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或生活》是本小書，在茨維坦•托多羅夫的數十部作品中或許並不醒目，2015年2月的法文新版保留著口袋書的樣式，收錄了“藝術或生活”與“藝術和道德”兩部分內容。
向藝術致敬，因為藝術創作，無論其物化形式如何，也許是人類腦力、體力以及審美價值的最高體現。從原始圖騰開始，經歷古典、現代和後現代，再到新技術、新材料、新媒介支撐的當代創作，藝術的火焰在數百萬年之間從未衰減，而其主體，那些將身心投入其中的人們也如蒼穹中的繁星般數不勝數，最耀眼的當之無愧地被載入史冊，為世人稱頌。
這一次，倫勃朗•哈爾曼松•凡•萊因吸引了托多羅夫的眼光，也許是因為作為荷蘭、歐洲乃至世界最偉大的畫家之一，倫勃朗是托多羅夫探尋藝術發展道路的必經之站；也許是因為托氏在吟唱《日常生活頌歌：論17世紀荷蘭繪畫》、《個體的頌歌：論文藝復興時期的佛拉芒繪畫》之後意猶未盡；又或許是某日，盧浮宮內，托多羅夫偶然在倫勃朗作品前駐足凝視，批評家與藝術家之間神奇地發生了某種跨越時空的精神交流。《藝術或生活》一書的寫作靈感究竟來自何處，我們也許永遠無從得知，然而這並不重要，文字會帶我們進入倫勃朗的生活和藝術世界。
倫勃朗的藝術和生活，兩個世界？還是合二為一的世界？“藝術來自生活，卻又高於生活”，這究竟是誰的言論，無法考證，既然流傳至今，廣為引用，必定深得人心。可是，一旦具體到某一位藝術家，如此高度概括、適用於整體藝術創作的凝練，或許顯得有些蒼白。倫勃朗以素描、版刻、油畫的形式，表現了大量的人物主題，乞丐行討、女人勞作、兒童學步，難道都是他的生活見證和藝術加工？
對於《夜巡》這幅在倫勃朗真實生活中引發軒然大波的瑰麗作品，人們已經說的太多，紛紛猜錯，托多羅夫探幽的目光不會滿足於此，他看到的是，與其生活時期盛行的“風俗畫”不同，倫勃朗將日常生活的主題留給了素描和版刻，並且“在對從事日常生活的男性和女性的捕捉中，倫勃朗不追求再現面孔或身體的個體區別，而是抓住某一場景下的典型特徵”。因此，即使是《夜巡》，本是拿人錢財、替人作畫的肖像，也被倫勃朗“高於生活”地詮釋為畫中的男人們生命中某個的時刻。
藝術，對於倫勃朗，首先是謀生養家的手段，這就是他為什麼會選擇“因值施技”，將宏大和華麗付諸歷史畫、肖像畫，而用版畫和素描記錄平凡與瑣碎，甚至將後者作為前者的練筆和準備。然而，藝術更是畫者思想的表達。譬如在神聖和世俗之間，倫勃朗曾不遺餘力地拉近兩者的距離。文學家為人記取和傳頌，往往是因為其人道主義關懷。用人道主義來評價倫勃朗的畫作，也許略微有過，但托多羅夫在其版畫和素描中讀到的人文性卻是不爭的事實。倫勃朗筆下，被行刑示眾的女傭有了受難者的光輝，回頭的浪子充滿永恆的欲望，就連約瑟夫、瑪利亞和小耶穌，也不過是一家三口勞作和生活的尋常模樣。通過倫勃朗的藝術，宗教、神話或歷史降尊紆貴，落入塵埃，幻化成畫者筆下隨處可見的場景和生命。
回到生活，因為藝術永遠能且只能來源於生活。倫勃朗的生活並不複雜，在托多羅夫的引領之下，我們在畫中不難瞥見他生活的線條與痕跡：與妻子莎斯姬亞共同生活的九年光陰，孩子們出生又夭折，唯有幼子蒂圖斯活了下來，學會了寫字和讀書。新婚時，莎斯姬亞“臉上露出似有似無的微笑，眼神溫柔和善”，可是命運的侵蝕逐漸讓她黯淡成了一個虛弱病態、臥床不起的形象。倫勃朗也毫不吝嗇對自身的描繪，在自畫像中，我們看到了訂婚之年服飾華貴的他，年近而立笑容拘謹的他，初經喪子之痛晦暗憂傷的他。模特同時也是畫者的神情從快樂戲謔到安靜內斂，再到嚴肅勞頓，倫勃朗人生的起伏觸目可及，經歷過新婚燕爾、聲名大噪，經歷過妻病子死、債主上門，生活的歷練，帶給畫家的是對藝術更加寬容和博大的追求。於是，倫勃朗可以化身為王子或浪子，也可以將妻子的面容給了妓女或女神。這一切，都說明“畫家的自信似乎已經不再依賴於他的私人生活發展”。至此，藝術終於高於了生活。
將藝術的問題歸結于道德，因為托多羅夫本身是一位不屈不撓的戰士。從本世紀初開始、直至近五年裡精品迭起的譯介，讓中國讀者有幸領略了這位高產作家頭頂上的“結構主義符號學家”、“敘事學理論奠基者”以及“哲學家”、“歷史學家”、“文藝評論家”等諸多光環。
