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凝結了著者近二十年來近世醫療社會史研究的心得,側重考察醫學知識的建構與傳播、醫療制度與資源的發展、疾病觀念的變化與社會的關系。著者跳出傳統的醫史研究,試圖發掘醫療史與近世中國社會和文化息息相關的歷史。由于醫學知識的傳播,不同社會階層所獲得的醫療資源也相當豐富,其中女性作為醫療者的角色不容忽視。此外,明清以來國人對各類疾病與療法的觀念也隨著上述的變化而改變。近世中國醫療史所呈現的社會理性,與近代西方所呈現者並不相同,中西醫的相遇與融合,激蕩出色彩紛呈的社會文化意涵。這一融合的過程,至今依然在持續。
梁其姿,香港大學歷史系學士,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學博士。1982至2008年任職台北中研院.曾先後任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2008至2010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2011年起任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兼講座教授。2010年被選為中研院人文組院士。早年研究明清慈善組織,著有《施善與教化》(1997)一書。近年專注于醫療史,著有《中國麻風病史》(英文,2009)一書,並主編《女性與醫療》(英文,2006)、《東亞華人社會近代健康與衛生史》(英文,2010)等書。
目錄
第一編 醫學知識的建構與傳播
第一章 宋代至明代的醫學
一、宋金元時期的醫學傳統
二、傳承體系
第二章 明清中國的醫學入門與普及化
一、導論
二、明代的醫學入門書︰儒醫模式
三、清代的醫學入門書︰實用取向
四、方便習醫︰賦與歌訣
五、專業化與普及化
六、結論
第三章 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
一、人痘接種的發展
二、清代的防痘政策
三、牛痘法的發展及傳人中國
四、結論
第四章 十九世紀廣州的牛痘接種業
一、引言
二、痘師
三、商人、傳教士和官僚
四、廣州對牛痘的接納
五、結論
第五章 醫療史與中國“現代性”問題
一、引言
二、中國醫學知識體系與醫療衛生體系的“近(現)代化
三、醫學在近代西方歷史中的意義
四、從中國醫療制史重新思考中國近代性問題
五、結論
第二編 醫療制度與資源的發展
第六章 宋元明的地方醫療資源初探
一、有關地方醫生之政策
二、藥物資源
三、地方醫療組織
四、結論
第七章 明清時期的醫藥組織︰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官立和私立醫藥機構
一、國家衛生政策
二、晚明和清時期的民間醫學慈善團體
三、醫生、國家和社會
四、結語
第八章 明代社會中的醫藥
一、前言
二、明代的醫學傳統
三、醫者的訓練
四、藥物供應
五、新疾病、健康與醫學
第九章 前近代中國的女性醫療從業者
一、有關“三姑六婆”論述之演變
二、女醫角色的改變
三、對女醫的控制
四、結論
第三編 疾病的觀念
第十章 疾病與方土之關系︰元至清間醫界的看法
一、《內經》的術數方士觀與元以後的轉變
二、方士、疾病與療法
三、結論
第十一章 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
一、上古至東晉時代的“大風”與“癘/癩”疾
二、隋唐時代
三、宋遼金元時代
四、明清時代
五、結論
第十二章 麻風隔離與近代中國
一、清末民初間麻風病患的隔離
二、推動隔離運動積極分子的看法
三、被遺忘的傳統
四、結論
第十三章 從癩病史看中國史的特色
一、前言
二、麻風病在當今生物醫學上的意義
三、麻風病在19世紀全球化論述中的意義及中國的角色
四、中國傳統醫學論述中的“ /癩”及患者的社會形象
五、結論
第一章 宋代至明代的醫學
一、宋金元時期的醫學傳統
二、傳承體系
第二章 明清中國的醫學入門與普及化
一、導論
二、明代的醫學入門書︰儒醫模式
三、清代的醫學入門書︰實用取向
四、方便習醫︰賦與歌訣
五、專業化與普及化
六、結論
第三章 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
