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四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特別突出的重要地位,自宋代以來為中國人必讀之書,作為當時人們的基本信仰與信念,成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傳戶誦之學,哪怕是鄉間識字不多甚至不識字的勞動者,也是通過口耳相傳,接受並自覺實踐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愛”“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僅是中國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類文明中最光輝、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四書大義》也是唐文治先生在任上海高等實業學堂(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監督(校長)時,為使學生重視經學而親自編寫的經學系列教材,也是先生治經學義理與訓詁並重的代表成果之一。先生在闡發義理之時結合時事,提出自己的觀點,認為《論語》從“學”開始,展示天德、王道、聖功,並把《尚書》以至《大學》的修、齊、治、平的經世思想全然收納。因“學”而“知”自覺發揚經學的體統,重建經學學術的殿堂。例如在《為學》篇大義中先生認為從自知到知人都是“為學”的具體內容;在《為政》篇大義中,先生提出“為政”須以學問為本,這是對20世紀上半葉軍閥割據的擔憂,並進一步指出了“德政”的重要意義,推行教化,培養人的善良本性,而不是利用苛刻的“法”來束縛百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