溫度；而反過來，這個產生出來的溫度，又作用到點火及整個爆炸過 程。

現今的汽油引擎是具體的，老式的汽油引擎則是抽象的。老式的汽油引擎裡，每一個單元只在爆炸迴圈的某一段落裡作用，之後便［退隱一邊］不再作用於其他零件；老式的汽油引擎裡的零件就像輪班上陣的工人，彼此並不認識……如此技術物可說有一種原始形式——即抽象形式——其中每一個理論或物質單位都被當作一個絕對本位來處理，其功能也因此必須是在封閉系統裡完成。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整合便產生了一系列有待解決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一些特殊的結構，我們可將之稱為每一個組合零件的防禦結構：比如內燃機的汽缸蓋上佈滿了散熱板。這些散熱板便似由外部強加在汽缸及理論的汽缸蓋上，而且僅具有一個功能，即幫助冷卻。近來的汽缸便不同了，其中的散熱板除了機械上的功能外，還可以像一排加強肋一樣，保護汽缸蓋不受瓦斯的衝撞變形……兩個功能已經變得難分難解：結構是一個整體，不是各部分的折中，而是各部分的相伴相隨及合同協力：加了肋條的汽缸蓋可以因此修薄，其厚度的減少又可加速冷卻；於是這個散熱板 / 肋條的雙重結構，便可以用令人滿意的綜合方式來同時完成過去相分離的兩個功能：它用超越的方式來進行整合……我們認為這樣的結構比它前一代結構更為具體，同時符合技術物品的客觀進步：因為真正的技術問題，其意義為不同功能在同一元件中的整合，而不是在相衝突的要求中尋找妥協。甚至，在這個由抽象邁向具體的步驟中，技術物可說是傾向于發展一個完全一致而且完全統一的系統。（第 25—26 頁） 

這樣的分析是本質性的：它展現給我們看的是從來不存於具體生活經驗、從來不可能在實踐中認知的一致性元素。科技向我們訴說物的一部嚴謹歷史，其中，功能的衝突在更廣闊的結構中得到辯證性的解決。每一系統演變朝向一個更好的整合，每一結構完成的系統，其中位置的變化，及每個功能整合的過程，都會產生新的意義，也就是說，獨立於改造系統者的一種客觀效力：要知道，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是一個類似於語言結構的抽象層次（langue），因此我們可以類比語言學中的音素（phonèmes），將這些簡單的技術元素稱為“技術元”（technèmes）——以有別於真正的物——由此我們可以認為，技術演化便是在它們的排列變化的基礎上進行。我們可以在這個層次上設想技術的結構研究，探討“技術元”如何具體地組成高複雜度的技術物，也可以在簡單的技術集合——有別於真正的物——研究其相互組合的句法（syntaxe），也可以研究種種物品和組合間的意義。 

然而，嚴格地說，這樣的學問只適用於有限的領域：實驗室的研究及高科技的進展，比如航空工程、太空科技、航海科技、運輸大卡車及其他高度發展的機器等。在這些領域裡，技術發展的急迫需要深刻地凸顯結構要求，而其集體的、非個人化的特性也使流行的影響力降到最低。比如汽車的狀況是把變化改進的精力完全消耗在玩弄外形的遊戲上，但仍然保留低程度的技術地位（水冷卻、內燃機動力等），航空工業就相反，因為它被迫必須發展最具體的技術，以符合功能上的考慮（安全、速度、效率）。在這類情況中，技術發展依循的是一條幾乎純潔無瑕、不受干擾的道路。可是我們很清楚，要瞭解日常生活中的物體系，這一類技術結構分析將是破綻百出、效力薄弱的。 

我們可以夢想，對技術元和它們之間的意義關係，進行一種無遺漏的描述，便足以完全說盡真實物品構成的世界：然而，這只是一種夢想。因此，這種對待技術元的方式就像真正的天文學家對待星星那樣。誠如柏拉圖所說：“如果我們試圖通過真正的天文學研究來使靈魂的聰明才智真正發揮作用的話，那麼我們必須通過問題來研究，就像我們在幾何學研究中所做的那樣，不要去管佈滿繁星的天空了。” （La République， Ⅰ， Ⅶ）不幸的是，這種做法會馬上在物品真實生活中的心理學和社會學現實上遇到困難，這個現實在物品的感官物質性之外，形成了一個有約束性的整體，並使得科技體系的合理一致性持續受到改變和干擾。我們在此感興趣的，便是這種干擾：物品的合理性和需要的不合理性如何大起爭執，而這個矛盾又如何引出一個前來解決它的意義構成體系，而不是科技模型，即使這些模型的基本真理提供了我們對物體的直接體驗不斷湧現的基礎。 

