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街區的現代性

前言 1
第一章 歷史街區：空間、社會與人的統一 15
第一節 回歸街道，回歸城市 15
第二節 建築、空間語義、主體身份 29
一、物質空間與身份意識 29
二、空間語義與主體認知的生成與轉化 43

第二章 城市化對城市主體身份的解構與分化 69
第一節 城市化帶來的認識論與價值觀 73
一、理性的覺醒與自覺 74
二、理性主義價值觀：信仰進步 83
第二節 社會系統化與現代城市標准化 98
一、社會系統化與城市物理空間的解構 100
二、社會系統化與城市文化標准化 124

第三章 一種旨在重構和整合的社會合理化依據 149
第一節 交往行動理論引入 149
一、交往理性及其世界觀和方法論 153
二、社會系統的結構整合 166
第二節 交往行動理論對西方理性主義社會合理化內涵的修正 170
一、理性主義社會合理化內涵 171
二、后現代時期社會合理化總體特征 178
三、社會合理化重構的依據 186
第三節 歷史街區：關於理性重構社會合理化內涵的積極意義 197
一、空間尺度、社會互動、公共空間 201
二、語義內涵、主體間性、共同現實 211
三、共時與互補、歷時與發展 219
參考文獻 237
致謝 242

歷史街區是符合中國語言文字特點的針對區域建築文化遺產的專門稱謂之一。歷史街區與歷史文化村鎮同屬於歷史文化保護區管理范疇。歷史文化保護區概念的出現，是中國文化遺產保護體系在文物、歷史文化城市基礎上，十分必要的結構

補充和制度完善。　　
歷史街區同時也是中國城市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時代產物。作為一種新型文化遺產門類，歷史街區專業研究不僅有賴於社會結構分析與文化史學研究，而且時刻需要與當下的社會活動和文化變遷現象緊密結合，在人居環境科學的宏觀分析框架下，立足歷史街區所在的當地社會和區域發展現實，在文化遺產保護與地方社會發展之間建立起動態變化的平衡機制。
　　
文物保護理念以及二十世紀中期以來世界各國廣泛興起的文化遺產保護熱潮，普遍根源於日益突顯的文化自覺意識和主體身份認同。在中國，歷史街區保護和專業研究正是受到了中國城市現代化建設的沖擊與推動。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着人們對歷史文化城市保護達成深刻共識，持續高速擴展的城市現代化進程使文化遺產保護理念開始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微觀層面和邊緣地帶，歷史街區、歷史文化村鎮，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領域暴露出來的諸多問題，比如千城一面、鄉土建築衰落等文化均質化現象日漸引發社會批評和專業反思。
　　
在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中，歷史街區指涉的文化遺產構成及范疇各有不同。因此，很難就其語言表達、概念內涵、研究內容、范疇和特征等方面，設立國際統一的標准或限定。甚至同一國家之內不同地區文化圈和民族聚居地之間，歷史街區也存在風格形式、功能屬性、空間類型、人口以及文化構成等具體差異。這一現象充分說明，歷史街區作為一項區域性建築文化遺產，具有復雜而深刻的時代特點、地緣特征和民族文化個性，需要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地開展立足地方社會和民族文化傳統的歷史街區專業研究，制定相應的保護規划方案、管理制度及法律法規。
　　
歷史街區保護興起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目前，這一領域專業研究難以滿足當下城市文化發展的諸多現實要求。與之相關的保護管理原則、專業制度與法律法規，仍有待專業指導要求論和方法論體系進一步完善。
　　
歷史街區很多時候被寬泛地解釋為歷史地段。但這一說法在歷史街區涉及的歷史時段、社會文化內涵及其特征等方面存在諸多模糊性。所幸的是，即便歷史街區概念闡釋不充分，相關基礎研究存在不足，但總體而言，憑借老一輩專業學者的審時度勢與真知灼見，歷史街區保護研究工作在專業學術界、政府、媒體和公眾的共同推進下成績斐然，在改善民生、城市文化建設、生態環境保護和地區經濟發展等人居環境各領域建立了廣泛積極的社會影響。各省市地區歷年來在歷史街區保護研究工作中積累的經驗與理論探索，不僅為歷史街區專業研究奠定了豐富的實踐基礎，也為歷史街區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認識前提。
　　
本書在博士論文《歷史街區：現代性都市主體身份重構》基礎上進行了內容修訂，雖然仍有許多欠缺與不足，但總體上，仍可視為是一次針對歷史街區本體研究所進行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原理論探討。全書的內容和研究主旨，在於通過運用尤爾根?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建立一種歷史街區本體論認識基礎和解釋框架。從歷史街區所具有的社會屬性和文化內涵層面，對歷史街區的本質屬性進行綜合研究。
　　
歷史街區研究概述　　
