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成都出版業研究

總序
序
緒論
第一章 成都古代和近代早期的出版業
一 中國印刷術的發源地
二 繁榮一時的五代十國、兩宋出版
三 元氣漸復的明清出版
四 重放異彩的近代早期出版
第二章 民國時期成都出版業的發展狀況
一 發展原因及背景
二 成都出版業沿革
三 “木書業”的數量分布及分析
四 近代出版企業的興起
五 近代印刷技術的進步和印刷企業的發展
六 近代圖書發行企業的崛起
第三章 民國時期成都出版業的經營
一 近代“木書業”的出版活動
二 近代出版企業的經營
三 近代印刷企業的經營
四 近代圖書發行企業的經營
第四章 民國時期成都出版業的自治組織
一 出版業的同業公會組織
二 出版業工人的職業工會
第五章 民國時期成都出版業的監管
一 監管的法規
二 早期的監管機構
三 抗戰時期的監管機構
四 解放戰爭時期的監管機構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本書是張忠副教授在其博士論文《民國時期成都出版業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一部學術專著。其出版填補了四川文化史研究的一個空白，可喜可賀！

近代出版物是傳承文化之一重要“載體”，對近代文化的傳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往往決定著文化傳播的內容、方式以及受眾的範圍，對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對成都出版業的生產、流通、管理，以及這些“載體”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等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視的重大意義，都應納入文化史的範疇加以討論。出版史作為以歷史上的出版活動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專史，是歷史學與出版學和編輯學的交叉學科。研究的範圍大致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出版業內部各方面的聯系，二是出版業與社會的互動，譬如出版活動與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教育的聯系與影響等等。

近年來，各國關于出版史的研究方興未艾。西方學者極為關注此一論域，哈貝馬斯在研究“公共領域”時，就注意到期刊等出版物在構建“公共領域”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安德森在探討“想象的共同體”崛起的原因時，特別闡釋了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法國學者戴仁開創性地研究了商務印書館的歷史；新西蘭學者葉宋曼瑛對商務印書館的早期領導人張元濟進行了專題研究；美國學者芮哲非詳細研究了1876—1937年間上海印刷業的發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國內學者對出版史研究的興趣也日趨濃厚。同樣以商務印書館為例，近年來，學者除了對張元濟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外，還探討了商務印書館後期的領軍人物——王雲五在該企業重建以及發展歷程中的巨大作用，並對其作出了較為公正和全面的評價。另外，有學者從文化知識傳播的社會功能這一視角考察商務印書館的歷史，揭示出商務印書館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和教育發展的關系；還有學者探討了商務印書館與中國近代文化的互動關系，高度評價商務印書館對推動中國近代文化發展作出的杰出貢獻；甚至有學者將商務印書館與《新青年》、北京大學相提並論，稱之為近代中國文化發展的三大重鎮。正是在出版史研究日趨轉熱的氛圍中，本書正式付梓，可謂應運而生。

本書為張忠的第一部殫精竭慮之作，如下數端，值得一書︰

其一，本書是填補四川出版史研究空白的作品。自西學東漸以來，近代中國出版業最發達的地區屬東南沿海地帶，中國近代出版史的研究自然亦集中于這一繁華之區。相對于東南沿海地區，偏居西南邊陲的四川的現代化的轉型起步較晚，發展相對緩慢，這一歷史特點不僅決定川省相對較多地保留了一些傳統因素，也致使四川文化及其載體出版物與出版業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因此四川出版業具有重要的，甚至可說更為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本書對民國時期成都的出版業進行了細致地梳理，重建了成都出版業發展的史實，可稱得上是四川出版史研究的力作。相信本書的出版將有助于進一步深化西南區域史尤其是西南區域文化史的研究。

其二，本書是一部有助于深化抗日戰爭史研究的著述。成都出版業最繁盛之期為抗戰時期。其時，國府西遷重慶，東部大量人口和企業也隨之西遷，成都的出版業一度呈現了反常的畸形繁榮。當時成都圖書、雜志、報紙供不應求，出版企業競相創辦，促進了成都出版業的迅速發展。本書用相當大部分的筆墨描述了戰時成都出版業的發展樣態，揭示出成都出版業和抗戰的緊密關系，從一個側面豐富了抗日戰爭史的研究。

其三，本書是一部治學態度嚴謹、史料翔實之作。史學研究歷來以史料為生命線，“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否則研究即為無源之水。本書作者在史料搜集上頗有功夫。與其他出版史的專著不同，本書在參閱大量同時代學者研究成果的同時，更大量地征引了珍藏于四川省檔案館和成都市檔案館的民國檔案資料，為提升本書的學術價值發揮了關鍵作用。民國期間的出版業是一種經營較為分散的行業，因此檔案中對成都出版業的記載十分凌亂。作者在閱讀大量檔案的基礎之上，對相關檔案材料進行了細致的整理，爬梳剔掘，條分縷析，基本理清了民國成都出版業的輪廓。由于擁有大量資料支撐，本書可謂文章未寫“半句空”。

當然本書也有一些缺點，有待于作者以後加以改進。由于作者十分注重于史實的重建，著力于出版業內部各種因素的梳理，而對成都出版業與當時經濟、教育、思想、文化的互動關系的研究則略顯單薄。這是作者今後從事類似研究時需要特別注意之處。

張忠2004年考入四川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其謙稱基礎不厚，需笨鳥先飛。且言而有信，潛心向學，三年苦讀，進步頗為顯著。其博士論文經改編成書出版，確是心血凝聚之果。“路漫漫其修遠矣，吾將上下而求索”，希望張忠再接再厲，不懈耕耘，在史學研究領域中奮力進取，做出更多有價值的學術成果。

陳廷湘
2011年4月30日于四川大學