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五大詩人年譜合訂辨正

唐代宗大歷三年（768）戊申
唐代宗大歷四年（769）己酉
唐代宗大歷五年（770）庚戌
唐代宗大歷六年（771）辛亥
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壬子
唐代宗大歷八年（773）癸丑
唐代宗大歷九年（774）甲寅
唐代宗大歷十年（775）乙卯
唐代宗大歷十一年（776）丙辰
唐代宗大歷十二年（777）丁巳
唐代宗大歷十三年（778）戊午
唐代宗大歷十四年（779）己未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庚申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辛酉
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壬戌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癸亥
唐德宗興元元年（784）甲子
唐德宗貞元元年（785）乙丑
唐德宗貞元二年（786）丙寅
唐德宗貞元三年（787）丁卯
唐德宗貞元四年（788）戊辰
唐德宗貞元五年（789）己巳
唐德宗貞元六年（790）庚午
唐德宗貞元七年（791）辛未
唐德宗貞元八年（792）壬申
唐德宗貞元九年（793）癸酉
唐德宗貞元十年（794）甲戌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795）乙亥
唐德宗貞元十二年（796）丙子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797）丁丑
唐德宗貞元十四年（798）戊寅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799）己卯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800）庚辰
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辛已
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壬午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癸未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甲申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順宗永貞元年（805）乙酉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丙戌
唐憲宗元和二年（807）丁亥
唐憲宗元和三年（808）戊子
唐憲宗元和四年（809）I己丑
唐憲宗元和五年（810）庚寅
唐憲宗元和六年（811）辛卯
唐憲宗元和七年（812）壬辰
唐憲宗元和八年（813）癸巳
唐憲宗元和九年（814）甲午
唐憲宗元和十年（815）乙未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816）丙申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817）丁酉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818）戊戌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己亥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820）庚子
唐穆宗長慶元年（821）辛丑
唐穆宗長慶二年（822）壬寅
唐穆宗長慶三年（823）癸卯
唐穆宗長慶四年（824）甲辰
唐敬宗寶歷元年（825）乙巳
唐敬宗寶歷二年（826）丙午
唐敬宗寶歷三年文宗大和元年（827）丁未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戊申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己酉
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庚戌
唐文宗大和五年（831）辛亥
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壬子
唐文宗大和七年（833）癸丑
唐文宗大和八年（834）甲寅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乙卯
唐文宗開成元年（836）丙辰
唐文宗開成二年（837）丁巳
唐文宗開成三年（838）戊午
唐文宗開成四年（839）己未
唐文宗開成五年（840）庚申
唐武宗會昌元年（841）辛酉
唐武宗會昌二年（842）壬戌
唐武宗會昌三年（843）癸亥
唐武宗會昌四年（844）甲子
唐武宗會昌五年（845）乙丑
唐武宗會昌六年（846）丙寅

作為德宗貞元末登上歷史舞台，歷經順宗永貞革新、憲宗元和中興的同輩士子韓愈（768~824）、白居易（772~846）、劉禹錫（772~842）、柳宗元（773~819）、元稹（779~831），生前後世往往被人加以並稱，如“韓柳”、“元白”、“劉柳”、“劉白”、“韓白”等，這些並稱的本身就標明，對他們作共時性研究由來已久。但真正把元和五大詩人放置一起加以考察的，最先見于《新唐書》，其卷二0一《文藝上》在談及“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時，認為貞元時期成長起來、主要活躍于元和時期的韓、柳、元、白、劉為代表的元和文學是唐文的極變。胡應麟則從詩學比較的角度雲:“樂天信手縱橫，妙思溢發，唐謂人才之絕，允矣不誣，而淺近膚率，詩家所忌，什九蹈之。微之才不如白，力不如韓，致不如柳，通較中晚人才，三大家外，劉禹錫為最優。惟中山諸律絕，元和巨擘，首藉此君，而自劉之外，又僅元差足配白，故一時並稱耳。”（《少室山房集》卷一一八《與顧叔時論宋元二代詩十六通》其二）尚永亮以“貶謫文化與貶謫文學”為視點，深入考察了中唐元和五大詩人之貶及其文學創作的關系。但是，這些成果或是感性的理論抒發，或是側面的深入探討，而對一時並稱的韓、柳、元、白、劉的全面理解與整體把握還很欠缺。魯迅曾指出:“若有取舍，即非全人；稍加抑揚，更離真實。”可見，對歷史人物及其創作的評價，需要嚴肅而謹慎。換句話說，只有對作家作品進行歷史的全面的考察，才能真正做到知人論世，以崽逆志。基于這樣的認識，《元和五大詩人年譜合訂辨正》借“他山之石”，融入自己近年來對元和文學的研究成果，先期對元和五大詩人作一個年譜合訂辨正性質的基礎工作，盡可能全面客觀地理解與把握元和五大詩人的生平遭際及其每一個人生階段的創作，力避“郢說燕說”，以圖在今後進一步深入地考察五大詩人在整個中國文學史、思想史乃至整個文化史上的意義和價值，鋪墊扎實的基礎。