一、人痘接種的發展
二、清代的防痘政策
三、牛痘法的發展及傳人中國
四、結論
第四章 十九世紀廣州的牛痘接種業
一、引言
二、痘師
三、商人、傳教士和官僚
四、廣州對牛痘的接納
五、結論
第五章 醫療史與中國“現代性”問題
一、引言
二、中國醫學知識體系與醫療衛生體系的“近(現)代化
三、醫學在近代西方歷史中的意義
四、從中國醫療制史重新思考中國近代性問題
五、結論
第二編 醫療制度與資源的發展
第六章 宋元明的地方醫療資源初探
一、有關地方醫生之政策
二、藥物資源
三、地方醫療組織
四、結論
第七章 明清時期的醫藥組織︰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官立和私立醫藥機構
一、國家衛生政策
二、晚明和清時期的民間醫學慈善團體
三、醫生、國家和社會
四、結語
第八章 明代社會中的醫藥
一、前言
二、明代的醫學傳統
三、醫者的訓練
四、藥物供應
五、新疾病、健康與醫學
第九章 前近代中國的女性醫療從業者
一、有關“三姑六婆”論述之演變
二、女醫角色的改變
三、對女醫的控制
四、結論
第三編 疾病的觀念
第十章 疾病與方土之關系︰元至清間醫界的看法
一、《內經》的術數方士觀與元以後的轉變
二、方士、疾病與療法
三、結論
第十一章 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
一、上古至東晉時代的“大風”與“癘/癩”疾
二、隋唐時代
三、宋遼金元時代
四、明清時代
五、結論
第十二章 麻風隔離與近代中國
一、清末民初間麻風病患的隔離
二、推動隔離運動積極分子的看法
三、被遺忘的傳統
四、結論
第十三章 從癩病史看中國史的特色
一、前言
二、麻風病在當今生物醫學上的意義
三、麻風病在19世紀全球化論述中的意義及中國的角色
四、中國傳統醫學論述中的“ /癩”及患者的社會形象
五、結論
序
為中國醫療史研究請命
道不遠人,以病者之身為宗師
名不苟請,以療者之口為依據
章太炎,1929
中國醫療史的研究者,往往很羨慕西方的同行。最主要的原因是醫療史這個領域在西方學術界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不但相關的專書、學術期刊、專業學會已很多,而且不少大學提供醫療史課程,甚至醫學院里都有醫療史必修課程,以深化醫學院學生的人文修養。現階段西方醫療史專書、論文的主題已極多樣化,適合不同程度、興趣的讀者,學者不難從中找到啟發與靈感。因此中國醫療史的研究者,平常都得閱讀西方醫療史相關書籍,以擴大視野與開拓思路。
最令中國醫療史學者羨慕的,是西方醫療史這個領域不處于史學的邊緣,而已融入整體的西方文明史,成為其不可分割的構成部分。換言之,醫療史與歐洲主要的歷史發展階段,如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啟蒙運動、19世紀革命、女性主義、後啟蒙思潮等緊密相扣。同時,研究的取向亦自然地隨著主流思潮、史學的發展而發展。20世紀初期的醫療史仍具濃厚的啟蒙思想,英雄式的、代表西方科技進步的醫療史為研究的主流,西方醫療史大體看來較似一部頌揚征服疾病、不斷往前邁進的科學史。20世紀80年代啟蒙思潮興起後,西方醫療史研究也起了基本的變化,甚至可說成為這個思潮的主導力量之一。福柯(Michel Foucault)以精神病在西方的歷史、醫學臨床的誕生、性史等作為批判西方現代文明的切入點。醫療史不再是英雄式的、標榜科學進步的歷史。福柯描述近代西方文明的醫學知識結合著政治權威織造了一個天羅地網,人在其中無所遁形,無從維護身體自主,是一本充滿悲觀與無力感的歷史。
但與此同時,特別是英國的學者也進一步注意醫史中“英雄”以外的小人物。在Roy Porter、Margaret Pelling等筆下,醫史的主角從著名的醫生、醫學技術的大發明、大醫院等轉移到病人、邊緣醫生、郎中、產婆、巫師、外科醫生的前身剃頭師等。Porter提醒讀者,如果只有醫生,沒有病人,就成不了醫史,所以病人與醫生一樣重要。Pelling則以翔實的史料說明晚至18世紀,正式在學院受訓練的醫生只佔活躍的醫療者的一小部分。研究醫療史就要把近代及以前的多元醫者面貌、各類的醫療手段與方式還原。所以20多年來西方醫療社會史的研究內容更豐富與活潑,這些英國學者以另一種方式拋開英雄式的、啟蒙式的醫史,平實地研究一般人如何處理身體、病痛的問題。
