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以前，中國史學領先西方史學，為彰明較著之事實。中國自遠古時代起，設立及時記載天下事之史官，數千年不絕，世界萬國，無此制度；中國史官記事，至魏晉以後，兼及修史，浩瀚史料，編纂成籍，中國翔實之正史，遂破世界史學之紀錄；中國史學，特色為精細、詳贍、博大，與西方史學比較之後，益見凸顯；人類之文明史，亦待中國史學理論之發揮而創寫。凡此，皆中國史學之世界價值，極值珍視。
19世紀以後，西方史學進入黃金時期(the golden age ofhistoriography)。歷史所涉及之範圍，已擴展至社會、經濟、心理與文化。史學家已不再只寫王朝、戰爭、條約與宗教。出色之大史學家如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麥考萊(Lord Macaulay，1800-1859)、米其勒(Jules
Michelet，1798-1874)、柏克曼(FrancisParkman,1823-1893)、孟蓀(Theodor von Mommsen,1817--1903)等，不再是記錄者( chroniclers)、編年者(genealogists)與說故事者(
story-tellers)。所寫成之新史，觸及人類經驗之多樣性與復雜性。環顧寰宇，未有類此嶄新之歷史。加以競新斗奇之史學方法，亦于此時出現。尼博兒(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蘭克所創以語言文字批評史料之方法，掀起史學革命，量化方法、心理分析方法以及社會科學方法，隨之群出並作，如飆風驟起，西方史學，于是風靡天下，舉世史學，皆俯首于其下，未有能與相頗頏者。
19世紀以後，兩方史學極盛，中國史學則趨于衰微，博洽精醇之歷史巨著不再現。寢假至西方史學東來，攻擊與貶抑中國史學之聲浪四起。兩千余年之中國史學，于是遭遇空前未有之大變局。史學存亡，決于旦夕，有識之士，如梁啟超、張蔭麟、陳寅恪之議論，遂為中國新史學之指南，有待發揮而評論焉。
梁啟超為晚清言淪界之驕子，學術界與政治界最活躍之人物。深愛中國史學，亦猛烈攻擊中國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為其對中國史學之無情攻擊。所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輾轉接受德、法班漢穆(Ernest Bernheim，1854- -1937)、朗格諾瓦(Charles V.
Langlois，1863-1929)與瑟諾博司(CharlesSeignobos，1854-1942)之史學方法，而以優美明快之文筆暢述。謂史料為“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分史料為“直接的史料與間接的史料”，“文字的史料”與“在文字記錄以外”之史料；論及史跡之論次，畫出“史跡集團”，以為研究範圍。此皆石破天驚之史學見解，梁氏果能如此自創耶？稽之班漢穆、朗格諾瓦與瑟諾博司三氏之說，梁氏之新說，泰半非出之于個人。惟梁氏以寬闊之胸襟，于所熱愛之中國史學之外，廣納異趣之西方史學，此為大史家之風範，亦輸入西方史學之第一功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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