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終結：理解世界經濟新常態

序言 爭鳴：單一主調的危機解讀
第一部分 樂觀主義者的花園
第一章 當前與永恆的經濟增長
第二章 長達十年的理論爭鳴
第三章 大幻覺
第四章 經濟學派別的異同
第五章 預言家
第二部分 毀滅經濟增長的四大因素
第六章 能源與經濟：項圈效應
第七章 武力的無用
第八章 數字風暴
第九章 金融詐騙的后果
第三部分 常態不會回歸
第十章 破裂的基線和失敗的預測
第十一章 政府干預的是是非非
第十二章 中樞論、財政懸崖與違約邊緣
第十三章 歐洲會有危機嗎？
第十四章 超越樂觀與悲觀
后記 如果荷馬歸來

爭鳴：單一主調的危機解讀
1930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 Keynes）寫道：「今年，我們生活在現代歷史上最大的經濟災難的陰影之下，而世人對此卻感覺遲鈍。」但2008年9月那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卻沒有出現凱恩斯所說的后知后覺，因為當眾多金融巨頭紛紛倒下，被美國政府收購之際，各路作家和分析人士做出了敏捷的反應，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讀。20世紀30年代初那場大蕭條爆發之后，羅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踵而至，所以關於那場大蕭條的歷史論述很少。到1954年，家父用了一個夏天撰寫的薄薄的一卷書最終面世，率先對那場危機進行了分析。現在，對於2008年的那場金融危機，記者和經濟學家們已經撰寫了眾多相關書籍，政治人物也出版了越來越多的回憶錄，還有大量的官方報告，但問題是，我們如何利用好這些資料。

最早的一波著作，包括大衛•韋塞爾（David Wessel）的《我們相信美聯儲》（InFedWeTrust）和安德魯•羅斯•索爾金（AndrewRossSorkin）的《大而不倒》（TooBigtoFail），都把目光聚焦於銀行高層和喬治•沃克•布什政府。后來，羅恩•薩斯坎德（RonSuskind）的《騙子》（ConfidenceMen）和諾姆•沙伊貝爾（NoamScheiber）的《逃脫藝術家》（TheEscapeArtists）把關注點放在了奧巴馬政府。到目前為止，也出現了很多政治人物的回憶錄，包括前任財長亨利•保爾森（HenryPaulson），問題資產救助計划的前特別監察長尼爾•巴洛夫斯基（NeilBarofsky），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前主席希拉•貝爾（SheilaBair），主要從人和政治角度切入，分析了人們在這場危機中表現出的優點和弱點，闡述了危機背后的故事。

這類由個人撰寫的政治性的著作通常不會具體地論述那些導致金融災難的行為方式，而商業記者、一些法學教授和官方調查往往會給出重點論述。對於這些人來說，危機發生的關鍵在於當時美國的金融實體提供住房抵押貸款的方式。從這個角度進行論述的作品有，貝薩尼•麥克萊恩（BethanyMacLean）和約瑟夫•諾塞拉（JosephNocera）的《眾魔在人間》（AlltheDevilsAreHere）、馬特•泰比（MattTaibbi）的《詐騙烏托邦》（Griftopia）、凱瑟琳•恩格爾（KathleenEngle）和帕特里夏•麥科伊（PatriciaMcCoy）的《次貸病毒》（TheSubprimeVirus）、馬克•傑蘇里克（MarcJarsulic）的《金融危機大剖析》（AnatomyofFinancial
Crisis）。

然而，邁克爾•劉易斯（MichaelLewis）的《大空頭》（TheBigShort）看問題的角度有些不同，描述了一群投機者，他們洞見了美聯儲和財政部都不曾察覺的市場瘋狂，將賭注押在了美國金融機構行將崩潰上。開展官方調查的機構包括菲爾•安吉利德斯（PhilAngelides）領導的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Warren）領導的國會督查小組、卡爾•列文（CarlLevin）領導的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以及尼爾•巴洛夫斯基領導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划特別檢察長辦公室。這些調查都有翔實的證據，其中一些描述讓人驚駭不已，就像一部恐怖電影一般。然而，它們只是敘述事實，一般沒有解釋出現這些事實的原因。

舉個例子。在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中，大部分篇幅都是對政府和銀行過失行為的詳細記錄，用平鋪直敘的方式記錄了所發生的問題，但沒有解釋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當然，對於一份政府文件而言，這份報告已經算是寫得很好了，但這種報告又有什麼意義呢？哪些理論能解釋這些事實呢？即便故事敘述得再明確，也無法解釋當時為什麼會出現這些情況，更無法有效地構建一個更安全、更穩定的經濟和金融環境。這些事實對於界定個人或企業的行為是否遵循了職業操守和法律法規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即便這些事實被完全披露，而且有關職能機構從中吸取了教訓（其實並非如此），這份報告本身也不能指導我們如何去彌補損失以及如何不再重蹈覆轍。