就在2017年2月7日，陰冷的巴黎，久病的老人辭世而去的消息傳來，法國媒體政要紛紛發文悼念，對托氏終其一生筆走鋒芒的貢獻頗多讚譽：時任法國教育部長的納賈特•瓦羅貝爾卡桑（NajatVallaudBelkacem）發表推文，稱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和思想史家托多羅夫的消逝帶來了巨大的憂傷；文學雙月刊Books前主編、曾與托氏共事的桑德琳•托羅蒂（SandrineTolotti）說道：“聞悉自由的思想家茨維坦•托多羅夫逝世的消息，無盡的悲哀”；《解放報》（Libération）記者菲力浦•杜魯（PhilippeDouroux）稱托多羅夫為“永不屈服的人道主義者”；美國休士頓大學法國史教授羅伯特•澤拉塔斯基（RobertZaretsky）則說：“不幸的是，托多羅夫在我們最需要他的時候離開了我們，如今民族主義者和非理性主義者的偏見非常突出，尤其是在美國和歐洲。沒幾個當代思想家像托多羅夫那樣對他人做了如此長期、清楚的思考”……
對於極權的逃離與反抗，對於自由的嚮往與追求，奠定了托多羅夫人生的基調，也決定了他筆耕不輟的學者生涯：從保加利亞索菲亞到法國巴黎，再到跨洲講學；從奇幻文學到敘事研究，再到倫理批評；從《征服美洲》（到《文學的理論》,再到他人生謝幕後隨即問世的《藝術家的凱旋》，托多羅夫用文字完成了他的時間藝術。如果說在“藝術或生活”這部分中，托多羅夫扮演了一個鑒賞者和評論者的角色，那麼，在新版後續的“藝術和道德”中，他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文學領域，去回答一個問題：“耶穌、聖母和聖靈們尚能混跡人間而絲毫不失其偉大，藝術家們又為什麼不可以呢？”
藝術家的偉大，難道註定取決於他們的實踐與道德之間的關係？托多羅夫的態度理性，甚至可以說中庸。評論總歸要從梳理開始，他看到，從古希臘文明開始，歐洲文明經歷了黑暗的中世紀、璀璨的文藝復興以及提倡理性自律的新古典主義美學，藝術始終臣服于道德，社會現行的倫理原則被用來衡量作品的品質，托多羅夫將其統稱為“古典主義”。與之相對的是18世紀的一場革命，藝術逐漸從“他律”走向“自律”，從膜拜上帝、主權走向追求審美，藝術成為美的化身，從此擺脫了“寓教於樂”的束縛。波德賴爾說詩歌的目的是詩歌本身，奧斯卡•王爾德也認為沒有道德或者不道德的書，一本書只是寫得好或者不好，諸如此類的言論，托多羅夫稱之為“現代主義”。
然而，古典和現代並非完全可以各自為政，再者，藝術家們似乎還肩負為創作而愛世界的義務，可是疑慮還在：“如果藝術家以這樣一種方式愛世界和其中的生靈，我們還能說他的行為與善的理念毫無干係嗎？”英國女哲學家、小說家艾瑞斯•梅鐸的回答是：“藝術和道德是同樣一件事情。它們的本質相同。兩者的共同要素是愛。”對這種設想，托多羅夫依然保持冷靜和辯證的視角，他肯定“對世界的愛，是成功的藝術作品的必需”，但文學作品的目的、體裁和內容存在差異，而且“一部作品的真相和美德，不可能被轉移到其作者或者讀者身上”。因此，談論藝術，且讓我們關注作品本身，而文學批評，如托多羅夫所言，也“只有一個屬於它的界限，即作品的意義，因為意義同時引發了其認知、倫理和美學的維度”。
作為譯者，在代序的最後，簡單談些感想。我從研究生時開始文學筆譯，拉拉扯扯地譯過十余部文集和小說，且讀且譯漸漸成為學習和消閒的方式，可以說是以教書為生的我可行的“藝術創作”，至今捨不得放棄。譯托多羅夫等學者式的作家，無可選擇地保持恭謹的態度。年齡漸長，發現譯者有時也要放下拘束和卑微。仰視的角度同時拉遠了距離，面對腦力豐足、思想深邃的述說者，譯者真是要努力靠近，用心傾聽、理解和傳達呢。哪怕做僕人，也要有能揣摩主人心思的自信才好。為《藝術或生活》中文版寫序，對我而言，有幾分越俎代皰、畫蛇添足的意思，感謝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信任，文中如有謬誤，也請讀者包涵。
俞佳樂
2017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