國際社會開始普遍關注歷史街區等有歷史價值的建築和地區，較早可追溯到二十世紀上半葉。1933年，法國建築師柯布西耶代表國際建築師聯盟擬定《雅典憲章》，初步探討了歷史建築、文化遺跡及其周邊環境的內在聯系和整體性，建議將歷史遺跡周邊環境和地區納入城市規划設計范圍。法國不僅擁有悠久的歷史文化，也是現代思想啟蒙和社會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一直以來充當了推動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先鋒。1962年，法國率先頒布《馬爾羅法令》，專門針對歷史地段保護做出法律解釋。此后，威尼斯制定了《保護文物建築及歷史地段的國際憲章》（《威尼斯憲章》）。197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內羅畢決議通過《關於保護歷史的或傳統的建築群及它們在現代生活中的地位的建議》（《內羅畢建議》）。這些重要的國際憲章和共同宣言表明，區域性建築文化遺產正在走向整體保護發展方向，預示着人類文化遺產研究與保護的重心逐漸從單體文物靜態封存式保護向區域文化遺產活態保護與可持續發展轉變。
　　
在國際社會和共同宣言的推動下，中國文物保護事業的主導觀念也進行了適時調整。1968年，國務院在公布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對文物古跡比較集中，或能完整地體現出某一歷史時期傳統風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區、建築群、小村落等也應予以保護，可根據它們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公布為各級歷史文化保護區。」1986年，中國首次正式提出「歷史文化保護區」概念。2003年，我國又在最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基礎上，公布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進一步提出「歷史文化街區、村鎮」的概念，明確規定了政府職責，要求將其納入城市總體規划的內容。這一系列重要舉措標志着歷史街區專業保護正式獲得國家法律法規的認可，開始步入規范化、專業化、法制化發展的道路。
　　
歷史街區是一項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活態建築文化遺產。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三十余年來，隨着中國文化遺產三級保護體系不斷健全完善，越來越多的活態文化遺產被納入科學保護系統中來。歷史街區之所以重要而特殊，在於它恰好介於動態的歷史文化城市和靜態的文物之間，既是社會歷史演進的產物，又仍然承載着一刻不停的日常生活，是歷史和現實融會轉換的焦點，也是活態文化遺產與靜態文化遺產的體系過渡，因而不可或缺。
　　
同時更重要的是，歷史街區通常具有一個邊界明晰的建築空間范圍，其中所囊括的人口數量和構成、社會活動的類型、族群文化的內容等因素相對集中且穩定，易於整體把握，非常適合作為觀察點，對其所在城市的歷史沿革、社會組織結構、人口及民族構成、經濟活動、文化變遷、建築文化傳統流變等重要方面進行可量化的、典型性分析。反之亦然，當我們研究制定更大范圍的歷史文化城市的保護規划方案時，歷史街區也易於轉變為一個風險可控的實驗論證平台，在相對有限的區域環境中檢驗保護規划方案的宏觀可行性和適應性。
　　
在深入推進中國城市現代化轉型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今天，提倡人居環境整體優化的科學理念，逐漸代替了片面追求城市硬件設施現代化的建設思路。歷史街區作為歷史文化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作為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空間，在物質環境和文化語境兩方面兼具突出的典型性、整體性和綜合性。這一優勢正是在當前時代背景下得以突顯。歷史街區專業研究的重要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也在推進社會歷史總體發展的進程中超越單一學科，同城市現代化轉型和人類可持續發展建立深遠聯系。
　　
將文化遺產保護同區域發展、社區建設，乃至城市現代化轉型等重大社會發展問題聯系在一起是一項重要的時代命題。為此，眾多專家學者傾注大量心血，致力於突破保護與發展之間的現實矛盾，推進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和各相關領域專業研究的本土化發展。
　　
上世紀八十年代，吳良鏞先生主持的北京舊城保護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功，贏得聯合國建科文組織和國際建築師專業領域廣泛贊譽，並以「北京菊兒胡同傳統四合院有機更新方案」榮獲聯合國「世界人居獎」。1994年，吳良鏞先生正式提出，所謂「有機更新」即采用適當規模、合適尺度、依據改造的內容與要求，妥善處理目前與將來的關系—不斷提高規划設計質量，使每一片的發展達到相對的完整性，這樣集無數相對完整性之和，即能促進北京舊城的整體環境得到改善，達到有機更新的目的1。
　　
