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革命春秋

“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東北求學三年
“服役之事乃為人類所不可免”——在南開學校四年的成長
“邃密群科濟世窮”(一)——赴日本留學生涯
“邃密群科濟世窮”(二)——在日本參加“拒約運動”
“思想是顫動于獄中”——在五四運動中
“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旅歐勤工儉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一)——在黃埔軍校任職期間
“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二)——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期間
“上海工人赤手空拳，敢于同反動軍隊作英勇斗爭”——參與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
“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領導南昌起義
“‘六大’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出席中共“六大”前後
“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一)——在中共中央工作時期
“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二)——在中共中央工作時期
“顧全大局，相忍為黨”(一)——在中共六屆三中、四中全會期間
“顧全大局，相忍為黨”(二)——在中共六屆三中、四中全會期間
“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斗爭”——寧都會議前後
“這是中國革命歷史中的偉大轉折點”——組織召開遵義會議的重大意義
“轉變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樞紐”(一)——西安事變前後的歷史回顧
“轉變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樞紐”(二)——西安事變前後的歷史回顧
“轉變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樞紐”(三)——西安事變前後的歷史回顧
“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為實現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而談判
“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出席洛川會議和參與山西抗戰
“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在中共中央長江局工作期間
“堅持抗戰高于一切”，“堅持黨的政治上的獨立性”——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前後
“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皖南事變紀實
“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堅持戰斗在重慶
“這是毛澤東同志領導整風學習的結果，是思想上很大的進步”——參加延安整風運動實錄
“聯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政權上的最高形式”——抗日戰爭勝利與重慶談判始末
“中共始終為中國的和平、民主、獨立、統一而奮斗”(一)——主持國共兩黨的停戰談判
“中共始終為中國的和平、民主、獨立、統一而奮斗”(二)——主持國共兩黨的停戰談判
“配合反攻形勢，發動第二戰場”——領導第二條戰線的斗爭
“毛主席確定，我們的帥旗高舉在陝北”——轉戰陝北
“毛主席這次由陝北到河北”，“以便更好地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奮戰在西柏坡的日子
“華北局勢在我軍勝利影響下，傅作義又正徘徊于平、張、津、保之間”——和平解放北平
“進京‘趕考’去!”——將革命進行到底
主要參考書目
後記

後記

《周恩來的革命春秋》一書，收入1910年至1949年期間有關周恩來生平、思想、貢獻的研究文章28篇，約60萬字。本書力求比較系統地反映周恩來在國內外求學，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參加中國共產黨，投身中國革命洪流；參與領導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歷經軍旅生涯；主持國共兩黨談判，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等等；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本書比較全面地概述了周恩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生平、思想、功績和貢獻。

《周恩來的革命春秋》各篇的標題，分別擷取了周恩來的文章、電報和講話中的警句，以突出各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內容。例如，在國內外求學時期的四篇文章標題是︰《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服役之事乃為人類所不可免》、《邃密群科濟世窮》、《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其余各篇的標題，也是如法炮制，不一一列舉。

本書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筆者在學習和研究周恩來的生平、思想的過程中，認真地參閱和吸取了國內外學者對周恩來的研究成果。特別是金沖及同志主編的《周恩來傳》，力平和方銘同志主編的《周恩來年譜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訂本)》上、中、下卷，逢先知、金沖及同志主編的《毛澤東傳》，逢先知同志主編的《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以及國外學者埃德加‧斯諾著《西方人看周恩來》、韓素英著《周恩來和他的世紀》。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著《周恩來傳》，這是我國引進的首部國外學者撰寫的周恩來傳記。這些名著論述深邃，史料豐富，使我獲益頗多。在此，我懷著深深的敬意，表示衷心感謝。在這篇後記中，我想鄭重地引用威爾遜在《周恩來傳》一書中的幾則評論︰

“周恩來認定自己只適合當一個行政領導，而不是象征著全民的最高代表。……他寧願把時間花費在建設性的勞動上，並從中得到滿足，而不願作為最高領導人所必須用全部身心投入的政治斗爭。”

“另一個基本的默契是周恩來可以與主席進行激烈的爭論，甚至可以在委員會里不同意他的意見。但周恩來絕不會拉幫結派去反對他。”

“周恩來能夠表明他對毛澤東的位置沒有任何野心。他不拉幫結派，也不出版‘選集’之類的東西(他去世後，中共中央批準編輯出版了他的選集等書籍——引者注)。他不斷地公開表達對毛澤東的人格和領導地位尊重。埃德加‧斯諾把他們倆的關系描繪成一種共生的關系”。

“在那些曾在黨內等級制度中居于毛澤東之上的人當中，只有周恩來一個人能在毛澤東的班子里繼續任職。……周恩來並不奉承毛澤東，但他熟悉毛澤東的個性。毛澤東一方面不信任溜須拍馬之輩，另一方面對潛在的背叛十分敏感。周恩來能夠熟練地平息這些不安全因素”。

“他們之間的關系最後甚至在‘文革’的重壓下也沒有破裂。……周恩來在中國政治斗爭中的做法是那麼坦蕩，行事是那麼開誠布公。……陳伯達說過︰‘沒有人會相信任何反對周恩來的材料。’他還應當知道，‘甚至老頭子也不相信’。”

“然而，周恩來沒有在這不可避免的挫折面前撒手不管，或是作出過激的反應。他只是不動聲色地堅守他的陣地，為使共產黨中國的改革能繼續下去，提供唯一的一股主要動力。他這麼做的時候，……就使得別人不斷地集合在他的周圍，並幫助他奮力去實現目標。”

“當他的接班人鄧小平完成其使命而去，而鄧小平的接班人也經過幾代變換之後，周恩來的工作和人格會比毛澤東的或其他任何人更令人懷念。”

“周恩來對他的信仰是真誠的，正如他對中國的感情和他那持久的人性，也是發自內心的一樣。這使得他在二十世紀的所有中國領導人中顯得十分突出。……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留下了與他具有同樣想法的人來實現他的兩個理想——使中國現代化和讓中國在世界事務中扮演一個負責的角色。對他選擇的生活道路，我們從內心感到欣慰；對他身後的中國，我們充滿了希望。”威爾遜對周恩來的這些評論，是符合實際的，是實事求是的，因而是客觀、公正的。

《周恩來的革命春秋》一書很榮幸地得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同志題寫書名，為拙作增輝，衷心感激。我將精心保存文生同志賜予的墨寶，以茲存念。

筆者從2004年離開工作崗位後，著手撰寫周恩來的生平、思想研究專著《周恩來與共和國的重大歷史事件》、《周恩來的晚年歲月》、《周恩來在建設年代》，都得到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領導和原室務委員兼第二編研部主任廖心文同志審讀書稿，得到了她的鼎力支持和幫助。這部書稿也得到她悉心審定。對此，我感激不盡。

《周恩來的革命春秋》這本書，是我在人民出版社連續出版的第四本書。十分感激人民出版社各級領導和責任編輯、副編審魯靜同志，感謝他們精心策劃，辛勞操作。

作者
二○○九年八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