這樣一來，我們在論述問題時就必須實現一個跨越，從敘述「發生了什麼」的階段跨越到解釋「為什麼發生」的階段。這是經濟學家的任務。在這些問題上，經濟學家扮演了一個闡釋者的角色，將事實置於某個理論框架之內，讓人充分理解事實，必要時也能為人們的行動提供借鑒和動力。這是一個重要的角色，如果缺失的話，個人和商業歷史將仍是一片貧瘠的土地，我們無法從中獲得有益的借鑒。經濟學家們也非常認真地對待這個任務，謹小慎微地守衛着他們在這類事情上的話語權，唯恐被其他人乘虛而入。他們出版了一部又一部論着，對金融危機背后的原因提出了多種解釋。這類著作包括納西姆•塔勒布（NassimTaleb）的《黑天鵝》（TheBlackSwan）、努里埃爾•魯比尼（NourielRoubini）的《危機經濟學》（CrisisEconomics）、拉古拉邁•拉詹（RaghuramRajan）的《斷層線》（FaultLines）、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的《自由落體》（FreeFall）以及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的《現在終結蕭條!》（EndThisDepressionNow!）。

然而，很多關於金融危機的理論卻忽略了銀行扮演的角色。我們不妨考慮一下「貧富差距的加劇引發危機」這一觀點。這個觀點沒有認識到銀行在危機形成過程中的作用。這個觀點認為無論個人為了什麼目的，總是能獲得貸款。在這個世界上，富人為窮人提供貸款的情況一直存在，有的人錢多，實際上卻用不到那麼多錢，而有的人錢少，實際上卻需要更多的錢，銀行只不過扮演了一個中間人的角色，將錢從前者轉移到了后者手中。因此，雖然貸款會引發一些問題，但一切責任在於信貸需求方，而不是供給方。

拉古拉邁•拉詹就持有這種觀點。他為銀行家開脫責任之后，重點分析了為什麼美國人對貸款的需求持續上升，並以特殊的視角分析了為什麼美國的貧富差距在過去30年問變得如此嚴重。他認為：「這是因為很多美國人沒有重視孩子的營養問題，不重視培養孩子的社交能力和學習能力，再加上中小學教育的失敗，使得很多美國人沒有做好進入大學繼續深造的准備，導致了美國富人階層與中產階層之間的差距。」他進而指出，在一個高效的勞動力市場上，越是弱勢群體的勞動者，找到的工作收入越低，而越是有優勢的勞動者，找到的工作收入越高，這種情況就催生了一種「政治性的反應」，即「面對日益加劇的收入不均現象，政府采取的是擴大家庭借貸的措施，此舉尤其針對低收入家庭。於是，拉動消費和擴大就業的成效立刻就顯現了出來，然而人們距離償還貸款的期限還遠着呢。回顧歷史就會發現，當政府無法直接消除中產階層家庭的深層次焦慮時，就會拿寬松信貸當作安撫劑。

因此，根據拉詹的論述，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很多美國人在孩提時代就營養不良，輸在了起跑線上，而且公立學校教育也很失敗。這些失敗主要是政府的失敗，這些問題催生了貧富不均，最終促使政府做出了為窮人發放貸款的反應，而這些必然造成「不可避免的賬單」。這種看法聽起來有些憤世嫉俗，但幾乎沒有考慮到銀行的作用。雖然拉詹聲稱銀行嫌貧愛富，迫於競爭的激烈而擴大貸款，缺乏道德，但銀行不必承擔責任，只是扮演着「局外人」的角色。

如果實際情況真的像拉詹說的這樣，即工資差距的擴大導致了金融危機，那麼從邏輯上來講，在金融危機之后，政府重新加強對金融業的監管以及調查金融機構失職行為的做法就無關緊要了，因為銀行只是扮演了被動的角色，而那些中低收入家庭才扮演了主動的角色，他們的工資水平並不足以支撐他們追求更高的消費，而他們卻迫不及待地通過借貸提高消費水平。說到這里，道德風向突然發生了偏轉，中低收入家庭成為批判對象，而金融機構卻無可指責。保守派對金融危機的解讀是，認為公共政策誤導了銀行決策，銀行仍然對危機負有一定的責任，而拉詹等人提出的「收入差距引發危機」的觀點卻為銀行開脫了所有罪責，認為起決定作用的不是銀行，根本沒有提到銀行的決策失誤。人們不禁會懷疑，與保守派的觀點相比，這種觀點真的是進步的嗎?真的能取代保守派的觀點嗎?當然不能!

所以，我們先暫停對這些單一基調的解讀，我們需要采取一種不同的方法。我建議，我們先看一看父輩們在「二戰」后創立的經濟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