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和查理曼

中譯本序言
序言
校勘者序言
第一編 伊斯蘭教入侵之前的西方世界
第一章 日耳曼人人侵之後地中海文明在西方的延續
1．日耳曼人人侵之前的“羅馬化地區”
2．日耳曼人人侵
3．羅馬化地區的日耳曼人
4．西方諸日耳曼王國
5．查士丁尼（527—565年）
第二章 日耳曼人人侵之後的經濟和社會狀況以及地中海航運
1．私人財產與土地
2．地中海東部的航運︰敘利亞人和猶太人
3．內陸貿易
4．貨幣和貨幣流通
第三章 日耳曼人人侵之後的知識生活
1．古代的傳統
2．基督教教會
3．藝術
4．社會的世俗特征
結論
第二編 伊斯蘭世界與加洛林王朝
第一章 伊斯蘭教在地中海地區的擴張
1．伊斯蘭教的人侵
2．西部地中海的關閉
3．威尼斯與拜佔庭
第二章 加洛林政變與羅馬教皇立場的劇變
l．墨洛溫王朝的衰變
2．加洛林宮相
3．意大利、羅馬教皇和拜佔庭，羅馬教廷立場的徹底轉變
4．新的帝國
第三章 中世紀時代的開端
1．經濟和社會組織
2．政治組織
3．知識文明
結論
索引
附錄
亨利‧皮朗/F．M．鮑維科
亨利‧皮朗與經濟史研究/F．L．岡紹夫
譯後記

皮朗與“皮朗命題”︰對西方文明形成時代的重新審視

西方文明的形成，是一個具有多重意味且“常議常新”的話題。國際學術界對此進行了長期的研討，得出了眾多經典結論。然而，近些年隨著自己對中外各類經典史著的翻檢、重讀，筆者愈發覺得有許多經典著述和結論值得進一步研讀或重新審視。皮朗及“皮朗命題”即為其中之一。以下文字，旨在從文明史研究角度著眼，結合歐美學界的研究成果，探討皮朗學說對當下我們在認知西方文明形成問題方面的啟迪意義。這些感想或感悟，權作為譯者序論，不當之處，恭請學界方家指正。

一

亨利‧皮朗，比利時著名歷史學家，生于1862年，病逝于1935年。在比利時史、歐洲中世紀城市史、商業史、工業史以及中世紀文獻學等諸多領域，他都取得了豐碩成就。有人曾感嘆道︰在鴻篇巨制《比利時史》一書中，他將整個民族的情感連接了起來，《經濟社會史》一書乃是他寫就的一部永恆經典之作，在《歐洲史》一書中，他敞開心扉，向一個更為廣泛世界的讀者們傾訴，而那部《中世紀城市》又使史學界陷入一片躁動之中，《穆罕默德和查理曼》更是至今仍在向我們挑戰。自20世紀40年代始，皮朗的多部學術著述便被陸續譯介到中國，並且一再地再版。然而，除了馬克（土土土 yao）、劉景華等曾對皮朗有關西歐城市起源的觀點做過專題性辨析，郭方曾就皮朗的《中世紀經濟社會史》的中文譯本再版寫過一篇短文之外，中國學界鮮有對皮朗學術思想進行深入系統研究的論著。

西方文明究竟是在何時並在何種歷史背景中形成的，而日耳曼民族遷徙和穆斯林擴張對西方文明的形成各自具有什麼樣的影響，是皮朗一生特別是晚年學術探求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據其子所言︰“我父親一次又一次地對他所能收集到的資料進行研究，從未停止過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驗證，它已經成為他生命之中最後二十年中最大的學術興趣所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皮朗就對晚期羅馬帝國各種制度在法蘭克社會中的廣泛遺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是，直到他在戰爭期間被囚禁在德國的戰俘營，為一批俄國戰俘講授歐洲經濟史時，解答這一基本問題的想法方降臨到他的腦畔。後來，在德國圖林根克虜茲堡的鄉村流放期間撰寫《歐洲史》-書時，他才首次強調地指出︰伊斯蘭擴張征服與中世紀西方形成之間存在著一種十分密切的聯系。1918年之後，皮朗開始對這一歷史過程公開加以解說，最早是刊載在1922年比利時的一份雜志之上的一篇名為“穆罕默德與查理曼”的短文，而後，在1923年布魯塞爾國際史學大會和1 928年奧斯陸國際史學大會上，他對這一主題又做了進一步的闡發。這些新的理念也構成了他在1925年出版的
依據皮朗的各種著述，筆者將其命題的基本內容概括為︰匈奴和日耳曼各個民族對羅馬世界的沖擊，雖顛覆了西羅馬帝國的統治，但是在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層面上並不具有以往人們所賦予的那麼巨大的意義；作為羅馬世界最基本的特性——地中海的統一性——依舊存在著，並仍舊決定著當時西方社會的基本框架結構。而7世紀以後，來自阿拉伯一伊斯蘭教狂飆般的擴張則對西方社會歷史命運造成了根本性的改變。它徹底地砸碎了各種古典傳統，使地中海世界被割裂為兩大部分，即穆斯林所掌控的西地中海和由拜佔庭所支配的東地中海；正是在這種局勢作用下，西方社會首次出現了由地中海向北方地區的轉移，並蝸居在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之中，其後果就是墨洛溫王朝垮台和加洛林國家興起。由此，西方社會才進入了中世紀時代，新的西方文明方得以誕生。皮朗本人曾以“倘若沒有穆罕默德，查理曼就根本是無法想象的”這種形象的表述作為自己學術主張的集中表達。

