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生平喜歡斗牛和打獵。在斗牛方面，他雖然只是個看客，但決不是個普通的看客，而是深諳其中三昧，並對其中表現出的人生哲理、美學價值具有深刻的理解，他的兩部關于斗牛的專著《死在午後》和《危險的夏天》可為佐證。在打獵方面，他就更不滿足于只做一個看客，而是要親歷親為了。早在1926年，在《太陽照常升起》中，他就表示要“到東非去打獵”。1933年，完成了短篇小說集《贏家一無所得》之後，他開始履行多年前許下的諾言。
1933年8月7日，海明威與第二任妻子波琳‧菲佛從哈瓦那坐船到達西班牙的桑坦德，兩個月後，于暮秋季節抵達巴黎。11月22日坐“梅津格爾將軍號”客輪從馬賽出發，經蘇伊士運河，入印度洋，分別在賽德港、吉布提港和亞丁港稍作逗留後，于12月8日到達肯尼亞的蒙巴薩港。在那里，他們與應邀前往的好友湯普森會合，雇用了專門陪人打獵的白人專業獵手、當地的導游、追獵手和腳夫等，組成了游獵隊，正式開始了在東非的打獵經歷。
1934年1月中旬，海明威在去東非的航行途中感染上的痢疾嚴重發作，大腸腫脹，露出體外達三英寸。根據波琳的回憶，他“每天都要流失近一夸脫的血”。最後，眼看他病得起不了床，白人職業獵手帕西瓦爾的助手訂了一架私人飛機，把他送到內羅畢。他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治療，一個星期內便告痊愈，返回獵區。而那架救了海明威一命的私人飛機則令他念念不忘，在他的短篇名作《乞力馬扎羅的雪》中，主人公哈里因腳傷未及時處理，引起感染，被困在野外等待救援，乃至去世前的昏迷中，那架飛機又出現在他的夢里，只是這次飛機沒能救主人公的命，而是載著他飛往乞力馬扎羅山，讓那里成了他的歸宿。
根據杰弗里‧邁耶斯所著《海明威傳》（麥克米倫出版公司，1985年）介紹，海明威此次東非之行共捕獲三頭獅子、一頭水牛、二十七頭別的動物（這與本書所記不符）。2月中旬，在肯尼亞雨季來臨之前，他們返回蒙巴薩港以北的馬林迪海岸，在那里釣了一星期魚後，正式結束了第一次非洲之行，坐船回到法國，途中在當時屬于巴勒斯坦的海法港與專程前往的湯普森的妻子會合，在那里稍作逗留，並游覽了加利利海，隨後便坐船回紐約，航行途中邂逅德國女明星瑪琳‧黛德麗，後來兩人關系很密切，她尊稱他為“爸爸”。
一回到在美國基韋斯特島的老家，海明威就開始寫作《非洲的青山》。寫成後先在雜志上連載，後于1935年10月出版單行本，初版印數為10550冊。在卷首語中，他開宗明義地宣布，“作者試圖寫出一本絕對真實的書，為的是看看一個地區的形態和一個月中的活動的格局，如果得到真實再現的話，能不能與一部虛構的作品媲美。”事實的確如此，根據邁耶斯所著《海明威傳》的記載，本書所述多為真人真事。比如以陪人打獵為生的白人職業獵手菲利普‧帕西瓦爾（即書中的杰克遜‧菲利普先生，海明威稱其為老爹），此人大有來頭，曾陪同英國首相丘吉爾和美國總統泰迪‧羅斯福打獵。羅斯福曾有專文提到他。在陪海明威打獵過程中，以其軍人氣質和高貴談吐贏得波琳的崇敬，與海明威更是惺惺相惜。海明威稱帕西瓦爾是他本人的更為高貴的翻版︰“老爹是她（波琳）理想中的男人，勇敢，溫柔，風趣，從來不發脾氣，善解人意，知書達理，像個好男人應該的那樣有點貪杯，而且，在她眼里非常帥。”帕西瓦爾也毫不吝嗇其對海明威的贊美之詞，對他的性格、槍法和記憶褒獎有加，認為“跟他在一起很有趣。他風趣，友好，槍法準。我喜歡他。他有驚人的記憶力，在他給我的信中和《非洲的青山》中把我幾年前說的話復述得一字不錯”。二十年之後，海明威第二次去東非打獵，又是帕西瓦爾作陪，此時海明威也已是半百老人，他與帕西瓦爾互以老爹相稱，而帕西瓦爾更是被尊為“大家的老爹”。作為第二次打獵的成果之一，海明威寫出了《曙光示真》，但是直到1999年海明威誕辰100周年之際，該書才由出版社整理出版。