《元和五大詩人年譜合訂辨正》以韓愈生年大歷三年（768）為始年，以白居易卒年會昌六年（846）為終年。每年之下，盡量以本人詩文、墓志、神道碑、行狀、集序標明其經歷或仕履；如闕或明顯錯訛，則以新、舊《唐書》本傳、《資治通鑒》等相關史料，或本人最權威的年譜、前賢時俊的研究成果加以補正。凡譜主本年條下自己的詩文創作，為避免重復繁贅，只注出標題卷次，如果無權威通行的詩文合集，如韓愈，則在其每年之下分別注以書名卷次，其中詩以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為準，文以閻琦《韓昌黎文集注釋》為準。凡為譜主提供佐證的其他材料，舉出書名卷次。其次，為了避免年譜固有的瑣碎（食豆 dou）（食丁 ding），難于卒讀，本譜采取作家生平、作品系年與思想評傳相結合的體例，只對譜主本年最為重要的生平經歷、為政活動、文學創作、學術思想進行論評。學界已有定論，簡要點明，不作詳引；踫有異說，綜合比照，取最合理之觀點；如有己見，列出論述過程，加以辨正。一些無關緊要的活動、交游或創作，則略諸不載。再次，在元和五大詩人生平經歷、為政活動、文學創作、學術思想論評下，以新、舊《唐書》、《資治通鑒》等相關史料為主，列出本年重大的政治事件、重要的人事任免，其他重要的文學人物及其相關活動，以與五大詩人的關聯程度斟酌取舍。凡新、舊《唐書》、《資治通鑒》記載的史事，以相互訂正或吸取前賢時俊研究成果的形式直接標出，不再注明出處及校注說明，重要文學人物的生平出處及其活動則簡要標明出處，以便查核。最後，由于科舉考試是唐代社會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與文化現象，與文學的關系密切，元和五大詩人都以科舉出身，開始了他們復雜豐富的人生，所以每年最下之處，簡要列出本年科考情況及進士的錄取情況。當年科考如與當時時政及五大詩人的活動密切相關，則作簡要引述。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除了體例上的創新與時發管見外，我盡可能全面地參閱和征引相關的文獻史籍及近年來新的研究成果，以其對元和五大詩人作一個客觀、公正、真實地歷史還原，遙想這批為國中興士子的風標，同時領略他們的文學風采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當然，更為主要的還在于，這一方面是自己近年來一直停留在中唐文學的思考中不能自拔，而同時又還有諸多問題無法釋懷的一次總結；另一方面則是警醒自己努力掙脫中唐文學研究的框囿，而向更高遠處尋求的一次起步。這種精神的探險盡管有時讓人產生思想的陣痛、心靈的煎熬，但我一直以王安石的這段話勉勵自己:“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藉此，我要深表謝意地指出:本譜撰寫參考的年譜主要有北京圖書館編館藏珍本年譜叢刊之《韓吏部文公集年譜》、《韓文公年譜》、《昌黎先生年譜》、《昌黎先生詩文年譜》、《白氏文公年譜》、《白香山年譜》、《柳先生年譜》、《微之年譜》，中華書局版呂大防等撰《韓愈年譜》、朱金城《白居易年譜》、顧學頡編《白居易家譜》、卞孝萱《劉禹錫年譜》、高志忠《劉禹錫詩文系年》、施子愉《柳宗元年譜》、卞孝萱《元稹年譜》、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傅璇琮《李德裕年譜》、尹楚兵《令狐楚年譜‧令狐絢年譜》、丁鼎《牛僧孺年譜》等；參考重要的論著有傅璇琮、陶敏等《唐五代文學編年史》、郁賢皓等《唐刺史考全編》、閻琦《韓愈文學傳論》、卞孝萱等《韓愈評傳》、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朱金城《白居易研究》、顧學頡《顧學頡文學論集》、謝恩煒《白居易集綜論》、卞孝萱等《劉禹錫評傳》、《劉禹錫叢考》及與屈守元合著《劉禹錫研究》、孫昌武《柳宗元評傳》、何書置《柳宗元研究》、吳偉斌《元稹評傳》、《元稹考論》、尚永亮《貶謫文學與貶謫文化:以中唐元和五大詩人之貶及其創作為中心》、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岑仲勉《岑仲勉史學論文集‧續集》、楊其群《李賀研究論集》等；參考譜主相關的基本典籍主要有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閻琦《韓昌黎文集注釋》、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顧學頡《白居易集》、謝恩煒《白居易詩集校注》、瞿蛻園《劉禹錫集箋證》、陶敏等《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冀勤《元稹集》、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等。正是因為上述扎實而厚重的學術積澱，為本譜的撰寫提供了方便，同時我也堅持認為，本譜的完成，亦有其自身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