不難看出吳良鏞先生話語中隱含的智慧和深厚的跨學科思想，「有機更新」是一項着眼於社會發展的文化遺產保護策略。處理好目前與未來的關系，不僅滿足現階段發展要求，更回應了可持續發展的美好願景。而「集無數相對完整性之和，就能使整體環境得到改善」的科學預見，顯然建立在格式塔心理學研究成果基礎上，具有充分的理論說服力。有機更新同時意味着反對大拆大建，提倡規模尺度適度地修復與保護，區域建築文化遺產有機更新的最終目的，在於城市整體人居環境逐步改善。因此，有機更新和整體保護兩者密不可分，有機更新是方法手段，整體保護是文化遺產科學保護的首要目標，也是實現城市人居環境優化提升的前提。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着廣義建築學、有機更新和整體保護思路、人居環境科學等重要理論研究成果相繼提出，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進入新世紀，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進程也步入快速發展的深化階段，社會深層轉型對城市文化建設、身份意識和社會認同等問題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2008年，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單霽翔先生適時提出「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文化建設」理論體系，首次正式就這一時代課題做出全面系統的分析和詮釋，展現了寬廣的跨學科研究視野和綜合分析各專業領域問題的深層思考。許多針對文化遺產保護實踐所進行的綜合研究，事實上超越了任何單一學科局限，成為一項成功運用跨學科融貫研究方法從事文化遺產研究，推進城市文化建設的學術研究典范。
　　
近些年，歷史街區保護與研究工作正在贏得越來越多專業學術界及全社會的廣泛認同和積極參與。2008年，由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學會和中國文化報共同發起主辦「中國歷史文化名街」評選活動。截至2014年，已經成功舉辦五屆。結合專家評選和公眾投票，目前已有50條分布在全國各地的歷史街區成功獲得「中國歷史文化名街」稱號，在當地引起了積極的社會反響，極大推動了建築文化遺產保護理念的普及。為總結五年來的工作經驗和成果，2014年中國文物學會歷史文化名街專業委員會編輯出版了《中國歷史文化名街文集》（專家卷、街區卷），系統梳理了中國歷史文化名街評選歷年來的工作和所取得的階段性理論成果。
　　
短短三十余年，歷史街區保護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績遠不止如此。在此，恕不能一一涵蓋。根據上述簡要線索可以看出，歷史街區保護和專業研究具有一項十分重要且突出的特點，就是立足地區社會發展，着眼人居環境整體改善，推動文化遺產保護和城市文化建設協調平衡。在滿足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與轉型的深層要求的同時，綜合推進社會可持續發展和民族文化傳統的傳承與創新。這一突出特點，不僅體現了歷史街區保護研究工作的專業性和特殊性，也將成為區域建築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未來的發展目標和根本宗旨。
　　
本書的研究構想和主要內容，但凡活態的文化遺產，無論其規模類型如何，仍是當下日常生活與社會現實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活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成敗，往往直接體現在對社會生活領域的實際影響。歷史街區保護同樣面臨這樣的考驗。隨着保護工作不斷深入，人們發現制定科學合理的歷史街區保護規划方案，與其說是一項建立在目的論基礎上運用專業知識和技術解決具體問題的工作，不如說是旨在推進地區整體發展的一個社會研究與管理的動態過程。這個過程只有開端，沒有終結。所謂科學合理的保護管理方案，永遠只能在保護管理工作與社會生活、公眾之間，不斷進行調試和修正無限接近。
　　
鑒於此，本書對歷史街區的本體研究並沒有局限在建築學或城市規划學單一領域，而是廣泛借鑒哲學、社會學理論以及社會史研究成果，對歷史街區關涉的社會學層面、歷史層面和文化層面進行內涵剖析。
　　
選取這樣的研究角度絕非偶然。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本人有幸師從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單霽翔先生。單霽翔教授有關「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文化建設」的理論思想，至今仍是我從事中國古代建築史和建築文化遺產研究的出發點與思想指針。「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文化建設」理論體系並無任何華麗的辭藻，也沒有晦澀艱深的邏輯推演。通篇有關文化遺產和城市文化建設的討論，深刻植根於對吳良鏞先生廣義建築學和人居環境科學理論的獨特見解，以及扎實深厚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實踐，務實質朴而又滿懷深切的熱情。沒有超越狹義建築學概念，沒有從人居環境科學層面對建築及其空間環境的綜合文化認識，便不可能創造性地將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文化建設聯系在一起。