海明威最早是邀他的另外兩個朋友麥克萊什和斯特萊特一起去的，但是他們知道他好勝心強，會把原本是度假、娛樂性質的打獵活動變成日復一日的競爭，因此婉言拒絕了他的邀請。結果是湯普森（即書中的卡爾）接受了邀請。麥克萊什和斯特萊特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雖然海明威認為卡爾“不苟言笑，溫文爾雅，善解人意”，但是，卡爾的運氣和打獵技術卻令他產生強烈的妒忌。卡爾打到的一頭犀牛的小角比海明威打到的那頭犀牛的大角還要長，為此海明威感到很不自在，說起話來“就像快要暈船的人或蒙受重大經濟損失的人一樣”。倒是波琳從中斡旋，勸海明威“請盡力表現得像個人樣”。難得的是海明威並不掩飾自己的這種妒忌，而是將它如實寫出，表現出一個男人的坦誠。但是卡爾似乎並沒有原諒他，因為自從1935年之後，他就退出了海明威的生活圈子，而當波琳與海明威離婚時（1940年。同年海明威即與第三任妻子結婚），他堅決地站在了波琳一邊。
海明威一生共娶過四位妻子，他的好友、與他齊名的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曾調侃說，海明威每創作一部重要作品都需要一個新的女人。比如，《永別了，武器》的創作靈感來自于他在意大利負傷後住在米蘭醫院時結識的護士艾格尼斯；《不固定的聖節》回憶他與首任妻子哈德莉在巴黎的往事；創作《喪鐘為誰而鳴》時有第三任妻子瑪莎‧蓋爾霍思作伴。波琳‧菲佛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兩人于1927年（海明威與第一任妻子離婚的同一年）結婚。波琳出生于美國的一個小康家庭，大學畢業後曾就職于《克里夫蘭星報》、《紐約每日電訊報》等，後來去了巴黎，成為巴黎《時尚》月刊的編輯助理，時常出入時裝展覽會等高雅場所。難為她拖著矮小的身軀，踩著夾腳的新鞋，跟著海明威在非洲獵區里爬山越嶺，尋蹤覓跡。她那副楚楚可憐的樣子深得當地土人及老爹的同情和敬重，大家稱她為“可憐的老媽媽”，海明威干脆在書中將她簡稱為P．0．M（即英文Poor
Old Mama的首字母縮寫），當時兩人感情尚好，海明威在書中時時流露出對她的關心體貼之情。
有評家說，海明威對非洲的風景和動物有興趣，以致還沒離開非洲就已經開始懷念它們，並有二十年之後的第二次非洲之行；但是對非洲的風俗和人則沒有好感。所以他對非洲打獵的記述表達的只是在接近處于自然狀態的野生動物時的那種興奮心情，而缺乏《死在午後》與《危險的夏天》中描寫西班牙斗牛時表現出來的藝術與文化內涵。的確，海明威出于其白人的優越感，對陪他打獵的黑人們缺乏尊重，尤其是那個愛表演的他戲稱為加利克的土人，更是成為他極力嘲諷的對象。不過，海明威的這種偏見也不是針對所有的黑人，對于那個叫“垂眼皮”的黑人追獵手，海明威的描寫就很客觀，甚至帶有某種崇敬。而當他們沒有當面向為他們帶了很大一段路的“羅馬人”告辭時，海明威覺得挺不是滋味，並且兩次提到這一點。
前面說過，海明威開始東非之行前，剛剛出版了短篇小說集《贏家一無所得》，但是該書得到了許多評論家的批評，為此，海明威憋了一肚子火。在這次非洲之行中他遇到了一個叫康迪斯基的奧地利人，此人自稱愛好文學，並稱讀過海明威早期的詩作，于是海明威就產生了一種他鄉遇知音的感覺，與他大談文學，並對當時世界文壇上的一些知名作家發表了褒貶互見的看法。當然這僅是他的一家之言，我們今天臧否這些作家時，完全不必受他的影響。不過他在分析作家寫不出更多的好作品的原因時的一段話，倒是一針見血的︰
我們從很多方面毀了他們。首先是經濟上。他們賺到了錢。作家只該踫巧才能賺到錢，盡管好書最終總是能賺錢的。當我們的作家賺了點錢，提高了生活水平，他們就被束縛住了。為了保住家業、妻子等等，他們不得不寫作，于是就寫出了糟粕。這種糟粕並不是故意寫出來的，而是因為倉促從事。因為他們明明無話可說或者沒有素材卻還是要寫。……或者是因為他們讀了評論文章。如果他們對說他們偉大的評論照單全收，那麼看到說他們是垃圾的評論也必定全部吃進，于是就失去了信心……評論家們使他們變得無能了。
看起來這種現象的存在是不分地域和年代的，而且不只是在文學界，在體育界、演藝界乃至其他一些行業，又何嘗不是如此呢？！話扯遠了，就此打住，請讀者們還是跟隨海明威深入到非洲的深山老林，去聆听非洲獨特的獅吼捻叫，體驗與野生動物斗智斗勇的驚險場面吧。
張建平
寫于1999年7月21日
海明威誕辰100周年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