目前歐美醫史研究更細致化。它與科學史類似而不盡相同。最具創意的研究範圍之一為醫學知識在空間兩端的建構︰一種是醫學知識在具體地方的累積過程,另一取向是全球跨文化的知識建構。前者從地方小區居民的業余研究活動、他們與主流科學專家的互動來看科學知識從下而上的建構的一個活潑而具體的過程。後者則著重17、18世紀以來長程航運、商業活動所促成的新的客觀知識追求與建立方式,及全球性跨文化知識的流動與轉移。這類從具體歷史個案出發的醫史或科技史研究,強調社會與文化史成分,把西方醫學知識復雜的內容與建構過程仔細地再呈現,是目前最具動力的領域,當中不但有醫學、科技史知識的討論,還牽涉都市史、物質文明史、性別史、宗教文化、社群史、商業史、國族發展史等史學範圍。
相對于發展成熟而多元化的西方醫療史,中國醫療史或醫療社會史在中國史學範圍里的“妥當性”似乎仍存在質疑。近年來我經常被問到我為何仍在做醫療史,為何不回去做傳統的社會史。言下之意,醫療史在中國史里是有點偏門、有點不入流,甚至乏味,所以淺嘗其中滋味即可,不宜久留。這些質疑,不是沒有道理。我想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可能是中國傳統醫學在清末巨變後的歷史書寫中,從未能蛻變為“英雄”。在20世紀初期新文化運動中,傳統醫學成為中國舊文化中“落後”與“迷信”部分的主要符號。就算民國時力挺中醫的章太炎,也不留情地質疑傳統醫學的一些核心觀念︰“然謂中醫為哲學醫,又以五行為可信。前者則近于辭遁,後者直令人笑耳。”這與19世紀末以來的西方醫學,佔有科學發展的“龍頭”歷史地位,正好相反。而近代東亞學術主流,無不以追求科學或科學精神為己任。無論是明治時期日本揚棄漢醫,魯迅痛斥庸醫,還是1929年國民黨精英廢除中醫之議,都說明了當時在西方強勢的文化與政治威脅下,傳統醫學存在的空間不斷被壓縮。雖然20世紀60年代以來,傳統醫學在國內被尊為國粹,但是其知識內容與學制已大幅度西化,或曰“科學化”。既然傳統醫學不被認為是中國文化里值得全面保留的東西,醫療史研究的妥當性存在質疑,是可以理解的。
近年來,中國傳統療法漸再抬頭,而且不限于華人社會。一些傳統的技術如針灸、按摩、推拿等在世界各地成為興盛的“另類”醫學,在歐美,不少醫療保險公司也已將這些療法包納在保險政策里,說明西方社會已承認這些療法的正當性與有效性。傳統草藥的研發,更是學院的主流科研項目之一,往往得到商界大力支持,被認為是充滿商機的投資。在美國,目前至少有39所遍布各州的提供針灸與“東方醫學”訓練的立案學院。這些學院大部分在20世紀90年代得到政府承認,學員經三四年訓練後可得碩士學位,每年在這些學院學習的人數約在六千至一萬。�在世界各地,以傳統中醫養身、減低痛楚、治療慢性宿疾甚至急性時疾,亦已蔚然成風氣。不過,這些近來的發展,似乎仍不能讓傳統醫學獲得“英雄”的歷史地位,因為它始終不被視為可與西方生物醫學平起平坐的“科學”。主流的歷史學也始終以懷疑的眼光對待醫療史研究。
……
道不遠人,以病者之身為宗師
名不苟請,以療者之口為依據
章太炎,1929
中國醫療史的研究者,往往很羨慕西方的同行。最主要的原因是醫療史這個領域在西方學術界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不但相關的專書、學術期刊、專業學會已很多,而且不少大學提供醫療史課程,甚至醫學院里都有醫療史必修課程,以深化醫學院學生的人文修養。現階段西方醫療史專書、論文的主題已極多樣化,適合不同程度、興趣的讀者,學者不難從中找到啟發與靈感。因此中國醫療史的研究者,平常都得閱讀西方醫療史相關書籍,以擴大視野與開拓思路。
最令中國醫療史學者羨慕的,是西方醫療史這個領域不處于史學的邊緣,而已融入整體的西方文明史,成為其不可分割的構成部分。換言之,醫療史與歐洲主要的歷史發展階段,如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啟蒙運動、19世紀革命、女性主義、後啟蒙思潮等緊密相扣。同時,研究的取向亦自然地隨著主流思潮、史學的發展而發展。20世紀初期的醫療史仍具濃厚的啟蒙思想,英雄式的、代表西方科技進步的醫療史為研究的主流,西方醫療史大體看來較似一部頌揚征服疾病、不斷往前邁進的科學史。20世紀80年代啟蒙思潮興起後,西方醫療史研究也起了基本的變化,甚至可說成為這個思潮的主導力量之一。福柯(Michel Foucault)以精神病在西方的歷史、醫學臨床的誕生、性史等作為批判西方現代文明的切入點。醫療史不再是英雄式的、標榜科學進步的歷史。福柯描述近代西方文明的醫學知識結合著政治權威織造了一個天羅地網,人在其中無所遁形,無從維護身體自主,是一本充滿悲觀與無力感的歷史。
