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濫觴于12世紀的歐洲。在意大利中部，有一所叫博洛尼亞的大學，是有史可稽的最早的大學，至今依然人聲鼎沸，香火旺盛，大約有6萬人的規模。還有哲學家阿貝拉爾曾經戰斗過的巴黎大學，以及稍晚一些的牛津、劍橋、薩勒諾、海德堡、科隆等大學，都是中世紀知識傳承的中心。
大概世界上還沒有一種社會組織如大學這般古老而常新。壽命最長的經濟組織不過200年不到，政治組織的壽命更短。大學則不因政治的風雲變換、改朝換代而飄搖不定，也不因生產方式的革命而被革命。為什麼大學可以經千年而不衰？是什麼東西使大學在時間的洪流中堅挺如初?必定是一種精神，大學所特有的一種精神。因為任何制度都可以被命運擊碎，唯有精神才是永恆。只要精神在，制度就在；精神不在了，制度便隨風而去。大學制度長壽的秘密就在于其一以貫之、綿延不絕的大學精神——那就是學術自由、大學獨立、追求卓越。
大學的精神財富應當追溯到中世紀。“黑暗”的中世紀不是絕對地伸手不見五指。歐洲人學會邏輯理性思考、運用亞里士多德博大的知識和猶太人熾熱的信仰改造日爾曼人精力過剩的軀體和荒蠻的心靈，肇始于中世紀（見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大學正是改造心靈的產物。
最早的大學（universitas或studium
generale）和城市的其他行業組織的性質一樣，屬行會性質。人們要吃飯，就要有吃飯的看家本事。12世紀的歐洲城市于是就有了專門銷售和購買這些本事的職業群體——知識分子。他們和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不一樣，一開始就是生于“草根”，自謀生計、自食其力，沒有一個從政治中心、從主流群體游走出來，落于“草根”、淪為邊緣的過程。自古中國知識分子屬于士、農、工、商“四民”之首，壟斷知識生產與再生產，一條科舉大道把讀書人的命運與官僚科層體制緊緊聯系起來。1905年的某一天這條改變命運的大道突然坍塌，讀書人一夜之間手足無措，紛紛涌向政治的邊緣，落草為工、為商、為兵，“四民之首”不復存在。從民國初年的被動落難，到“五四”時代一部分人的積極高呼“勞工神聖”，直到最後終于帶上“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光環，這一精神蛻變過程不可謂不痛苦，用楊絳先生的話說，叫知識分子的集體“洗澡”。這一落差不可謂不大，心理適應起來異常艱難，都100多年了，還是有些不舒服。今天的各種入學考試制度，似乎還在重溫昨日的科舉舊夢，創造了舉全球無雙的壯麗風景︰在每年的那一天早晨，警察扎斷交通，護送著“考子”們迎著一輪朝陽走進考場。一旦走進大學，尤其讀了碩士、博士，再也不願做搬運工和的士司機了。這叫“知識改變命運”。“博士畢業賣豬肉”，在科舉出仕的文化習慣里是很難接受的。在歐洲，知識分子自始至終就是勞動階級的一部分，準確的說法是小生產者的一部分。為了保護自身的知識生產利益，他們結成行會組織，這就是師與生的綜合化組織universitas，不斷與地方的宗教、政治、世俗勢力抗爭。他們不像我們的書生負笈雲游，而是為了面包和房屋于街頭巷尾天天與市民摸爬滾打。如果師與生們不高興了，大旗一揮，離開巴黎，巴黎的經濟陡然滑坡，市井蕭條，于是當政者和教會逐漸認識到大學對一所城市的繁榮是何等的重要，趕緊發布包括辦學自主、法律特赦令在內的各種優惠政策，招引師生回來。甚至在巴黎街頭學生與市民發生糾紛導致命案，學生也可免于刑罰。大學的自治權利是一步步爭取來的。早期的大學分學生行會和教師行會。學子們以地緣為紐帶，也就是“老鄉(
nations)”集聚一起，選出一名校長(rector)負責管理，共同出資聘請教師傳業，因此對教師有嚴格的要求。如不得無故缺課、遲到早退，離開城鎮耍交保證金；如果少于5名學生听課，就要受到罰款；講授的進度也有規定，一學期下來，如果只講一個導論或書目，磨磨蹭蹭，有混飯吃的嫌疑，立刻解聘。而教師行會也有自己的一套規矩，最拿捏學生的就是“準入”機制。如要從事教師職業，必須進行論文答辯，通過後發給“執教許可證”，準予上崗營業。許可證，與學位制度有著淵源關系，是最早形式的學位。意大利以學生大學為主，而法國的教師大學居多。這個傳統延續下來，至今意大利的學生自治權利很大，稍有激動，打碎學校或城鎮的玻璃則是家常便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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