我們的實用物品都與一到數個結構性元素有關，但它們也都同時持續地逃離技術的結構性，走向一個二次度的意義構成，逃離技術體系，走向文化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日常生活的環境仍是一個“抽象的”體系：普遍來說，許多物品都在它們各自的功能裡相互隔離，是人依他的需要，使它們共存在一個功能化的環境裡，這樣的體系，經濟性低、一致性也不高，就好比汽油引擎的古老結構：局部的、有時互不相干的或相互掣肘的功能的組合。同時，當前的傾向是完全不再解決此一不諧調狀態，而是用新的物品來回應接續而來的需要。如此便造成以下的結果：每一個被加在別的物品之上的事物，可以完成它自己的功能，但對全體則是一種阻礙，有時候呢，它既幫助又阻礙它自己的功能。 

更有甚者，形式和技術的引申義（connotation）還會增加功能上的不和諧，也就是整個需要的體系——社會化或潛意識的需要、文化或實用的需要——整個生活體驗的非本質（inessentiel）體系反過來影響技術的本質（essentiel）體系，並損害了物品的客觀身份。 

舉一個例子吧：在一個咖啡研磨機中，“本質必要的”和結構性的部分，因此也就是最具體客觀的部分，是它的電動引擎，是發電廠提供的能量，是能量生產和轉換的律則——但因為與特定個人的需要相聯而成為比較不客觀的部分，正好是它作為咖啡研磨機的本身——一點也不客觀，因此非屬本質必要的部分，在於它是綠色長方形，或是粉紅色梯形。一個同樣的結構，比如電動引擎，可分化成為各種功能：功能的差異化本身已經是二次度的［層次］了［也就是在這裡，它墮落于趣味發明（gadget）的不一致性之中］。同一個功能—物（objet-fonction）本身又可以分化為不同的形式，這時我們是在“個性化”（personnalisation）和形式引申意義（connotation formelle）的領域裡，也就是在非本質必要者的領域裡。然而，工業產品和手工藝品之所以不同的地方，便在於非本質必要的部分，不再留給偶然或個人的執行來處理，而是由生產體制來進行系統化的處理，而生產體制便是通過這一點（以及時尚的普遍排列組合）來維持它自己的目的性。 

也就是因為這種錯綜盤纏的複雜過程，使得技術領域自主化的條件，也就是說對物的領域進行結構分析的可能性和語言領域有所不同。如果我們排除純粹的技術物品（因為作為主體，我們和它們從無關聯），我們便可觀察到兩個層次的存在，那便是客觀本義（dénotation）和引申意義（connotation）層次（通過後者，物品被心理能量所投注，被商業化、個性化，進入使用，也進入了文化體系）；這兩個層次，在目前的生產和消費的狀況中，並不像語言學中的語言結構（langue）和言語使用（parole）一樣，可以截然劃分。 科技層次並沒有結構自主性，就好像“言語事實”（les faits de parole）［在這裡是作為使用言語的物品（objet“ parlé”）］在一個物分析中，並沒有比它們在語言事實分析中那麼大的重要性。如果說，發出捲舌或濃濁的 r 音，在語言結構分析中不會改變任何結果，也就是說，如果引申意義不會干擾本義的結構，物品的引申義義則會明顯地加重和改變技術的結構。和語言結構不同的是，科技並不構成一個穩定的系統。

與字元（monèmes）和音素（phonèmes）相反，技術元處於持續的演變狀態。然而，由於科技體系，通過它的不斷革命，便是如此地融入於“說出”它的實用物品的時間之中（語言結構也是如此，但程度小得多了）——由於此一體系的目的在於宰製世界和滿足欲望，與以溝通為目的的語言相比，它比較具體、比較難以脫離實踐——最後，由於科技嚴格地依賴科技研究的社會條件，因此也就依賴生產和消費的全面體制，而語言結構一點也沒有受到這種外在約束的影響——所有這些因素都導致物的體系和語言結構的體系相反，如果要科學地去描述它，只有，在同一個行動中，把它當作一種由實踐體系持續干擾技術體系的結果。唯一能夠說明其真相的，並非技術的合理一致的體系，而是實踐對技術的影響模式，或者更精確地說，是技術被實踐卡住（enrayage）的模式。一言道盡，物的體系的描述，一定要伴隨著體系實踐的意識形態批評。在科技的層次，並沒有矛盾，有的只是意義。但人文科學只能是意義和反意義的科學：一個合理一致的科技體系如何擴散於一個不一致的實踐體系之中，物品的“語言結構”如何被“說出”，以至於使得此一“言語使用”（或說是語言體系和言語使用的中間物）的體系足以阻塞語言結構？最後，要問的不是物的體系的抽象一致性，而是它被實際體驗到的矛盾，究竟位於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