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先生着《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一九四四年出版於重慶開明書店，雖然此前已經有郭紹虞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和羅根澤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出版，但都僅涉及唐以前的部分，完整地勾勒出從上古到清季文學批評史的專著，朱書是第一部。今人多將郭、朱、羅三家視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奠基學者。
朱先生早年有良好的舊學訓練，又留學英國，系統介紹西方的文學觀念與研究方法，曾長期教授英語與英國文學，專治文學批評史，有獨到的觀察與建樹。該書特點，正如朱先生自序所言，一是全部以個人立目，盡量規避作時代或宗派的敘述，二是對於每個批評家，常把論詩論文的主張放在一起討論，避免割裂；三是特別注重近代的批評家，即明清兩代的文學批評，幾占全書之半。章培恆先生曾總結本書的成就，一是「中國文學批評史框架的奠定」，二是「新穎文學觀念的貫徹」。
朱先生早年任教於梧州廣西第二中學和南通師范學校，均授英文。一九二九年移教席至武漢大學，初仍授英文，因文學院長聞一多教授之建議，從一九三一年始授中國文學批評史，至次年完成講義初稿，凡四十六章，止於明季錢謙益。一九三三年續寫完成，凡七十五章，除續寫錢謙益以后二十四章，以前部分另新寫五章，其他部分也多有改動。以上二稿均有武漢大學校內鉛排線裝本，先生自存本且多有詳密批校，可以看到授課當時的准備細節，也可以見到在閱讀思考中不斷增訂的痕跡。這一時期，先生在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上連續發表文學批評史專題研究論文九篇，后結集為《中國文學批評論集》（開明書店一九四○年）。
在此基礎上，先生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間，對前此講義作了大幅度增補修改，准備正式出版，但抗戰的全面爆發，改變了他的原有計划。從先生自傳和今見文本分析，他的定稿工作在一九三七年末已經全部完成，其中前半部即至第三十三《朱熹附道學家文論》止，已經排出校樣，先生自存兩份，估計是該年末歸泰興時攜歸；下半部，先生《大綱》自傳雲留在武漢，但他在抗戰后取歸存寄書稿，且保存至今者，祇有最后十八章，即從第六十章末段到書末，中間二十五章之寫定本已經無從尋覓。
先生於一九三九年一月到西遷樂山的武漢大學任教，該年所引講義即將一九三七年本之前半和一九三三年本之后半拼合，略作修訂，以應教學之需。一九四三年往中央大學任教后，感到留滯武漢的手稿已經「沒有收回的希望」，乃以樂山本為基礎付印。戰爭造成學術之殘缺，於此可見。
先生一九三七年寫定本，一是重新調整了全書的篇目，二是於前此講義作了較大幅度增刪。周興陸教授曾將全稿前半部的講義和《大綱》作了比讀，揭示其改動幅度之大。后半部分目前僅存最后十八章手稿，為先生據一九三三年講義原本剪貼，新增改寫部分則全為手定。目前分析，大約先生在一九三七年末離開武漢時，將下半部較早完成的部分已經送往印刷廠排印，最后完成的部分則仍留行篋，寄存武漢。九年后再到武漢，交廠的部分已經無從蹤跡，而偶存的部分則因生活動盪（其后他曾頻繁轉換學校），再加上鼎革后的風氣變化，不免意興闌珊，再無重新補罅的興趣。
目前要了解先生一九三七年修訂本全貌，特別是已經殘缺的下半部全貌，僅有兩個線索。一是先生自存一九三三年講義卷首目錄有較多批改的記錄，大約主要是一九三七年定稿前陸續修訂的思慮之記錄；二是前述最后十八章前有兩葉章節目錄，應該是修訂期間逐漸寫定。
從先生《大綱》自序中，可以看到他對一九三七年增訂寫成稿之珍惜，當年因戰爭沒能收回手稿，祇能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並合」后出版，留下長久的遺憾。《大綱》一九四四年問世，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曾兩度再版，始終沒有作大的修改，但先生一直保存三十年代在武漢大學的授課講義，以及最后十八章的改定稿。
二○一四年在編訂出版《朱東潤文存》的同時，我多次托武漢大學的朋友調查校史檔案，希望當年交稿付排的講義第三稿下半卷或可有特殊的機緣得到保存，務使全書終成全璧，也為次年的民族戰爭勝利紀念留一特殊記錄。但友人寄示存盤目錄，並沒有這樣的機緣。
但我仍然希望就目前能夠見到的文本，盡很大可能地反映朱先生當年最后定稿的面貌，也希望能夠將目前能夠見到在先生保存的四份講義中涉及學術增刪的部分，給以適當的揭示和保存。我特別想強調的是，即便《大綱》出版時，「一切的形式和內容，無疑的都流露了講義的氣息」，而歷次講義中這些特征當然更加顯著。
但我在很仔細地對讀了先生各本講義后發現，覺得全書要旨盡管有所微調，對引證文獻也有新增（如涉及聲律論初取疑偽書《二南密旨》，后改較早而可靠的《文鏡秘府論》），涉及時代、文風、作家、批評家的評價，也都有一些變化。前期講義的敘述可能有些不精密處，但也包含許多坦率而真誠的論述。
最后定稿中因以批評史為主，將講義中涉及時代風氣、文學論述、作家人品以及中外比較的內容有較多的刪除，其中有許多論述極其精彩。而現代學術史的研究中，尤其重視一部學術著作成書過程中的文本變化。我偶得機緣見到這些文本，家屬也授權可以作充分的展示，雖然知道這樣未必完全符合朱先生本人的意願，仍願意以月余之辛勞，完成這一份工作。
述本次整理體例如下。
全書以《大綱》一九四四年初本為依據（我自藏工作本為開明書店民國三十六年三月第三版），最后十八章則據先生自存一九三七年修訂本原稿。
《大綱》定稿時刪棄之原講義內容，凡俱有學術參考價值者，皆節錄加注於相關內容之下。凡前二次講義皆有之內容，以一九三二年本為主。一九三七年定稿已失去部分，涉及章節調整和內容增刪部分，在歷次講義批語中有線索可尋者，也都有所記錄，存於書末附錄二。
整理所據參校訂補的依據為先生自存歷次講義和修訂稿本，具體文本詳附錄四之拙文。
《大綱》及講義敘述或引證文獻之筆誤，或因當年所見文本未能盡善而有出入者，均曾作過技術處理，全書標點和書名號也多有調整，均未一一說明。若有誤失，責任在我。
先生歷次講義，在后來之教學准備和授課實踐中，留下數量巨大的批注，內容一是補充文獻，二是糾正愆失，三是提示講授中的細節。本次僅采據極少數涉及糾誤和篇章調整的內容，其他皆不涉及，祇能留待異日。
書末增加幾個附錄，一是《＜大綱＞與歷次講義章節異同表》,以見成書過程中章節之調整；二是《歷次講義刪存》，包括三次講義的題記和刪改幅度較大的部分和《大綱》刪棄的部分；三是講義中保存的三次授課試題，可見開課考績的實施情況；四是二○一三年拙撰根據先生自存講義分析研治批評史歷程的論文。
謝謝朱邦薇女士信任並授權我完成上述工作，也謝謝上海古籍出版社長期以來對出版朱先生遺着的堅定支持。整理誤失處，敬請方家賜教。
受業陳尚君二○一六年六月十五日於復旦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