皮朗所提出的命題在西方學術界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贊同者有之，但批駁者更多。眾多學者或從觀點方面，或從史料方面，對皮朗學說提出各種各樣的批評和批判。初始，爭論主要集中在對皮朗對各種歷史文獻的解讀方面，他被指責過分地強調了某些材料而又過分地忽視了其他材料。例如，穆罕默德對地中海地區的商業貿易是否真正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再如紙草、東方奢侈性紡織品、黃金硬通貨等“四種消失”，是否正如羅伯特‧S．洛普茲所指出的那樣︰“既與阿拉伯人的擴張入侵不屬于相同的時代，而且這四種消失之間也不是在同一個時期發生的。”然而，對這場論戰做出貢獻的各位參加者，幾乎都承認這方面的文獻史料資源是極度匱乏的；相同的一些數據資料可以用來作為支撐相互尖銳對立的觀點的論據。例如，在貿易方面的各種關鍵性的信息數據大部分皆來自于為數不多的幾位聖徒傳記，或來自于駁雜的文書信件和為數極為稀少的法律文獻及規章。皮朗反復使用都爾的格雷戈里所著的《法蘭克人史》這一歷史文獻，但問題是這部著述又具有多大的可靠性呢？皮朗對當時整個歐洲所發生的各種事件的熟悉程度有多大呢？皮朗是否佔據了一個可對法蘭克經濟狀況進行準確評估的位置了嗎？而那些遺留下來的文獻資料顯然是不足以作為對這些問題的答案。諾曼‧F．坎特也指出︰雖然皮朗命題的吸引力是很明顯的，“然而，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幾位史學家著述則認為《穆罕默德和查理曼》-書的主題過分夸張，而且對于早期中世紀文明作了過于簡單化的處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尤其是法國歷史學家們研究成果的影響，使得“皮朗關于早期日耳曼人的解說遭到了嚴重的削弱”。

坦率地講，筆者在歐洲中世紀早期歷史方面的造詣實在有限，而且對這一領域研究學術史的了解也相當淺薄，故很難對有關“皮朗命題”論爭做出準確而全面的判斷。僅就自己所閱讀的有關文獻、論著來看，皮朗在史料、文獻的使用以及最終結論等諸多方面，正如那些批評者所言，顯然存在一定的缺欠或不周之處。故而他的命題自然難以獲得全面意義上的確立和學界同仁們的廣泛認同。

在“史料”與“結論”這兩處關乎一種學說命運最為緊要的環節皆出現了“問題”，我們是否就可以斷定皮朗的學說休矣，“皮朗命題”休矣？然而筆者覺得下這種結論尚為時過早。理由有二︰一是史料方面，作為一個享有盛譽的嚴謹學者，皮朗歷經數十載時光，在史料爬梳、整理和分析方面所下的功夫極深，似乎已經將當時他所能夠收集到的所有的材料都網羅殆盡了。在撰與最後一部著述過程中，皮朗查閱了大量的文獻材料，其中既有《法蘭克人史》等各類編年史書，也有各個中古王國的法令匯編和羅馬教會檔案匯編等原始文獻；既以往昔歷史文獻作為自己立論之基礎，也常常援引現代史學的論著以為自己觀點張目。據筆者粗略統計，皮朗先後引用的法、德、英和拉丁文、希臘文等各種語言的文獻，共計為170—180種左右。故而可以斷定他絕非是一個憑空杜撰、游談無根的學者，但遺憾的是，他所能夠做到的一切尚不足以支撐自己的結論。為何如此？筆者貿然揣測，除了過分依重某些史料之外，可能也與在當時學術環境下，皮朗所能掌握史料的數量和種類尚不夠全面、系統有關。其次，筆者以為任何一位學者在學術上被同行們予以評說、指責甚至被批判，都不是一件僅具有負面意義的可悲事情。只要批評者出于純正的學術目的，秉持一種客觀、公正的態度，任何學術批評或批判所導致的結果都應是具有正面意義的，因為學術論爭和論戰是推動學術研究持續而健康發展的動力之一。對于西方學術界給予皮朗學說的批駁也應作如是觀。對于這些批駁，我們絕不能簡單地加以接受，正如我們對于皮朗的觀點不能簡單地予以接受一樣。我們需要做的工作︰一是從那些對皮朗否定性的批駁中，探究皮朗的不足或過錯究竟有哪些？這些過錯又是源于何種原因？尤其要注意西方學界在對皮朗的批駁中，是否對其學說主張還有什麼贊許之處？二是在相互參校基礎上考察、在判定那些否定性批駁的學理價值和意義的同時，我們是否也應對皮朗學說的學理價值作一番探討；即從學術發展的角度，評判一下皮朗學說是否對後世史學研究具有某種啟發、引導的意義與功用？因此，我們是否可以換一個思考角度，不是僅僅就史料證據是否充分，最終結論是否恰當進行思辨、考量，而是對皮朗所擇取的觀察視野和史觀等方面作一番剖析，或許會使我們在另一個層面上，對皮朗學說乃至對西方文明形成的歷史認識達到更為確切而全面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