　　
本書有關歷史街區現代性的研究，無疑需要首先立足於超越狹義建築概念。正是在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才能將歷史街區作為一個獨特的文化存在，使其超越單一物質空間，從城市、生態、社會、人的動態層面被理解和闡釋。
　　
2013年，我有幸進入中山大學社會學流動站，跟隨周大鳴教授從事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工作，先后參與了兩項由周大鳴教授主持的地方社會史以及民族文化研究課題。其中，有關黃土高原以及中國華南地區建築文化傳統的研究工作，給予我莫大的啟發。通過參與課題研究，我得以就地方建築文化傳統展開比較研究。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視野賦予我全新的觀察視角，從人類學和比較文化研究的層面，重新審視中國古代建築史發展歷程以及中國傳統民居豐富鮮明的地緣特征與文化個性。這一階段研究經歷極大深化並拓展了我對歷史街區社會文化內涵的認識與理解。
　　
也正是基於上述學習、研究經歷，本書有關歷史街區現代性的研究，無論對指導理論與論證工具的選擇，還是對論證過程的邏輯安排，總體而言建立在這樣一種理論預設的前提下。這一預設構成了本書第一章的主要內容，即歷史街區不僅是一種獨特的文化存在，而且，歷史街區凝聚了所在地區深厚的地緣特征和民族文化個性。

從地方社會文化傳統得以形成的內在邏輯來看，由傳統民居、街巷網絡、自然生態環境、社會活動，以及特定民族和地方文化等因素共同構成的歷史街區，當作為一種地方傳統的人居環境類型而進行文化闡釋的時候，便可視為地方社會文化歷時發展的智慧結晶。這一特殊的人居環境類型蘊含着當地人立足本土對生存生活環境的主體認識、理解與表現，是空間、社會與人的統一。因此也可以說，歷史街區記錄了人類理性形式不斷演進的特定空間軌跡和環境坐標。
　　
第二章首先對西方近代科學的興起進行歷史回顧，並將其中有關認識論和價值觀所發生的重大轉變加以強調。通常情況下，當我們對某一特定歷史轉折期的研究對象進行文化研究的時候，習慣於將社會史作為事件發生的舞台布景。而這正是第二章試圖突破的一點，並在兩者之間建立邏輯關聯。將歷史時空和具體事件聯系在一起的，正是抽象的社會結構。以社會結構系統化為實質的所謂現代時期，城市的物理空間形態和文化邏輯也在隨之發生變化。地方傳統城市宜人的規模尺度不斷被切割拉伸，並以功能分區之名恣意任性地為人們指定新的居住生活區域。現代城市的一切新秩序，不再以人的有機存在為依據，而是現代科技中的客觀規律和標准為准繩。
　　
即使社會系統化尚未將現代城市拖入反人性的深淵，但是，現代科學技術在建築、交通、能源、通信、文化傳播、醫療等日常生活領域的運用，以及對家庭、婚姻、親緣關系等社會基本單元的滲透與介入，已經使人們開始思考自身在生存空間和社會組織結構中的主體地位是否正在遭遇挑戰。
　　
第三章引入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作為主要分析工具，針對社會系統化對日常生活領域的介入與分化問題，重建一種有利於社會結構整合的邏輯依據和路徑。
　　
結合波普爾、帕森斯、韋伯等人分別就世界概念、社會行動的結構以及西方理性主義社會合理化內涵已做出的分析研究，哈貝馬斯將社會行動分為目的行動、社會規范行動、戲劇行動和交往行動四個主要類型。這四種社會行動分別對應了不同的發生環境和發生模式。其中，與其他三種社會行動不同程度關涉主體經驗世界、社會組織結構和客觀世界不同，交往行動主要是指發生在日常生活領域中的主體互動和語言交往。交往行動的發生大體遵循在滿足日常現實需要的前提基礎上，逐漸衍生出內涵與意義體系的模式。這一與交往行動伴生的內涵和意義體系，一方面以主體交往為前提和基礎，另一方面，又作為語言媒介的形式獨立存在並對主體交往發揮影響。
　　
基於對社會行動所進行的類型分析，哈貝馬斯最終選擇了交往行動作為社會結構整合、重建現代社會合理化內涵的重要依據。本章正是借鑒哈貝馬斯對於社會行動發生模式的比較分析，特別是交往行動對理性形式和社會合理化內涵的建構意義，作為歷史街區合法化存在的論證工具。
　　
歷史街區是城市空間形態的組成部分，同時也作為日常生活場所，成為人生、記憶和情感的一部分。日常生活領域每一天都發生着大量的主體交往和語言互動。甚至可以說，交往行動就是日常生活領域內在運轉的軸心和規律。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常常發現成熟完善的歷史街區往往也是社會結構更加緊密穩固、社區文化更加協調統一、身份意識明確清晰的城市區域。這當然不是說但凡歷史街區就一定是完美無缺的，而是說，以交往行動為基礎的日常生活領域主要遵循主體交往和語言互動這一內在規律。在此基礎上衍生的語義內涵體系能夠激發更加積極的交往行動，促成主體交往良性循環，進而推動社會結構整合。這一過程亦是哈貝馬斯所謂交往理性產生的主要途徑，歷史街區在此基礎上成為一種旨在推進社會結構整合的新的理性形式的主體表達和空間形態。
　　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