但與此同時,特別是英國的學者也進一步注意醫史中“英雄”以外的小人物。在Roy Porter、Margaret Pelling等筆下,醫史的主角從著名的醫生、醫學技術的大發明、大醫院等轉移到病人、邊緣醫生、郎中、產婆、巫師、外科醫生的前身剃頭師等。Porter提醒讀者,如果只有醫生,沒有病人,就成不了醫史,所以病人與醫生一樣重要。Pelling則以翔實的史料說明晚至18世紀,正式在學院受訓練的醫生只佔活躍的醫療者的一小部分。研究醫療史就要把近代及以前的多元醫者面貌、各類的醫療手段與方式還原。所以20多年來西方醫療社會史的研究內容更豐富與活潑,這些英國學者以另一種方式拋開英雄式的、啟蒙式的醫史,平實地研究一般人如何處理身體、病痛的問題。
目前歐美醫史研究更細致化。它與科學史類似而不盡相同。最具創意的研究範圍之一為醫學知識在空間兩端的建構︰一種是醫學知識在具體地方的累積過程,另一取向是全球跨文化的知識建構。前者從地方小區居民的業余研究活動、他們與主流科學專家的互動來看科學知識從下而上的建構的一個活潑而具體的過程。後者則著重17、18世紀以來長程航運、商業活動所促成的新的客觀知識追求與建立方式,及全球性跨文化知識的流動與轉移。這類從具體歷史個案出發的醫史或科技史研究,強調社會與文化史成分,把西方醫學知識復雜的內容與建構過程仔細地再呈現,是目前最具動力的領域,當中不但有醫學、科技史知識的討論,還牽涉都市史、物質文明史、性別史、宗教文化、社群史、商業史、國族發展史等史學範圍。
相對于發展成熟而多元化的西方醫療史,中國醫療史或醫療社會史在中國史學範圍里的“妥當性”似乎仍存在質疑。近年來我經常被問到我為何仍在做醫療史,為何不回去做傳統的社會史。言下之意,醫療史在中國史里是有點偏門、有點不入流,甚至乏味,所以淺嘗其中滋味即可,不宜久留。這些質疑,不是沒有道理。我想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可能是中國傳統醫學在清末巨變後的歷史書寫中,從未能蛻變為“英雄”。在20世紀初期新文化運動中,傳統醫學成為中國舊文化中“落後”與“迷信”部分的主要符號。就算民國時力挺中醫的章太炎,也不留情地質疑傳統醫學的一些核心觀念︰“然謂中醫為哲學醫,又以五行為可信。前者則近于辭遁,後者直令人笑耳。”這與19世紀末以來的西方醫學,佔有科學發展的“龍頭”歷史地位,正好相反。而近代東亞學術主流,無不以追求科學或科學精神為己任。無論是明治時期日本揚棄漢醫,魯迅痛斥庸醫,還是1929年國民黨精英廢除中醫之議,都說明了當時在西方強勢的文化與政治威脅下,傳統醫學存在的空間不斷被壓縮。雖然20世紀60年代以來,傳統醫學在國內被尊為國粹,但是其知識內容與學制已大幅度西化,或曰“科學化”。既然傳統醫學不被認為是中國文化里值得全面保留的東西,醫療史研究的妥當性存在質疑,是可以理解的。
近年來,中國傳統療法漸再抬頭,而且不限于華人社會。一些傳統的技術如針灸、按摩、推拿等在世界各地成為興盛的“另類”醫學,在歐美,不少醫療保險公司也已將這些療法包納在保險政策里,說明西方社會已承認這些療法的正當性與有效性。傳統草藥的研發,更是學院的主流科研項目之一,往往得到商界大力支持,被認為是充滿商機的投資。在美國,目前至少有39所遍布各州的提供針灸與“東方醫學”訓練的立案學院。這些學院大部分在20世紀90年代得到政府承認,學員經三四年訓練後可得碩士學位,每年在這些學院學習的人數約在六千至一萬。�在世界各地,以傳統中醫養身、減低痛楚、治療慢性宿疾甚至急性時疾,亦已蔚然成風氣。不過,這些近來的發展,似乎仍不能讓傳統醫學獲得“英雄”的歷史地位,因為它始終不被視為可與西方生物醫學平起平坐的“科學”。主流的歷史學也始終以懷疑的眼光對待醫療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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